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2日 星期二

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1997)


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1997年2月20日 星期四

我还是不能忘记和原谅 ——写在邓小平之死

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前重發按語:
重發一篇寫在二十二年前,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死後的文章。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六四三十週年前顯得十分必要。
對六四問題的看法涉及的不僅是對鄧小平、共產黨的評價,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每個人的質問:你還有人味兒嗎?你有人的尊嚴嗎?共產黨難道不會直接殺到你的親人和你嗎?
在這裡我可以告訴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沒經歷過共產黨的臺灣民眾,到今天為止,歷史上沒有一個共產黨是自己放棄了殘暴,改變了無視法律道德,無視人類的尊嚴的本性的!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是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蔑視!是對每個人的靈魂、生命赤裸裸的踐踏!也是對你的侮辱,尤其是當你居然能夠容忍這種罪行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的迫害,可我咽不下人的這口氣!(2019.5.26)


几年来不断传来邓小平死去的消息,而且我也一直准备邓小平死去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最初听到邓小平死了的消息,还是觉得有一些震动,他终后死了!

邓小平死了,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反应,商人有商人的反应,而我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邓小平和他那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人,本能地有着我自己的反应。我觉得人生很可悲,世界很荒谬,历史犹如一个闹剧。
三十年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把毛的大民主作为反对党内特权,提倡民主的大救星,很多西方人也把毛发动的文化革命作为一种乌托帮文化的实现而掀起了对毛的崇拜狂,血醒的文化革命,独裁的共产党专制,竟被作为比西方还要好的制度和运动推向西方,那一、二、三的事实,何以中国经过多年,或者说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认识,那A、B、C的道理何以对生活在东欧共产党集团前沿的西方,多年后还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
事隔多年,终后没有人再否认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终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的"大民主"等口号不过是他们巩固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但是,人们的这类错误,换一个题材,换一个人却是还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