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1990）

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试图重走启蒙之路，改变自己过去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的改变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尤其是作否定自己思想的转变，它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些工作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卡尔·波普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深入浅出地谈了很多思想问题，他不仅批评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极其尖锐地批评了近二百年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及其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传统思想。这些问题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于启蒙工作，然而却非常轻易地倒向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这种结果导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长期处于黑格尔式的德国传统的影响之下，使中国的启蒙运动甚至有所倒退，陷入极端愚昧的教条迷信。到八十年代初期，几乎在所有方面，我们不得不重复七十年前的问题。因此，在今天重提这些问题之时，如果我们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蹈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覆辙。最近十年来，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弗洛依德、海德格、法兰克福学派、轻易涌入中国，主宰思想潮流，对当代理性和科学思想产生许多误解；另一方面很多人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中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对共产党改革和改革派充满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鼓吹“新权威主义”。思想总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究竟什么是近代启蒙思想，究竟如何看待上述思想倾向，卡尔·波普的谈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黑格尔和海德格污染了语言

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及其传统学术思想的批评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中国，甚至世界其它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因为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可以说他们是从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传统中接受的，另一方面亦可以说，这种倾向又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德国的这种哲学思维。然而，近

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1990）

共产党极权社会有着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和思想，这种和开放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特性，在它的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中都会有所表现。因此，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运动、每一种思想、甚至每一个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对我们施加的禁锢、压迫和扭曲。

卡尔·波普本世纪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哲学家。他不仅在科学哲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45），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出发，以科学理性的方法，对于乌托邦外衣下的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一九八七年西德《世界报》（Die Welt）曾以三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对他的专访。时过两年，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八九年二月十九、二十一、二十三日《世界报》又以同样三整版的篇幅连载了对他新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卡尔·波普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再次发表了许多极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对东欧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当代科技高度发展和绿党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对德国思想的尖锐批评，以及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剖析。卡尔·波普的分析和许多流俗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三篇对卡尔·波普的专访，无论对大陆还是海外的中国学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笔者将分两部分向大家介绍波普的这次谈话（第二部分题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

一、改革必须改变制度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党制度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1990）

直到今天，因为党内斗争失败而逃到海外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虽然由于生存的需要而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内，但是却仍然坚持他们党内改革派的立场。在九○年春季，他们说，“我们十年改革做的比东欧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幸运就幸运在有邓小平掌舵”（东柏林《国际论坛》第一次会议），“如果没有党外知识分子的干扰，我们的改革本来是会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页）。到九零年夏季以后，他们更开始全面否定“八九”民运，再度宣扬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不仅过去、而且未来的希望都系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国的传统不适合、也不能走西方和东欧的道路（《民主中国》90／2，第40页和90／4，第49页）。然而，“体改委”知识分子们的上述论点前后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东欧和西方的道路，我们何以比人家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它巩固了共产党“开明派”的地位？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体制内改革及其改革派的问题，在华人世界以外是已经有历史答案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奥塔·西克教授，今年七十岁，是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顾问，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代曾任杜布切克政府的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他流亡到瑞士，继续在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八十年代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之时，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大陆访问，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者及国务院体改委的幕僚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甚至影响了中国关于改革的讨论。

但是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奥塔·西克的思想，也不知道上述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者究竟从他那里得到那些启发，那些从中国逃出来的党内改革派人士的水平是否真的已经远远高于奥塔·西克，中国八十年代十年改革走过的路是否已经远远超过六八年捷克不到一年走过的路。

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德国《世界报》曾经发表过对奥塔·西克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奥塔·西克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一个迷途，他反对东欧国家那些半心半意的改革，反对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在一起，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篇专访中他还回答了为什么捷克人现在不想更多地了解“布拉格之春”，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它是否已经失败了，在苏联改革者们的争论后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通过这篇专访，非经济学工作者和广大民众可以对上述这些问题得到清楚的解答，从而可以对改革的历史和未来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

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 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1990）

筆者攝2003攝於布拉格

独立知识分子在西方近代社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文化、科技，而且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独立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十年东欧各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中，再一次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它使我们看到成熟的近代精神和当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个极权专制社会中进行追求、斗争，乃至走向胜利的。东欧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也在政治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深刻地，甚至是决定性地干预了政治进程。因此在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对政治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怎样去参与政治活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然而，对於这一问题，大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港台等海外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却是值得讨论的。除去那些宫廷化，依附共产党权贵的知识分子不说，对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过问政治似乎只意味着诉诸权力，因此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陆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海外。

