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研究弗格林的思想的时候，在他的自传中看到，他在年轻时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时候深深感到、并且影响他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原著才能了解把握一种思想或者一个概念。他在这本自传中说：
“我所得到的这种认识当然成为我以后的工作的基础，这就是不仅要看到，它不仅对于我关于希腊哲学的知识，而且要更看到凡是涉及根本的看法问题时，一个人只有能够直接阅读它们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适当地掌握和理解它的来龙去脉。”
弗格林，《一生的反省》，57页）
“……韦伯通过他的比较知识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韦伯让我永远明白，在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人只有知道他说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为一位富有成效的学者。这意味着，人们学习比较文化史学时不仅要了解现代文明，而且要了解中世纪和古代的文明，……不仅西方文明，而且还有近东和远东。”（同前，31页）
然而，弗格林的这段话却突然使我同时看到，弗格林也罢，韦伯也罢，他们了解近东、远东问题上却往往自己就违背了这一准则，也就是他们都是从阅读第二手的，间接的资料来谈论甚至论断。例如，韦伯不懂中文，却谈《儒家和道教》，而这本书居然如今不仅被某部分西方人，甚至居然也被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奉为经典读物。
韦伯当然知道，一门语言并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理解问题表达问题的方式！为此当然也就无论是谁，如果谈论中国文化思想问题，他们不懂中文，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为什么这些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学术有上述认识，而谈到中国问题时却如此草率、轻薄狂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