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1日 星期三

学术研究的根本冲动 ——读书随感

我必须要对你说的是,你现在犯了做学问的“大忌”:第一,你总是要谈你不懂的,没有能力去把握的。第二,你总是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间接的东西来了解把握你的对象。……
——给国内某哲学教授的信


近来研究弗格林的思想的时候,在他的自传中看到,他在年轻时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时候深深感到、并且影响他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原著才能了解把握一种思想或者一个概念。他在这本自传中说:

“我所得到的这种认识当然成为我以后的工作的基础,这就是不仅要看到,它不仅对于我关于希腊哲学的知识,而且要更看到凡是涉及根本的看法问题时,一个人只有能够直接阅读它们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适当地掌握和理解它的来龙去脉。” 弗格林,《一生的反省》,57页)

弗格林说,他的这个深切感觉是受韦伯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而产生的。对此,他说,

“……韦伯通过他的比较知识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韦伯让我永远明白,在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人只有知道他说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为一位富有成效的学者。这意味着,人们学习比较文化史学时不仅要了解现代文明,而且要了解中世纪和古代的文明,……不仅西方文明,而且还有近东和远东。”(同前,31页)

然而,弗格林的这段话却突然使我同时看到,弗格林也罢,韦伯也罢,他们了解近东、远东问题上却往往自己就违背了这一准则,也就是他们都是从阅读第二手的,间接的资料来谈论甚至论断。例如,韦伯不懂中文,却谈《儒家和道教》,而这本书居然如今不仅被某部分西方人,甚至居然也被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奉为经典读物。

韦伯当然知道,一门语言并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理解问题表达问题的方式!为此当然也就无论是谁,如果谈论中国文化思想问题,他们不懂中文,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为什么这些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学术有上述认识,而谈到中国问题时却如此草率、轻薄狂妄?

我认为,这种以西方文化思想标准对东方文化传统采取的一种刀劈式的论断,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导致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多元文化的平等的思想基础,从而像他们感到要研究古代希腊思想那样,有冲动从根本上来了解另外一种文化传统思想。

这种不了解一种文化的根本的思想方法的就做出论断,实际上和“苏文茂批三国式”的横批并无两样。它不是第一手的,而是间接的、另一个世界的眼光。然而,这个横批却居然没有让谈论的人感到粗疏及需要谨慎,没有让听者感到唐突,也是匪夷所思。为此,当然也就更何谈感到必须学习那种文化的语言,来进行直接研究的迫切需要了。

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为止,更为严重的是不仅他们引述的是第二手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和介绍,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西方社会没有感到这种必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第一流的学者往往不会从事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研究。这就是说,能够直接了解中国文化的大多数学者在西方不过是边缘学者,二三流的学人。为此,在西方真正可以称为“好”的中国问题学者、汉学家的可谓是凤毛麟角,真正可靠的介绍和研究实在是十分有限!

与西方出现的这种现象相比,我们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好的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近代中国很多第一流的学人去研习西方思想文化。而研习西方学术的好的中国学者都是从第一手,或者说直接了解西方学术的精髓的,如陈寅恪等一代人。

陈寅恪曾经非常直接地表达过对此的看法: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83页,转引自余英时《陈寅恪诗文释证》3页)

只有二把刀,浅尝辄止的人才会止步于翻译作品,侃侃而谈。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有这样好的学人开这样好的山,但是实际上社会文化的发展却是一个悲剧,百年发展下来的结果却不仅是比西方更为恶劣,而且简直是坠入地狱。带动其后百年学风的不是陈寅恪等学者,并且不仅是一批半瓶醋,而更是一批在政治上非常有企图心的人。这些在政治上有着非常企图心的人,不只是二把刀,而根本就是一些意识形态分子,说的更为贬义的话,宣传者,煽动者。他们不仅没有引入韦伯的优良倾向,而是把西方最坏的,意识形态化,假大空引到了中国。

这些意识形态分子在这方面的表现不仅自己极为典型,而且还造就了其后三代人。可以说,这成为陈寅恪先生前后的那两代追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以及其后三代共产党社会中的所有知识精英的特点。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群体是我曾经亲自经历过的引入创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那些由革命者转而来的意识形态专家(Ideologe)们,例如于光远、范岱年、梁存秀们,乃至包括近年来人们推崇的顾准们。他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尽管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可能懂得英文,然而他们却大都不是从第一手得来。

与弗格林所谈到的对于第一手希腊等直接文献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意识形态分子们来说,这不仅包括他们对于其对象,如那些科学家的原文英文、德文及法文等文献的了解研究,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对于西方哲学,西方历史,基本上都是二手、三手的,即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而来,也就是翻译的马克思作品。甚至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俄文翻译而来的,例如《联共布党史》,以及列宁、斯大林等各种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教科书。

这种间接研究,且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偏颇,可说是一弊再弊。这就造成了他们对于思想、历史问题的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完全错了,而且在对概念的理解把握上也完全背离一般学界的理解,很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这些所谓研究科学思想的人曾经以最武断、最恶毒语言攻击启蒙以来的西方科学思想、科学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当代科学思想家们作为他们的死敌。

生于一九二零年、三八年入党的王元化可说是这批人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他居然读了几本中文的黑格尔译本就自称为黑格尔问题专家。对比陈寅恪弗格林对此的认识,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谬典型。

顾准、王元化们,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时代优越甚至可能外文基础很好,所以,他们的无能不是他们不懂得外文,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探求根本的冲动!

在如王元化这样一批意识形态分子的影响下的其后三代学人,这个问题已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读几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书籍,就什么都敢谈。自以为“好”一些人也不过是读过一些劣质翻译,劣质翻译诗歌,妄发议论,妄谈创作。然而,那都不是陈寅恪弗格林说的“直接”!当代中国学术继续败坏,无法产生有价值的作品全在于此。

学术研究、文学探求,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没有弗格林那种感觉的,那种接触第一手资料、从根本上把握一种思想,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的冲动和要求的,不会成为一位好的学者,一位思想深刻的人,甚至一位好的文学家、艺术家。

2011-4-18埃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