八九民运的失败，虽然对某些人，如所谓赵紫阳的幕僚严家其和陈一谘等人，已经意味着被逐出了权力场，但是，中国历来就有杀人放火受招安，或利用造反走向更高权力之路。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倾向在海内外知识分子中，在争取人权的运动中，继而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潜移默化地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损害了人权运动的发展。这种倾向时下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就是，某些人（如胡平等人）在总结八九民运时的一些“理论”：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划在知识分子之外，批评知识分子讲政治只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不一样。认为持不同政见者只凭良心讲话，不讲成败，而政治家要讲成败（《九十年代》，1990年第3期，69页；第4期，67页）；搞政治就是要寻找同盟者，寻找同路人（西德《莱茵通信》，1990年第1期，17页）。另一方面，他们不止一次地呼吁海外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一个民运政治人物（《九十年代》，1990年第4期，81页）。更有甚者很多所谓“民运领袖人物”至今仍然站在党内改革派的立场上，为自己，甚至为邓小平辩护。

不该忽视的经验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1990）

一九六六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斗争的公开化，不仅共产党领导人的各种丑恶腐化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们对广大老百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道德约束的行为也清楚地展现出来。人们逐渐地对整个共产党失去了耐心。一九七六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共产党也无法象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严密地统治大陆了。但是，这却并非他们所愿，而是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既要顾忌到自己内部的不同派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要注意到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载舟之水、亦可覆舟。的确，一九七六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应该说在所有共产党国家是政治气候最为宽松的国家。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确实出现了早春天气。然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局限，中国大陆争取人权的斗争，仍然落后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东欧，并且正因为如此，到八十年代末期，造成了表面上极其轰轰烈烈八九民运的失败。而东欧自八十年代以来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主化，直到八九年底整个东欧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种结果却没有引起今日海内外大陆民运人士的认真反省，他们仍然沉浸在“运动”之中，并且很多人甚至仍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以往。因此，回顾东欧国家争取人权的斗争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八十年代初期东欧已经提供了多少经验可为我们汲取了。我们还会看到，直到今天，在东欧知识分子面前我们仍然是十分幼稚的。

在争取人权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跟着西方的前人走，也跟着东欧的知识分子走。西方已经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东欧也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也许会有捷径和他们会合。然而，只有认准了这个方向，才有可能与他们会合。以往的大陆民运，乃至台湾的民主运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一条捷径。走向人权与民主对我们来说是一条开始时非常艰巨的路，因为我们想走这条路，却尚未认清这条路，学会走这条路的方法。

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1990旧作）

一、序

今年二月，当代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先生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再次谈到了苏联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在苏联，改变的意愿虽然存在，但是不幸七十年来的谎言和空话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鉴别力，人们失去了对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流行语言的鉴别能力，分辨不出哪些见解是有内容的，哪些话毫无意义。六月，西德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在一次报告会上从最基本的学术标准和态度，从一个知识分子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应负的基本责任上，再次批评了中国当代那些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确，上述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有眼力的海外学者的注意。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已经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专门课题组织研究，但是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的反省。四十年来共产党对于大陆的统治，摧毁的绝不只是大陆的文物、山河、物质生产，最具灾难性的是它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准确地说是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摧毁了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摧毁了健康的道德观念。这一切还严重在它不仅存在于一般人民大众之中，而且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它不仅存在于保守的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存在于所谓先进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它使得几乎整整两代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健全的荣辱道德观，正常的研究能力。正因此，千年纵过，共产党的罪孽也难以宽恕。

本来，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当政治上有所解冻、他们能回到世界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应该就是反省自己，重新恢复健康的思维能力，再次回到正确的起点上。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真诚和反省精神。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马克思主义那种教条的、自以为是的批判世界的态度。靠他们自己再生近代那种怀疑自己的认识论精神及其科学研究方法绝非一日之事。其次，由于大陆长期封闭，不仅与外界讯息隔绝，而且上述两代知识分子的外语能力已丧失殆尽。因此，开放初期，大陆是一个和外界交流能力很低的社会。然而中国是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内部总有很多供上述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而世界也总必须注意到它的存在，因此国际交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带来一种负结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另一个条件。第三，港、台、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先天上由于语言相同，本来应该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利用其融合于世界的、健康发展的力量，对大陆知识界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帮助。然而事与愿违，港、台及海外却掀起一股“大陆热”，只有少数有眼力的学者曾很有礼貌地指出大陆学者的错误，但同时也难以理解大陆知识分子何以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大陆热”也反映了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