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 星期一

流浪诗人的历史性贡献——談貝嶺(2007旧作)

貝嶺(左)與被綁架回中國大陸的阿海
过去二十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究竟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文化的黑夜中,究竟进行了那些探索和努力,有那些会留下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成就呢?
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贝岭先生,这个起步于当年北京民主墙时代的年轻人,从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所进行的努力……他的努力,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追求史上,在文化史上已经留下了不会被抹掉的痕迹。

1)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文化领域中能够看到的,由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办的非官方的留在纸上的记录有两个刊物,《今天》和《倾向》。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两个刊物中,《倾向》个性、特点都更为突出。
《倾向》之所以创刊出版的确是因为另外一种倾向。这另外一种倾向是什么呢?从更广阔的原因看,贝岭创办《倾向》是受八九民运、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这一时代和历史的潮流的影响,是延续他在七十年代末期,文化革命时期产生的对于专制反抗和反省的产物。贝岭的血液中流着的是布罗斯基、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一类异议艺术家诗人的血,所以他不可能在专制的桎梏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沉默。贝岭的创办《倾向》的冲动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冲动。
然而,促使他出来创办《倾向》却也有着更为直接的、具体、狭义的原因。这就是,即便是在九十年代初期这样一种时代气氛下,中国的流亡艺术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
延续七十年代末期在北京民主墙时代,重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尽管九十年代初期已经今非昔比,在物质上有了强大的后援,但是却没有表现出独立、自由、在艺术上更为广阔的、更加人性化的追求,没有鲜明地表明和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彻底决裂和毫不妥协。
《倾向》毫不回避地明确地显示出它和布罗斯基、哈维尔这一族群的知识分子的血缘关系,它和《今天》的这个明显区别也是《倾向》出版后能够让人感到新鲜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8月31日 星期五

回归传统与分离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王治文先生的启示

因为法轮功问题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无论判刑前还是判刑后,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上都没有任何豪言大话,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坚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读他的家书,读他的精神,却使我感到,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国社会走出黑暗以深刻丰富的启发。

一.历史探索的思想理论问题

从七十年代初期,彻底反叛了共产党及其社会以后,我一直专注思考研究共产党及其社会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对人类和中国的危害那么大,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探索使我走向了启蒙思想传统、科学哲学。到九零年,对共产党专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开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十几年的探索中,对比联想不断使我提出很多问题。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两个我认为和今天的研讨会有关的问题来和大家进行讨论。
在当代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中,除了阿伦特,我认为,不能把她归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几位都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阿隆,后来移居到英国的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生在德国、长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而几乎所有的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都和德语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提出了很多经典性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方法,探索了各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阅读当代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的著作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极权主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反对一切传统,第二是反对近代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原则。
追寻达伦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后战胜了共产党专制的东欧社会,在抵制、反抗共产党的四十年的历史中,传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兰、捷克的教会。他们几乎成为对抗共产党的精神领域的最后的堡垒。而最差的东德,在最后时刻,星期一和平大游行也是从教会启动的。反观中国,我这个以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尽管此前已经开始改变了观点,但是达伦道夫的看法还是使我联想到了更多的问题。难道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既然共产党思想不是起源于中国,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传统对于共产党“反对一切传统”的抵制?达伦道夫所说的这个特点难道在中国失效?

2007年5月31日 星期四

最根本的分歧是什么? ——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一九九二年,六四三周年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如此发达的网路,通信还无法如此迅速,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还非常困难。围绕六四,尽管已经过去三年,但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追求仍然在持续对抗和争论。由于我在八九六四前就已经来到德国,并且在八九年底作为第一批留欧学人访问了台湾,因此逐渐在海外有了一些熟识的媒体。身在大陆的许良英老师,当时经常通过信件和友人给我带出一些信息,并让我在国外协助发表,以让海外的人更多地了解六四的真实情况。这篇化名为“陆仁”的文章就是当时由友人辗转带到海外,由我帮助发表的。现在,时过十五年,六四也进入了十八周年纪念日,鉴于当时的传播有限,文章中提出的问题重要,所以我在友人的建议下,再次拿出来发表。
促使我再次想到这篇文章,拿出这篇文章重新发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那些被镇压、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满仇恨,不能宽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新西兰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组织一个“和解智库”,推出一个“和解”的论坛。这真是匪夷所思!本来“和解”这个提法,即便是专制者主动提出都是极其虚伪和居心叵测的,因为专制者要做的是认罪,要接受的是被审判。然而,现在这个“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提出,这就更令人厌恶和恶心了!
现在我重新发表这篇备忘的文章,是想说明,我们和他们的追求不仅现在不一样,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从我们走向生活、走向社会就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对专制者的态度和感情不同。我们不爱共产党,不爱极权专制者,我们不想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说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从笔者九零年开始激烈地抨击党文化以来,在八九年六四后产生的海内外的所谓“异议人士”中,不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是仇恨和孤立。
从根本上摒除党文化,形成一个运动是在零四年——法轮功学员们被残酷镇压五年后,大纪元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明确地提出要清理党文化,彻底抛弃共产党。八九运动十五年后遭受镇压的知识份子没有能够明确提出的,因法轮功被镇压的知识份子在五年后走出这一步,并且一经走出来,就如精卫填海,义无反顾、不可阻挡。

2007年4月29日 星期日

“五四”口号“科学与民主”的误区(2007)



无论人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承认接受,八十八年来,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以及伴随它的以反传统为其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历史事实。它的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上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在文化上成为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文化革命,直至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在历史上把中国导入二千年来最黑暗、最腐败的一个时代。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以世界为背景的历史中审查这个口号在中国所产生的思潮及其位置,就会立即发现,在它兴起的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中它却是位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的各类左派和右派的潮流中。(参见笔者“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
那么,造成这个经验事实,究竟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部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出了问题,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了偏差?
今天大批来到西方的中国学人、侨民都不仅看到,而且亲自体会到,科学与民主的发源地西方,不仅传统保留得非常好,而且丝毫看不到文化断裂、环境、道德曾经崩溃过的痕迹。例如相对来说具有最完美的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英国、瑞典等国很好地保留了王室,挪威没有王室,还要引入王室。相反,当代两个极权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从来自己也没有产生过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后盟军用枪给与的,却和中国一样没有了王室。中世纪最黑暗、最蒙昧的基督教因为从政治中退了出去,所以宗教得以作为信仰与文化保留在民众的生活中,社会才真正有了人权、自由、民主,保障了文化的多元性。

2007年3月30日 星期五

《極權和當代精英》一書自序(2007)

 
 
 

自序
这部文集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在中国提出来了。或者说至少应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提出来。然而,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关系,迟迟推迟到今天,这对中国知识界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问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后,我步入哲学的自学之路后,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见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即和上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三十年来,我不断地重新检视这些想法,不断地重新确立这些想法,不断地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尽管生活坎坷,社会条件严酷,但是命运还是没能彻底把这些简单的想法湮灭。
最近十几年来,我慢慢地、不断地把这些想法陈述出来。在此,我首先要对从七五年开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