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传统文化思想的演进 —试解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推崇


一.陈寅恪与三纲五常

陈寅恪对自由的追求与坚持可谓是当代中国的一座高山。他竟然为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于明确提出政治上的条件,拒绝北上进京任职。这在共产党社会可谓独一无二。然而,足以让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们汗颜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的文字,却是在他为世人所以为的“封建遗老”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却是:那些几乎终生追随共产党极权专制,不过是到八十年代后有些许觉悟,却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知识精英,居然始终把陈寅恪当作不齿的封建文人;陈寅恪与暴政的对抗,对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新思索、彻底反省!
陈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国思想界,他几乎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山,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司马迁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为此,他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让我反复思索,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非常难以接受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陈寅恪终生不用白话文,另一个是他推崇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

2012年3月27日 星期二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致友人的信(一)

2010-4-19

XX,你好!

关于你传来的陈寅恪与冯友兰比较一文,由于不是我的专业题目,所以只能够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叫《学术尊严与学人品格》更为合适。因为牵扯到理性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还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归于你所说的那个抽象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说,“理性,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性,就没有学术可言”,“没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哲学,也就没有了学术”。那么首先你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述方式,就不是一种学术式的描述、分析的论述,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论述了。

因为对于学术的探究问题来说,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须给予明确的交代,什么是理性,你用的是那个西文词是Ration,还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个理性单词,在黑格尔、海德格、萨特那里,和在休谟、洛克、波普、维特根斯坦、罗素那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想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理性”问题的,也准备了一些探讨这个概念的书。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计划中的极权主义问题的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没有没有完全展开。

说来有意思,促使我想对“理性”问题做一个详细研究的是,因为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等马列主义哲学学者们始终口称“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直到文化革命还进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紧跟党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后,他说自己政治上“有所觉悟”,但是,于我来说奇怪的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问题。为此,对于他们推崇的如此的一种“理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后还是只好我来研究回答。

2012年3月22日 星期四

只有诗人、没有诗歌的时代

——读“无为”诗歌有感

偶然走进“无为”的诗歌,它又撞开了我对诗的遐思。
这些年我已经非常厌烦现代诗及现代诗人。但是无为的诗歌,拍打着我的灵魂,迫使我去追随、思索他的拍节。
中国文人的情怀早让我感到,现代诗,或许还不能称为文字的艺术,因为它已经远离了诞生这文字的中国文化的韵律,但是,你让我感到,现代诗却仍然像所有的诗歌一样,一首流动的情绪,一阕流动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流动,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为此,像北岛那些混社会的诗人,已经没有了真情,没有了动荡与流动,已经没了诗歌的一切。
如今我只认识一个诗人,贝岭,但在我看来他却是没有诗的诗人。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情绪、关怀,只有一颗不安的灵魂,到处飘泊。或许他没有诗,也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一种诗人的呐喊。或许正因为我说他没有诗,他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诗人!当代是个没有诗歌,只有诗人的时代!!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远看章诒和及其《最后的贵族》


章诒和女士几部作品的社会影响都很大,对此,我也高度评价它们的社会影响。然而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却不是它的社会、政治影响,因为政治永远是暂时的,并且在很多时候它掩盖扭曲了一些人生真正的内容。为此,我想谈的不是她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而是章诒和女士对于社会、艺术、文化的看法;在积极的政治影响同时,很可能由于政治而在其它方面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章诒和女士对京剧未来的看法,我想到她的《伶人往事》
章诒和是学戏曲的,她的《伶人往事》,应该说写得不错,可仔细想又有一个悖谬,原来内中都是故事,都是和政治、社会紧密联系的人与事的纠缠坎坷,没有一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
懂行的人很容易看到,章诒和笔下的京剧界与齐如山笔下的京剧界怎么看,怎么不一样。
齐如山写个人,也写社会氛围,可齐如山笔下的是京剧艺术,而章诒和笔下,虽然都是京剧伶人,写得却是政治和历史,没有任何他们对表现程式的理解,对发声吐字的推敲。
这个区别大约也如其父,虽然留德,可搞的是政治,对哲学等学术本无大的兴趣。章诒和也如此,“世家”子弟,爱的是名誉地位,是上层社会的享受,着眼的是社会地位、往来、住房衣食,所以言必提“贵族”。那个“贵族”,不错是在五十年前被整肃没了,这个整肃是无人性的。可那个“贵族”,即便暂且就说它是“贵族”,不也是贝多芬不肯屈身的那个“贵族群体”,是个狗屁不懂,附庸风雅的阶层,听京剧而不懂京剧,留德而不懂学术,只能去搞人事和在社会中钻营。真正的京剧大家很少有这个阶层中的成员,他们大都是穷苦出身,偶而出现几个富家子弟,也是反叛使然。

