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6日 星期三

一“字”的文化 ─从《北京之春》编辑的一字误改谈起

    在德国收到《北京之春》三月号(二月中旬出版)已经四月下旬。对“被劫的刘再复先生”一文能被刊出,我是很感谢《北京之春》的。但是在刊登时,对文章中的刘再复引文,编辑按照正常思维做了一“字”修改,因此只好补此说明。
    贵刊把刘再复引文修改为:
    “并以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
    但是,刘再复原文是“以学理性的眼光”,并且在和李泽厚的对话《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多次使用“学理性”一词。寄给《北京之春》的稿子,为求发表我曾经删去了以下两段稍微尖锐的话,现在看来,这两段话还是必要的,特补上:
    “刘先生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此事竟发生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文明的单位,这就更严重地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知刘先生何出此话,何出“惊讶”二字。四十年来在社科院发生的比此事严重上百倍的事情何止一件,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也是有目共睹的。
    刘先生这样的‘改革者’,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从八九年离开中国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将近六年。但是,看过刘先生的这篇文章,留学生都说刘先生这篇文章的文风、遣词造句乃至逻辑,仍然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一样。不谈刘先生的行文,只就上文所引的‘学理性’一词,我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如果翻译成外文就更令洋人如入云雾之中,不怪不懂,只怪自己不了解深奥的中国文化了。至于刘先生说社科院是‘研究文明的单位’,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不知刘先生是从学科说的呢,还是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多次谈到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文风,其实居海外六年而毫无所变,何止文风问题。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灵魂出了问题。观刘先生私宅被劫之事,睹刘先生文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1995年4月16日 星期日

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 ─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还学文 仲维光─

 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只是对实际情况的美化。这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清楚,当自己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是否对它打了折扣。他说,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如果人们不是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就会产生很多混乱,和没有答案的争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经伴随那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