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诗人的历史性贡献——談貝嶺（2007旧作）

貝嶺（左）與被綁架回中國大陸的阿海

过去二十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究竟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文化的黑夜中，究竟进行了那些探索和努力，有那些会留下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成就呢？

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贝岭先生，这个起步于当年北京民主墙时代的年轻人，从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所进行的努力……他的努力，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追求史上，在文化史上已经留下了不会被抹掉的痕迹。

（1）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文化领域中能够看到的，由大陆的知识分子、作家办的非官方的留在纸上的记录有两个刊物，《今天》和《倾向》。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两个刊物中，《倾向》个性、特点都更为突出。

《倾向》之所以创刊出版的确是因为另外一种倾向。这另外一种倾向是什么呢？从更广阔的原因看，贝岭创办《倾向》是受八九民运、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这一时代和历史的潮流的影响，是延续他在七十年代末期，文化革命时期产生的对于专制反抗和反省的产物。贝岭的血液中流着的是布罗斯基、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一类异议艺术家诗人的血，所以他不可能在专制的桎梏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沉默。贝岭的创办《倾向》的冲动是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冲动。
然而，促使他出来创办《倾向》却也有着更为直接的、具体、狭义的原因。这就是，即便是在九十年代初期这样一种时代气氛下，中国的流亡艺术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

延续七十年代末期在北京民主墙时代，重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尽管九十年代初期已经今非昔比，在物质上有了强大的后援，但是却没有表现出独立、自由、在艺术上更为广阔的、更加人性化的追求，没有鲜明地表明和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彻底决裂和毫不妥协。

《倾向》毫不回避地明确地显示出它和布罗斯基、哈维尔这一族群的知识分子的血缘关系，它和《今天》的这个明显区别，也是《倾向》出版后能够让人感到新鲜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