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波普和萨哈罗夫（1995旧作）

─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卡尔·波普生前就以尊重个人超越一切，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民众和社会负责，和语言简单、论述清楚明了，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不快。他因此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长期抵制。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再回大陆（1995旧作）

一．

阴差阳错，我居然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到达北京，在结束时离开北京返回德国。

坐上从机场开往城里的出租车，刚刚上路，司机就问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接着是一连串的问题。

“听说世妇会期间，要举行裸体游行？”

“据说有妓女代表团来参加世妇会？”

“据说同性恋代表团也要举行游行，宣扬同性恋？”

这是第一组问题。接着是第二组问题：

“听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要在世妇会期间回来？”

“听说柴玲要回来？”

“是李淑娴也要作为代表回来吗？”

这两组问题几乎伴随了我在北京的整个一个多月。只要遇到的人知道我是刚从国外回来。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我只好一遍一遍地解释这些问题。

“裸体游行，我在国外生活了七年，还没有看到一次裸体游行。北京人不会有那么好的眼福吧。”

“妓女代表团，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德国，妓女正在讨论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许会有。同性恋者想游行，我想这是可能的，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会有一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回来参加会议，但是柴玲和李淑娴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消息和疑问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在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传达了关于世妇会期间的注意事项，并且运去了一批毯子，以便在发生裸体游行时使用。这使我相信当局至少和这些消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