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二）（2009旧作）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匈牙利前总理内梅特推倒了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制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在欢呼声中，高两米五、重二十公斤的骨牌一个接一个迅速倒下去、传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样，就像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薪火传承、善恶对抗、天人交战，人间最终呈现的是贝多芬欢乐颂的洪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那一千块骨牌却突然在一块绘有中国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来。

是导演设计的，还是冥冥之中神主导的？是必然，还是偶然？

但在电视镜头里接下来接受采访的人，却是另一块要重新开始推倒的骨牌旁边的韩国艺术家，紧接着的画面是民主的、自由的南韩民众遥望“墙”那边被封锁的北韩骨肉。那块暂时站立不倒的多米诺骨牌，象征着的难道只有北韩？那中国字，难道与中国无关？谁封锁了我们，谁漠视了我们，为什么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节日中，我们被排除在外？最后一块未倒的骨牌旁被采访的为什么不是我们——承担着没有被推倒骨牌命运的中国人？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历史没有把中国遗忘。那块没被推倒的骨牌就是由中国艺术家徐冰等人在中国浇制的，上面题写的是宋朝诗人陆游的《钗头凤》。

柏林墙倒塌并非偶然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会倒塌。

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柏林墙倒塌的十一月九号，这给德国人带来欢乐的日子，曾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日子，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夜晚。

东德莱比锡星期一和平革命发源地的牧师费雷尔坦率地承认，柏林墙倒塌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超出人间想象力的结果。

彻底改变个体生命意义的十一月九号（2009旧作）

——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意义（一）

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年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的习惯，这个历史事实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柏林墙倒塌对于曾经长时间生在在铁幕后面的人，对于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在当时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柏林墙的倒塌，对生长于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件天崩地裂、天翻地覆的事情。因为掌握了现代化武器、交通、生产等工具，以及各种控制宣传手段的共产党政权，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用传统方式推翻它，传统的改朝换代已经几乎成为不可能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问题。共产党政权不仅是西方人称为的铁幕，而且根本就是一个铁桶。当年鲁迅用牢笼来比拟中国传统社会，但是和这个铁桶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极权的令人发指，是中国历史的任何专制都难以比拟的。

这种无法比拟有以下三点：

第一，现代化镇压手段——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控制工具。陈胜吴广如果生在今日，共产党根本不会让他们走出大泽乡，因为共产党有坦克、飞机，还有原子弹。这些武器战胜外敌不一定有效，可对付民众，不要说手无寸铁，就是用镰刀斧头、鸟铳手雷武装起来的民众也绰绰有余。

第二，现代化的信息、宣传、教育的垄断，及其利用各种工具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从五四开始，自觉、自动阉割自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到四九年后，在包括这些自宫的知识精英的协同下，在历次阉割运动的手术下，共产党已经造就了没有生育能力的几代知识精英，以及相应的社会民众。这种阉割是无形的，但是残酷的。知识分子、民众失去了提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感知外界新事物的能力。民众们看不到外边，也看不到历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到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图书界出版的书目屈指可数。共产党是好、是坏，只有共产党；马列主义是好是坏，也只有马列主义。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异议派别，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异议思想可供选择比较。在那个时候，反叛、觉醒是困难的，因为在知识上，在精神上，在个体上你太孤独了，说一个稍有反叛思想的人犹如大海孤舟毫不为过。

第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共产党的残暴。传统的专制统治者都还有惧怕的地方，但

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2009旧作）

——悼念不相识的著名音乐评论家德鲁（Drew）先生

  

1．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