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30日 星期一

爱因斯坦、德国文化和中国传统(2001旧作)

—在德国翻译《爱因斯坦语录》

《爱因斯坦语录》英文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爱因斯坦的母语是德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首先以德文发表。移居美国后,虽然有些作品是用英文发表,但是,第一稿一般都是先用德文起草,然后改写成英文。因此,这次在德国翻译此书,我们的第一稿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那时,我们手头也还没有英文本。但是,拿到英文本后,才突然发现这个德文本的选材在很多方面对英文本作了删补。为此,我们重新只好按照英文本作了补充。考虑到在中文世界有些材料很难找到,并且难以再有机会发表,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德文本增加的内容。例如,第一节中爱因斯坦写的几首德文诗。为了准确把握这些诗句,我们向一位德国朋友,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柯九思(Petra Klose)女士请教。对那几首诗,她赞不绝口,说写得非常精致和有意思。但是,可惜一是诗歌的神韵无法翻译,二是中文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无法深刻理解德文诗歌的发展和现状,德国人精神的发展和现状,因而无法完全体会、理解她的拍案叫绝。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发现,爱因斯坦很多作品的英文本,和德文本的表述有不小差距。英文本表述得过于“白”,过于“直”,很多段落有时候简直就是重写。这使我们体会到,为本书写序言的物理学家戴森先生为什么希望,英文本如果能附有德文原文就好了。(见本书凯拉普赖斯前言和致谢)

2001年4月2日 星期一

昆德拉的新作《陌生》及对中国作家的启示(2001旧作)

流亡巴黎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拍摄成电影,而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名。他的名字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文世界,很快,他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及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人甚至把他的话,和小说方式奉为经典。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昆德拉的小说在捷克和欧洲的影响也并非如一般中文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大,而对他的小说的评价则更是褒贬不一。

在法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媒体和艺术界就对昆德拉非常不客气。八五年后,再也没有刊物和记者访问过昆德拉。九十年代中期,从七五年就在巴黎居住的昆德拉突然开始用法文写作。这使人们非常惊愕。然而,结果是法国的批评界对他的批评更加尖锐。《解放报》(La Liberation)认为他精神贫困,另外一些报刊的评述甚至更令人沮丧,认为,昆德拉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最流俗的法国作家。不仅是巴黎的批评界如此,德国的批评界也断言他的作品无聊乏味,模糊不清,并在哲学上大模大样地东拉西扯。《不朽》、《缓慢》、《认同》,他自己后来的这些作品“使他的名誉扫地”“无情地撕碎了他”,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已经远离塞万提斯、劳仑斯为代表的精湛的小说传统。

德国的批评界还认为,他追求的是老的,道德说教的、冰冷严肃的风格,这使得他的小说缺乏刺激性和吸引力。有时,他试图把道德题目浇入法国当代空洞的形式中,结果就更为失败。例如,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说《缓慢》,在波西米亚人的杂乱无章的爱情中充满了卖弄的、法国式的对应人物,在小说中,他过分地炫耀和随意地引述法国十八世纪中篇小说的内容。

在这些批评中,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保罗·英根代(Paul Ingendaay),对于昆德拉小说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表面看来,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的写作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却只是把散文和小说,政治和私人生活,以及历史理论和世界观的津津乐道,轻率廉价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相信,用如此少的几行字就能把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麻木不仁清理掉,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断然说,他的玩笑对于刺穿那些论述的晦涩面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部好的小说可以如此粗率地把他的英雄从街上扔进肮脏的湖水中去。他认为,昆德拉的小说的特点不过是,从一开始,就从一般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中,强调突出了小说中的那些有强烈政治性的人物,不仅在脑袋中有些内容,而且在裤裆中也还有东西。

2001年3月16日 星期五

徐亨老伯: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楷模(2001旧作)

及至中年才體會到很多中國古話的雋永含義,“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見面不相識”。人和人就是有一個緣字,男女姻緣是緣,師友同道又豈非緣份。海外十餘年,我太太常和我說,能先後見到、認識徐亨先生、吳大猷先生和達賴喇嘛是我們的運氣,也是緣分。這三個人無論年齡,還是地域,甚至種族和我們都相差很大,天各一方。在我們的理性意識中,在見到他們之前,甚至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能見到他們。雖然如此,但是這三個人卻在我兒時就已經進入我的視野中了。
我知道徐亨先生,還是在小學三四年級剛剛能讀書看報的時候。我從小好動,喜愛體育。那時,除了獲得一本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精裝本的《王孝和的故事》,使我能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好覺外,我的另外一個愛好就是到舊書攤,買過期的《新體育》。有時是跟母親要一毛錢,有時乾脆就是偷母親幾分錢,跑到書攤去買。吸引我的新體育上,除了有各類體育明星的消息外,再就是在五八年前後,那上面每期連載記述當年上海東華足球隊的回憶文章。徐亨的大名就是在那個時候模模糊糊儲藏在記憶中的。那是近乎傳說中的人物,和姚琪、馬武、關羽、張飛、李元霸、孫悟空一起亂七八糟地塞在我的頭腦中。著名的東華隊守門員,國家排球隊員,國家水球隊隊員,何其了得!至於這個神一樣的人,哪兒去了,我不知道,似乎也沒有想知道,因爲知道他沒有和我生活在一個世界中,也就夠了。另一個世界如何,爲什麽會還有另外一種世界,不是我那時的小腦袋能夠容納和分辨的。
但我居然在這短暫的生命中不僅見到認識了徐亨先生,而且成了忘年交,對我,他不僅是一個兒時的英雄式的人物,而且在精神上深深地滲透到我的內心深處,亦師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