2012年3月18日 星期日

母亲的遗憾

母亲的遗憾也是我此生的遗憾。母亲生前始终想的是在我们学业结束回国后,能够一起返回故乡看看。因为我还不曾返回过祖上故里,不知道我来自的那个地方的情况。然而,现在这却永远的不可能了。
母亲的遗憾让我感到的是母亲是爱故乡的,母亲是以我们这个家族自豪的。然而在母亲的一生中,却除了对我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仲字”,“我们仲家是书香门第”,“我们仲家的孩子读书都是最好的”外,不曾对我说过更多的有关家族,有关原籍的情况。我只知道我们是来自龙口黄县西三甲仲家,此外就一无所知了。我甚至连爷爷奶奶的姓名都不知道,更遑论他们的生平。所以,我想母亲的遗憾绝不只是要带我们回到仲家的原籍,她肯定还有更多的遗憾!
这么重视家族,重视血脉相传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对我多说过更多的事情?为什么留下那么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人世?因为那个社会、那个年代,母亲不能说,不敢说,也不愿说。
最近半个多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口头上随意地飘出“以前的封建专制”、“黑暗的旧社会”,可是稍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家族绵延两千年,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的“新社会”,如此暴烈的“断宗绝代”。所以事实上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母亲经历的后四十年,才是货真价实的黑暗的四十年,她把家族的纽带联系,家族的亲情伦理,都不得不淹没在黑暗中,深渊中。

2012年3月15日 星期四

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2012)


有网友刘中夏君留言问我,您认为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

这真的一下子问住了我,因为在思想领域是没有谁是“最伟大”这么一说的,只有谁在哪方面的问题提的更有意义,论述更合理、更有启发性,文字更隽永。而这“哪方面”又意味着“你”在这方面,“他”在那方面,没有一位全能的人,况且这些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用量比较的。
但是刘中夏君的问题我还是理解,他是希望我能够举出一些有信服力的思想家来,以便去阅读他的作品,琢磨他的思想。这样的话,我也就试着展开我对当代几位思想家的看法,籍此把自己的读书和思考心得与大家分享。

究竟谁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首先我想到的是对我最有影响的几个人,引我走向这条道路的几位思想家。这在近代是洛克、休谟,在当代首先是罗素和波普。在这中间甚至还有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爱因斯坦。
在一九六九年底,那个冬天,最先引导我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就是罗素。七零年后我甚至在内部书店买到一些罗素的著作,其中包括《西方哲学史》上卷,《哲学问题》等。当时也买到了赖辛巴赫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集》。《现代物理学和因果性问题》等。于我简直是如获至宝。那几本物理哲学促使我从此开始自学数学和物理,其后坚持修完大学和研究生的物理课程。
读懂艰深的物理哲学当然是其后的事情,而罗素深入浅出的文字却直接导引我走进经验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之路。到七五年我第一次和后来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见面的时候,争论的重点就是对罗素和列宁的看法。我用罗素对抗他的列宁和马克思。他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居高临下的鄙视,不屑一顾罗素及他的经验主义。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而我对列宁、马克思的不恭也是他絕不接受的。争论的结果当然很不愉快。
对于波普,由于当时没有他的翻译作品,所以读的不多。可七二年我居然在内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波普的英文旧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但是到真正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七六年以后了。在那以后的十年波普对我的思想的形成有很多帮助,但是启蒙的却是罗素。
七十年代初期我认识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中文本下卷的翻译马元德先生,他可说是货真价实的罗素的崇拜者,不仅罗素的思想,而且还有罗素的文字,他都极为推崇。在我和他认识的几十年中,只要我在北京,我们总是来往频繁,但是没有一次谈话能够不提及罗素。他翻译罗素是作为享受来翻译的,一小段话有时就能够翻译几天。他甚至走在路上还在反复吟诵,想在中文文字中表达出罗素英文中的简洁和韵律来。马元德后半生的翻译作品不多,我想就与他吸食了这种“罗素鸦片”有关。
说来惭愧的是,几乎是在二十年后,九十年代我才接触到当代自由主义大“家”法国的阿隆、定居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德国的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汉斯·迈尔(Hans Maier)等人。这些人在我视野中的出现,都是因为我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具体研究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化问题而逐渐熟悉起来的。这几个人在九十年代后对我的启发影响很大。很多思想以及文献是通过阅读探究他们的思想和经历拓宽而来的。

