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负面影响—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回潮（2010旧作）

笔者按：

这是在宣布刘晓波获奖后一个月写的文章。和刘晓波的分歧注定了正确的是我。因为零六年开始和他产生争执的原因是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迎合共产党。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反映在对于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党文化的认同问题上。直到一零年十二月他的获奖辞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而我从七零年开始就彻底唾弃了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和东欧共产党的命运一样，中国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被历史唾弃，所以就为此，和刘晓波的争论的性质，并不因为他得了奖就有什么变化。

现在重发此文，也为的是强调如何认识共产党。（2012-07-14）

一.我们的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极权主义在欧洲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就逐渐开始从各方面对此进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国科隆，

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

权力使人堕落！谁也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因为任何权力对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政治”使人堕落，谁也无法绕过这个事实！因为任何“政治性”运作追求的都是胜负得失。

凡是以胜负、名利、得失为最高诉求的人，都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因为把名利作为追求的目的就必然陷入“政治”的泥坑，必然走向堕落。这就是刘晓波们沾染堕落倾向，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这种堕落倾向，利用人的弱点，把哈威尔等人拉入这个“政治”的泥潭，一起沉沦的原因！

尽管刘晓波们在诱使哈威尔的过程中，或许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底下掩藏的却肯定是更深的悲哀，更多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功利不会比价值更永恒！

异议人士本来是一个追求的象征，一种要表达自己对于另外一种价值追求，对抗权势、物质的表达。然而“异议”人士居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追求。这的确匪夷所思！

“异议”人士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化的职业，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他突然之间不再是曾经存在的价值追求与对抗专制的产生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异议”与名和利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异议人士运动突然直通了西方的“政治”，甚至通过“政治”联系上了经济。西方政客把“政治”所必然带来的堕落，引向了中国的“异议”人士运动。而中国“政治化”“异议”人士则又用他们的“政治”把西方的政客携裹进更深、更为堕落的泥坑。

极权专制的“成就”与民众的苦难（2010旧作）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在物质上其实都留下了所谓“成就”。因为是专制，所以它能够把“人”变成役畜、变成机器，甚至和珍珠财宝一样变成殉葬品。如此就有了埃及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大众汽车、高速公路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苏联五七年的卫星上天，导弹氢弹发展，中国六十年代初的原子弹……。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暴君也会因为维护权力不得不去做暂时的退让，让民众有些微喘息的机会。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中的让步政策；一九二五年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对西方资本家的宽待；二次大战中苏联暂时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去世后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进一步经济的放松……。

然而，专制就是专制，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它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对多数民众基本权利的剥夺和剥削，所以专制者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民众的压迫者、剥削者，都是民众的敌人。这一点尤其是在近代世界更为突出。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一定是民众与社会制约和反对的对象，因为近代世界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社会。

但是尽管如此，最近一百年来，近代世界也呈现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悖谬现象：那就是在最近二百年产生的现代国家的国际关系中，在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媒体舆论中，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美化，乃至合作、共生。

因經濟利益向專制妥協

足球为什么是“圆的” ——2010世界杯德国队的成与败

无论多么权威的专家分析预测足球的时候，最后都要加上一句，足球是圆的，以防不测；无论结局多么令人悲哀，失败者在哀叹后也会加一句，足球是圆的，来为自己分忧。

足球为什么是园的？数学解，物理解，其实哲学解，神秘的人生观、宇宙观，才是最令人迷惘的“解”。

足球为什么是园的？是因为足球不是靠逻辑、靠科学、靠权力——政治的与经济的，所能够完全推论、预测，以及控制和左右的。

足球之所以为足球是因为它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太多的偶然因素，太多的“人”无法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素了！

其实任何“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都是如此。究其根本在更深远的意义上，物质的科学问题也是如此，只不过不知怎么回事，造物主在造物的时候，居然给人对物的认识留下了稍微多的一些可能。而就这么一疏忽，就使人误以为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甚至控制、改造世界。但是上个世纪认识的深化终于又让人发现“测不准”、观察渗透着理论，让人突然再次感到，人不但不能胜天，最后反而由于自己对能源的滥用，对环境的污染、对自然的摧毁，盲目的自大，最终竟然可能要被天所灭亡！其实就连那两次世界大战，半个多世纪的极权主义都是因为人的这种盲目自大造成的。

是米奇尼克在北京誤上賊船？還是……（2010旧作）

“没有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党。要么它是极权主义的，要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Adam Michnik，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1985，47页）
——米奇尼克

波兰的米奇尼克与捷克的哈威尔，在九零年左右开始成为我思想中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哈威尔的《生活在真理中》、《致奥尔伽》两书，是八九年冬天，我在初学德语，还没有能力阅读德文书籍的时候就购买的第一本德文书。而米奇尼克的书，则是九零年夏天，一位学汉学的德国朋友，Sven-Uwe Mueller，感到我思想上和米奇尼克的相似性，而送给我的。这本书我至今放在身边。

哈威尔与米奇尼克对我思想的启发就在于，当年在西方只看到自身的利益，而对东欧采取缓和与绥靖政策的时候，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揭示，共产党依然是极权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政客及左派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欺骗性。哈威尔的晚期共产主义，或者如中文翻译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概念及分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由于这一次争论，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讨论经历了五十年代初期的兴起，六十年代的衰落后，第三次引起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关注。而导致这个第三次讨论的主要人物除了哈威尔和米奇尼克等人外，还有索尔仁尼琴，以及他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的出版。它让法国那些散布对共产党幻想的左派们、缓和的政客们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抵制。

然而，二十年过去，当哈威尔由无权者成为有权者后，今年年初却第一次使我失望。他居然违背了自己“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没有仔细阅读对比，只是因为题目套用了《七七宪章》而称为《零八宪章》，就不加分析地给予支持。当年的哈威尔他们提出的《七七宪章》是以对抗共产党极权统治为基础的，而三十一年后的零八宪章却处处以拥护共产党政府、和解歌颂为前提。二者在价值和原则基础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二十年过去，我却没有想到，当米奇尼克由共产党阶下囚变成人上人之后，他这一次访问北京不仅让我失望，而且简直就是跌破眼镜。

人生变幻，情何以堪！它更让我惊叹，能够像阿隆（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那样，经历人生的大起大伏，还能保持住清醒的头脑，超越人世的得失，何其不易！

极权主义研究及其政治文化问题探源（2010旧文）

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阿隆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探究致友人 

XX，你好！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我已经从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及分析，进入到有关它的产生及发展的政治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地涉及到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问题。现在，我可以跟你说的是，我的研究已经走过半程。应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因为最困难的时候是摸索思想线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了想法，可是是否这个想法能够成立？有时候觉得历史上可能会是如此发展，是否在历史上的经验事实真的如此发展？这些探索都犹如在黑暗中去寻找资料，寻找前人的论证和同代人的研究。

事实上，在研究工作中能够看到问题所在，并且找到资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这犹如大海捞针。好的导师、好的学术功力都反映在这上面。好在我这一辈子已经习惯了这种靠着直觉在黑暗中摸索。当年，一九七零年、七一年我找到启蒙思想与科学思想就是如此，那个时候更为困难。那一过程的完成，前后整整花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深切地感到，如果有好的导师，年轻的时候就会省很多精力，学术进展就会更加有成效。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探索，可以说是完全在黑暗中的摸索，没有人能够指导我。因为当时还活着的能够指导我的人已经凤毛麟角，如洪谦，但我却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认识他的可能。而现在这个题目和方向的探索，相较上一次，可就好多了，这一次我大约花了近两年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