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1994旧作）

这本文集是两位作者（仲维光和还学文）在九〇年至九三年在德国鲁尔大学工作的产物。这项工作属于由鲁尔大学汉学教授马汉茂（Prof. Helmut Martin）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经济问题研究计划。因此两位作者在此要首先感谢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虽然写于近几年，但是应该说它们是作者自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以来，从愚昧教条的思想逐渐日复一日地步入自觉的追求的结果；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问题，二十年来不断反省思索和研究的一个小结。

文集中的文章大约分为三类：

一．意识形态的批评：作者从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出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哲学、历史、文学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看法。这些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从对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讨论，从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以及从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对比中得出的。在这里，作者不采用那种把中国大陆社会作为一个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近代极权国家有本质不同的“反常”现象，并设立很多“独特规范”来处理的方法。

二．大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作者在此运用上述观点，对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一些群体和有代表性的个人，试图作出一些初步的介绍和研究。作为思想研究，我们希望能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做出澄清，以便分清马克思主义教条和近代科学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理论”及文学工作和一般社会中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的区别；作为历史描述，我们希望能从一个能解释更多现象、更自恰的角度，准确地把握这十年中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

三．思想背景的介绍和研究：在作上述研究和探索时，为了正确地把握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阅读了一些有关方面的历史和思想理论文献，在阅读中我们感到把这些材料和问题及看法介绍给中文读者是必要的，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前述研究和观点，也能帮助读者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考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问题。因此，我们把在这方面的劳动也选入了文集，使三方面能够互相补充。

在此必须说的是，这些文章，是两位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结果，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反映了从那个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思想规范转变中的特点，或者确切地说——弱点。因此，这些文章一方面可以为您了解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批评对象。当然，作者也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摆脱极权社会对精神和思想以及研究的桎梏和扭曲作出自己的努力。

京華人文雜記—1994紀實【舊作】

1994年回國在白洋澱

這是出國六年後，一九九四年初春回北京探親返回德國，為了防止遺忘而給友人的一封信。它概括記載了那兩個月我在北京的經歷及感受。不覺到現在整整二十六年，很多人已經作古，很多事情也已經淹沒在歷史中。近日整理計算機發現這個舊錄，重新看到此文，深感當時舉手之勞是對的。為此想到，繼續防止遺忘，最有效的措施恐怕就是發表它了。所以為對歷史負責，我決定原文、原名都不做改變地公開出去。由於已經塵封二十六年，所有的問題在我看來，都應該與當事人無關，都可以對事不對人、重新面對歷史了！現在發表它，希望的只是記載真實，重新思索、面對未來。——2020.2.3，按。

 XX：你好！

五月二十九日順利離開北京，啟程返德。選擇六四前離開北京是免得他們緊張，更嚴密地監視你。那天，在飛機場，從一進大廳我外甥就發現有兩個人在盯著我。其中一個人手拿無線電話，另一人空手，都沒有行李，一直在離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從隱蔽處出來看我一次，動作很笨拙。開始我並不相信，但是托運完行李入關時，他們依然在我身後，入關後，還是在我身後，如此我就相信這兩個人的任務是監視我了。他們一直跟到候機室，坐在我對面，看著我上飛機。其中有一個人，我覺得在我家的樓角看到過他兩次，那裡有一位退休的理髮工人在給路人理髮，當時我以為他也是鄰居，在那裡隨便聊天。

四月八日，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去看許良英先生，在樓前看到有一輛茶色玻璃的麵包車，我覺得不好，剛剛走進大樓的門，一下子湧出來六個員警，問我找誰，要我出事證件，我說沒帶，他們就把帶到另一座樓去，請示上級。大約十五分鐘後那個人回來對我說，你昨天剛剛從國外回來，你可以進去了。在許先生那裡，他已經聽我們所的副所長李佩珊說，而李佩珊是聽黨委辦公室主任王肅端，王肅端則是院裡保衛處告知她，我是帶著任務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