2012年3月13日 星期二

我思故我在(2012旧作)

二零一二年三月八号上午,我在国内两个网站的博客同时被封,事实上,由于思想及支持法轮功学员反抗迫害问题,就是在海外某些所谓异议人士团体、网站,多年来对我也是进行封锁。凡是缺乏底气和根基的人或者团伙都只好采取封锁别人的手段,这篇短文即是为此因感而发——笔者


人的肉体可以封锁乃至禁锢,但人的思想却无法封锁和禁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不想引用它本来的哲学思想,倒是感到它于我有一层新意。
现在,封锁和禁锢对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已经不怕任何封锁,打击,以及不能够付诸印刷发表,公开流传。思想是关不住的,它一定会渐渐弥漫,无所不在。

所谓我有自己的思想就是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真正的思想问题,并且为解答这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了痕迹。
虽然我提的问题在喜好吹喇叭的人看来是简单的、不惊人的,但是,这些问题和思想几十年后会被证明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且是关键的问题。就为此,我自信,与我的同代人相比,我的工作将留下最持久的痕迹。因此,任何的封锁、打击,冷遇,表面的失败,社会的误解,我都无所谓。
我思故我在,就因为我是有思想的,我相信我的存在,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明天!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我思故我在-1

人的肉体是可以封锁乃至禁锢的,可人的思想却是无法封锁和禁锢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不想引用它本来的哲学思想,倒是感到它于我有一层新意。现在,封锁和禁锢对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已经不怕任何封锁,打击,以及不能够付诸印刷发表,公开流传。思想是关不住的,它一定会慢慢弥漫,无所不在。
所谓我有自己的思想就是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真正的思想问题,并且为解答这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了痕迹。
当然我提的问题是简单的,看来不惊人的,但是,这些问题和思想几十年后会被证明是最近半个世纪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且是关键的问题,就为此,我自信。与我的同代人相比,我的工作将留下最持久的痕迹。所以任何的封锁、打击,冷遇,表面的失败,社会的误解,我都无所谓。我思故我在,就因为我是有思想的,我相信我的存在,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明天!

2012-3-9德国·埃森

(三月八号上午,我在国内网站两个的博客同时被封,事实上由于思想,在海外一些网站、刊物多年来我也是一直被封锁的,凡是缺乏底气和根基的人或者团伙都只好采取封锁,为此因感而发——笔者)

2012年3月7日 星期三

传统外衣下的党国文化——“北京文化周”观赏指南

北京来的文化是带有政治目的文化,是具有极权主义社会一切文化特点的党国文化!

这一点,我想虽然中共政府的组织者们在海外“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还是不敢正面否认。因为在国内,他们每天在报刊上,在剧团、院校等一切机构都强势地坚称党领导一切,文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
这一点,民主社会的那些协办者如果否认,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使自己处于不义的地位!

极权下的「非传统」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本来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彻底崩溃后,如老鼠过街,只是人们嘲笑的对象。然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二零一二年,极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文化”却开始大规模输出了。这是因为全球寒冷的经济形势,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台北,为了经济交流都被迫接受经济所夹带的政治目的,所夹带的党国文化的强势输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党国社会,极权社会的特点:在共产党国家,共产党中国没有独立的经济、文化活动,一切都带有政治目的。


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忏悔?


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忏悔?
老红卫兵为什么要忏悔?因为他们跟着父辈推行极权主义,残害人的自由和基本生存的权利,因为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蔑视人的基本存在、基本尊严,搞族群迫害和灭绝。
但是难道跟着极权主义统治者的只有他们?难道共产党的统治是建立在一小撮干部子弟的基础上的?难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只是这一小撮干部子弟就能够使其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地发生?这未免太高估他们了吧!
到六六年,毛泽东能够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居然可以以青年人为主体,把整个社会掀翻,是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变化,尤其是五六年的反右,中共已经培养好了整整一代半人。一代人指的是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和六六年时的中学生,而前边的李泽厚和刘再复们则是半代人如此。这一代半人血液中流着共产党的血,头脑中装置的是共产党设置好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早在反右以后就已经彻底变了,土壤变了,空气变了,全部传统破坏殆尽,整个社会文化荆棘丛生。文化大革命能够那么疯狂地大规模地发生就因为有这一代半人构成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