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内，或者说在邓小平之后，共产党肯定要倒台。这是九五年回国安全部找我谈话时我对他们所说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不讳言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不要再为自己自设陷阱。
不知为什么，“好心”的同胞总是以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希望中国大乱，因此，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谁能代替共产党呢？还是不要变，不要乱，共产党继续领导，慢慢改变自己好！”我不可能简单地反驳他，说服他。然而，谁愿意天下大乱呢？乱，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带调侃地反问他的问题也是谁也回答不了的。“当今之世，孰能挽救共产党？”并且，“向使张良、萧何再世，诸葛复生，又能奈共产党之后的烂摊子何？！”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而每一次回大陆都是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的存在。
九六年四月，我两年第三次走过北京机场海关关口，因为，八十岁的母亲，和这个国家一样，由于多年没有注意，患了骨质疏松，稍不留意骨折卧床，跟着作牵引治疗而来的是褥疮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复时，竟然在床上欠身时就再次骨折。骨折就要作牵引治疗或开刀重新钉牢。但是，牵引则压迫褥疮，使褥疮日益严重甚至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开刀，且不说年迈体弱难以承受麻醉，就是顺利开了刀也不可能在疏松的骨上重新钉牢。
我在北京的期间，几乎天天往返于月坛家和积水潭医院之间，在这一穿梭忙碌中，我不仅体会了护理风烛残年的母亲骨质疏松疾病所带来的两难，而且在家和医院，在联接它们的街道的两侧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我的另一位“母亲”，在过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说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也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这“苦命”的一代不仅饱尝她在患病过程中对我们的变态折磨，而且要承担在医疗护理中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就象今天解体后的苏联各国那样，由于贫困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变化，由于变化又不得不承受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和混乱。和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遗留给我们。
踏入中国，维护极权而要发展生产和经济带来各种畸形变态，使你犹如到了一个残疾人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我所写、所记的不过是官方电视和媒体上所作的极其有限的反映，不过是我个人有限经历的点滴，但是，“察微而知著”，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我虽两年三次，总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北京，内心中还是震颤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