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31日 星期三

炎黄子孙、“无赖儿郎” (1994旧作)

    年中回国,曾经和两位专心于科学研究、从不参与政治的教授谈起对海内外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北京时我曾经根据两位教授的看法写成一篇稿,经他们本人看过后,邮寄回德国。但是,这篇稿子如石沉大海,在严密的信检下,我再也没有收到。现在根据那篇稿子的材料和他们最近从国内给笔者的来信重新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由于两位教授仍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我把两位教授的名字隐去,分别称他们为王教授和张教授。两位教授现今都已经年过七十,我想他们的想法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启发性的。
    王教授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国必然有乱子,而且不会太小。中国不会发生象俄国那样的好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心和俄国的大大不同。他对中国的未来十分绝望。
    回国后看了一些电影和小说,我跟王教授说,这些作品已经和文化革命之前的有些不同,是否可以说有一些进步。王教授说,他一直在国内,但是他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以及“新编历史剧”一概否定!!认为多数都非常反动,而电视剧《渴望》则是最反动的代表作。他这样的人都一直想写文章批判该剧,但是,不会有地方给发表。去年以来,大陆走红三本书,即《白鹿原》、《废都》、《骚土》,海内外议论纷纷。对这些作品,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几位作者把性作为噱头,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问题,毫无探究。即便是对性的描写,这些作家也远没有达到《金瓶梅》等古典作品的水准。对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来说,哗众取宠是大忌。当然这些看法也是无处发表的。
    他说,多年以来,除了古文化(画册等等)书籍的出版以外,所有出版的中文作品中得他好评的极少!他认为看那些东西,还不如看看武侠小说。他对我的看法,即“学术界情况历来比文艺界更差”,很不以为然。他说,学术界情况确实很差,但是艺术界更差,或说极差!他认为我对国内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指责都是对的,但程度还很不够。他批评我对艺术界的了解和认识太浅,因此看不到艺术界真正的缺点。他说,受海外的朋友委托,他最近买了几十本(两个系列)的所谓“非正统”小说作家的小说集。在寄出之前,略翻看了一下,见到的都只是庸俗而浅薄的东西。“作家”们对中国文化毫无常识,有人竟不知什么是“墓志铭”,便拿来乱用。如此等等,真正是可叹可笑!当年胡适、刘复等人发动文学革命,尽管也还幼稚而浅,但他们是认真的,也有相当的学术根底。现在这些人,简直是胡闹,都是些鲁迅所称的“无赖儿郎”!

1994年8月30日 星期二

回 国 断 想(1994旧作)

一.去国还乡忧思

    六九年,到千里之外的吉林插队,一共只有三年多,中间却有两年冬天在北京各住了四、五个月。作为独子,这次出国,开始时和母亲说的是出来一年,最多两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从八八年夏季别乡,竟然是一去将近六年。
    六九年插队时,还年幼,去家虽然千里,但是随时可回,有钱可以买火车票,没钱还可以扒车。但是不知为何,那时第一次心头咏起曹植的“白马篇”和陶潜的“荆轲”,“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年时的慷慨而已。八八年第二次别家离京,看着老母的白发,心底频添悲哀,却无慷慨之感,只想这一站人生快快过去,只想早日还家,母亲平安。因为,我深知,我多年的追求,我的理想在母亲居住的那片土地,需要我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去国的第二年,八九年,多少象我母亲一样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人被坦克和枪弹射杀出这个世界。母亲虽然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但也觉得幸运,她还有远在天边的儿子。而我虽然由于偶然而没有经历那场翻天覆地的事件,并且由于死者的鲜血能够得以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滞留,但是那野蛮蔑视世界舆论和正义的枪弹,却使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也不可能平静地在异国他乡生活。
    我原计划九三年初回国探亲,如果找到工作就回到那片土地。但是由于手头的工作,使这个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今年初,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回去一次。三月底,恰好台北有一个有关孙中山思想的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于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转道香港回国。
    三月上旬开始从报纸上陆续看到的新闻是,政治形势在日趋紧张。先是与我通信密切的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及包遵信先生被软禁在家,王丹等人被迫离开北京。继而是逮捕了一些民运人士。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又传来魏京生再度被捕的消息。报界的几位朋友劝我推迟一年半年再回去。但是我决心已下,早已经为我自己的一再推迟而心感不安,因此此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再考虑了,只想早一天踏上那一片土地。

1994年8月17日 星期三

回 国 所 遇(1994旧作)

去国怀乡,不觉将近六年……,
暮春三月,回到久别的北京……,
扑面而来的不是浅草碧树、乱花迷莺,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凉僵硬的水泥,犹如密集的藩篱。
这水泥钢筋的城市,就是我的故土?
这藩篱,就是我魂之所系的生地?
在血腥的六四纪念日前,我在这个“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缝隙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友,在藩篱中重新体验了那个社会。

一.

    到京的第二天,我到中关村去看望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在许先生居住的楼外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玻璃是茶色的,车里有两个人举止可疑。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耽心的。没想到我刚一推楼门,忽地一下从楼里跳出来六个警察,横在我面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许良英,他们问我和许良英的关系,并要我出示证件,我说我原来是他的学生,在科学史所工作,现在刚从国外回来,只有护照但是没有随身带着。他们说你没有证件,无法证明你的身份不能见。我说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去问许先生,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坚持要见,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另一座楼,要我等一等,说要向上面请示一下,那里还有几个警察。一位年青一些的警察悄悄对我说,对不起,这是公务,没有办法。在那里我大约等了十五分钟,那个去请示的警察回来说,我们查了,你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你去吧。将我放了进楼。
    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是管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片警”到我家来做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想也是公务,在我在京时他必须来访。那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来我家聊天,这位年青的片警东拉西扯地就把我的那位朋友的工作单位,电话要了过去。当然也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什么也不怕的人,所以老实地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