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和他的《红尘》（2002旧作）

九七年秋季，马建来到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文。

可能是马建的才气打动了鲁尔大学汉学系嗅觉敏锐、喜爱活动的马汉茂教授，他居然破天荒地从香港把马建，这个既不懂德文，也不会英文，没有任何文凭的作家请到德国大学，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学生中文。这在保守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马建来了，我也真的是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般自我很强、有个性的作家总是受不了那半个位置钱的约束，而且面前还有语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来，马建却是既保持住了他的个性，那应该说是他的才华，也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教学的任务。这真的是让我吃惊，并且敬佩。那一段，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纯真的英国女孩经常到德国来，他们也一同到我家来谈天说地。

马建可能永远是不安分的，总是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语，就要突然舍弃香港，只身一人来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国；就像他八七年突然在大陆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全国性的点名批判，而同时他人却已经移居到香港。九八年秋季，马建突然对我说，这样下去不行，为了专心写出东西，要立即辞去教职，移居英国，专心写作。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一个中文作家要想靠稿费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鲁尔大学的位置只是半个，并且只有四年，但是对于很多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仍然是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毕竟生活还能有个基本保障。砸了饭碗，往英国跳，无异于向深渊跳。马建怎敢跳向深渊？

但是，马建就是马建，他生来是做作家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安于在现实中津津计算。他的感觉生来是为了感觉爱，感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由于不懂外文，马建到杜塞尔道夫英国领使馆办理签证都是我陪同他去的。我自己在生活问题上就已经够荒唐不经的了，向来喜爱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是就是在陪他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他是否真的会立即离开鲁尔大学。

九九年一月，马建对我说，他已经拿到签证，要向马汉茂辞职了，那时我才相信，这一切不是想象，而成为了现实。

马建此一去就是为了这本刚刚得奖的《红尘》，他预支了稿费，就孤注一掷地走向荒漠。

《达兰萨拉纪行》及文化精神的思索（2002旧作）

攝於1998年12月印度達蘭薩拉

《达兰萨拉纪行》汇集了十位大陆海外汉族流亡人士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访问，拜见达赖喇嘛，以及对西藏问题的重新思索。当然，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达赖喇嘛的记述。这其中有民运人士、记者、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

达赖喇嘛，在尘世中是神的象征，所以，到达赖喇嘛那里去，本来主要是佛教信徒，以及那些对生命感到神秘、对人生感到难以捉摸的人。懦弱善良的人希望能够得到保佑，信徒希望能得道升天。但是自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尘世间去的人多起来了，甚至超过了信徒和追求生命的人。

到达赖喇嘛那里去，尘世间的人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各种各样的目的：

虔诚的人希望能找到尘世间对于真善美追求的相互支持，希望能够在尘世间找到一面净化灵魂，开拓心胸，为自己的知识固本的一面镜子；

从事政治的民运人士，有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找到同道者，有人则希望籍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制造更多的影响；

新闻工作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影响，猎取更大的声名；

地域主义者希望能够能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敌视中国的政客则希望能找到遏制中国的武器。

达赖喇嘛聪明、睿达，他没有让任何人失望，然而也没有世故随和地迁就他们。他为他们离开达兰萨拉后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但是，那些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的人，是否在达赖喇嘛留给他们的思索的天地中思索了，面前这本《达兰萨拉纪行》就留给了读者最好的答案。由于笔者自己也是这些作者中的一员，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2002旧作）

右一筆者右四史保嘉、五芒克九四年在河北白洋淀

——2000年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2002年旧作）

去年十一月，潘婧的《抒情年华》发表后，她的影响逐渐由大陆扩展到海外。

我认识潘婧算来竟然已经三十四年。一九六七年，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昨天的事情。我认识潘婧就是在那一年。

究竟是如何认识潘婧的，我记不清了。似乎应该是在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派负责和北京市中学联络的范希安那里。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约一月底，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王力突然来到清华附中我们这一派的住地，在宿舍楼一楼两间由一门连通的十七八米宿舍房中，“接见”了清华附中和一零一中的造反派。那是我们第一次和外校的造反派接触。可以说，是中央文革使我们跨出校际。四月三号和四号中央文革的两次讲话又把中学生中潜在的不同，表面化为四三、四四两派。就这样，人生的三划两划，给我和潘婧同在的那个世界，画出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也许我们都会毫无所知地走出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认识，不知道是属于同一个精神殿堂的。

尽管可能我是同时在范希安那里见到潘婧，史保嘉和ＸＸ兰三个人的，尽管这三个同是来自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女附中的女孩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是，我首先熟识的却是史保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时而会吸引我的注意。但有的漂亮得让我感到遥远、生疏，有的让我感到熟悉、亲切， 有的让我感到躁动不安，有的却让我感到安静清爽。史保嘉的漂亮似乎天生带有我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分，所以，在六七年我们就非常熟识了。我们的熟悉也永远停留在六七年。直到今天，它没有衰老，也没有长大。而潘婧，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漂亮、宁静，透明到似乎没有血肉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她对我是遥远的，却是清晰的；亲近的，却似乎又没有了距离，原来完全在自己的脑子中。她对我永远具有吸引力，但却是抽象的，似乎永远没有尘世间的感觉。她在学校里用的名字是潘青萍，这名字的音节对于未解其义的人来说，是通俗的，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声撞击。“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青萍，这是名剑的名字，古韵醇厚，却又清新雋永。这父母怎敢这样大胆，给如此清灵的女孩取如此杀气袭人，侠风凛凛的宝剑名，而单独理解那两个字却又清新飘逸。

和潘婧更多的来往应该是六八年以后的事情。六八年春天，有抱负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