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文化革命和两种文化 （再回大陆之四）（1995旧作）

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年前后，毛泽东在声名狼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

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

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 ─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 （再回大陆之三）（1995旧作）

一．无稽的“抵抗投降”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

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肃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九评苏共公开信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以来的文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至。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再回大陆之二（1995旧作）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于那个文化中，在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使得我没有象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

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波普和萨哈罗夫（1995旧作）

─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卡尔·波普生前就以尊重个人超越一切，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民众和社会负责，和语言简单、论述清楚明了，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不快。他因此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长期抵制。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再回大陆（1995旧作）

一．

阴差阳错，我居然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到达北京，在结束时离开北京返回德国。

坐上从机场开往城里的出租车，刚刚上路，司机就问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接着是一连串的问题。

“听说世妇会期间，要举行裸体游行？”

“据说有妓女代表团来参加世妇会？”

“据说同性恋代表团也要举行游行，宣扬同性恋？”

这是第一组问题。接着是第二组问题：

“听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要在世妇会期间回来？”

“听说柴玲要回来？”

“是李淑娴也要作为代表回来吗？”

这两组问题几乎伴随了我在北京的整个一个多月。只要遇到的人知道我是刚从国外回来。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我只好一遍一遍地解释这些问题。

“裸体游行，我在国外生活了七年，还没有看到一次裸体游行。北京人不会有那么好的眼福吧。”

“妓女代表团，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德国，妓女正在讨论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许会有。同性恋者想游行，我想这是可能的，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会有一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回来参加会议，但是柴玲和李淑娴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消息和疑问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在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传达了关于世妇会期间的注意事项，并且运去了一批毯子，以便在发生裸体游行时使用。这使我相信当局至少和这些消息有关。

一“字”的文化 ─从《北京之春》编辑的一字误改谈起

    在德国收到《北京之春》三月号（二月中旬出版）已经四月下旬。对“被劫的刘再复先生”一文能被刊出，我是很感谢《北京之春》的。但是在刊登时，对文章中的刘再复引文，编辑按照正常思维做了一“字”修改，因此只好补此说明。

    贵刊把刘再复引文修改为：

    “并以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

    但是，刘再复原文是“以学理性的眼光”，并且在和李泽厚的对话《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多次使用“学理性”一词。寄给《北京之春》的稿子，为求发表我曾经删去了以下两段稍微尖锐的话，现在看来，这两段话还是必要的，特补上：

    “刘先生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此事竟发生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文明的单位，这就更严重地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知刘先生何出此话，何出“惊讶”二字。四十年来在社科院发生的比此事严重上百倍的事情何止一件，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也是有目共睹的。

    刘先生这样的‘改革者’，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从八九年离开中国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将近六年。但是，看过刘先生的这篇文章，留学生都说刘先生这篇文章的文风、遣词造句乃至逻辑，仍然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一样。不谈刘先生的行文，只就上文所引的‘学理性’一词，我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如果翻译成外文就更令洋人如入云雾之中，不怪不懂，只怪自己不了解深奥的中国文化了。至于刘先生说社科院是‘研究文明的单位’，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不知刘先生是从学科说的呢，还是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多次谈到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文风，其实居海外六年而毫无所变，何止文风问题。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灵魂出了问题。观刘先生私宅被劫之事，睹刘先生文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 ─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还学文 仲维光─

 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只是对实际情况的美化。这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清楚，当自己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是否对它打了折扣。他说，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如果人们不是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就会产生很多混乱，和没有答案的争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经伴随那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