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茂教授不爱照相，因此，我想这大约是马汉茂教授生前最后的照片了。
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他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外，一位是诗人多多，另一位是现任的全德学联主席严克先生。多多这次来德国，是因为波鸿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他受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邀请来举办诗歌朗诵会。那次见面，严克第一次提出全德学联和波鸿大学共同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差不多整整三个月后，六月八日，一切都准备好，只待四天（十二日）就举办活动之时，他离开了我们。这真让我受不了。八日傍晚，我去瞻仰了他的遗容。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就象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纹路依然充满了活力。难道他真的走了吗？！悲痛阻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联，我拒绝相信这一切。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拉回这一切。直到三天后，我才能重新真实地感觉到这无情的现实。
就是照片上的那次会面，他谈到刚刚去世的、一位六十年代由台湾来德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合作时，那人曾经给他的工作带来无数的麻烦，但是，他似乎根本忘记了这些，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一代华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为决定性的是德国社会永远不接受他们。现在这一代华人虽然人数大为增多，但是，命运又好到哪里呢？”
五月，我和多多在荷兰再次见面时，曾谈到那次马汉茂的谈话。我对他说，马汉茂的这席话使我震动，这个人的心是火热的。
九七年底，我由于为中国人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杂文讽刺一位靠剥削中国人而暴富的德国人。由于中国人在德国，一有语言障碍，二没有充足的财力打官司，这位德国人惯于用诉讼把稍有不满的中国人打垮。这一次，我则由于“同胞”的出卖，陷入他的诉讼陷阱。在个人主义充斥的西方，这样的事对旁观者来说，是躲尤不及的，没有人会为自己找事，来助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况且，那位德国人专门拉拢名人，欺负一般人，因此，我始终没有对马汉茂教授讲我的困境，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向天琪询问一些情况如何处置。但是，不料马汉茂教授听到后，立即对她说，“仲维光敢于帮助同胞打抱不平，是好样的。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太少了，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会给予。况且那些德国人也是在损害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利益。”其后，他立即给法院和律师写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