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远看章诒和及其《最后的贵族》


章诒和女士几部作品的社会影响都很大,对此,我也高度评价它们的社会影响。然而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却不是它的社会、政治影响,因为政治永远是暂时的,并且在很多时候它掩盖扭曲了一些人生真正的内容。为此,我想谈的不是她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而是章诒和女士对于社会、艺术、文化的看法;在积极的政治影响同时,很可能由于政治而在其它方面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章诒和女士对京剧未来的看法,我想到她的《伶人往事》
章诒和是学戏曲的,她的《伶人往事》,应该说写得不错,可仔细想又有一个悖谬,原来内中都是故事,都是和政治、社会紧密联系的人与事的纠缠坎坷,没有一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
懂行的人很容易看到,章诒和笔下的京剧界与齐如山笔下的京剧界怎么看,怎么不一样。
齐如山写个人,也写社会氛围,可齐如山笔下的是京剧艺术,而章诒和笔下,虽然都是京剧伶人,写得却是政治和历史,没有任何他们对表现程式的理解,对发声吐字的推敲。
这个区别大约也如其父,虽然留德,可搞的是政治,对哲学等学术本无大的兴趣。章诒和也如此,“世家”子弟,爱的是名誉地位,是上层社会的享受,着眼的是社会地位、往来、住房衣食,所以言必提“贵族”。那个“贵族”,不错是在五十年前被整肃没了,这个整肃是无人性的。可那个“贵族”,即便暂且就说它是“贵族”,不也是贝多芬不肯屈身的那个“贵族群体”,是个狗屁不懂,附庸风雅的阶层,听京剧而不懂京剧,留德而不懂学术,只能去搞人事和在社会中钻营。真正的京剧大家很少有这个阶层中的成员,他们大都是穷苦出身,偶而出现几个富家子弟,也是反叛使然。
近日,章诒和又语出惊人地说,戏曲一定死,白先勇死了,戏曲就死了。且不说其结论是否对,但只是论述的方式,就又是一种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方式。戏曲是否会死,不能够归结成一个人的故事。我看章诒和还是少谈这些问题。因为关于戏曲是否会死亡,是个较为专业的问题,只有齐如山那样的人能够来谈。它不再只是一个“故事”问题了。单就这方面看,我看对京剧的理解章诒和甚至不如品戏台上的普通戏迷,如悠闲居士、老雕虫等人。

为此,由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我想到他的《最后的贵族》。在这本书中,章诒和的言辞间常常显示出所谓“最后的贵族”的感伤,然而,这种所谓“贵族”论的言辞,细究起来却是经不起任何推敲。这种说法在某些半瓶醋,也可以说我同代人的那些老插青、后来混了点名的所谓文人学者那里也经常出现,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读过些许小说,不动脑子的装腔作势、附庸风雅。它不仅不能够说明这些作者高出他们所鄙视的非贵族——贫民百姓,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无知,与思维上无能的表现。
极权专制对于民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本来和贵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尤其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按照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看法,到南北朝后就已经不再是贵族社会,而是一种文官社会、科举社会。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流动性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
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贵族社会,然而却有一个士大夫、儒家传统的人文阶层。就拿康同璧的康家来说吧,也不过是诗书之家,而非贵族血统。康有为固然出身官僚家庭,可其先人也非世袭贵族。没有贵族传统,只有诗书世家,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所特有的特质。这个特点造就了直到如今海内外华人,无论穷富,培养子女读书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章诒和把五七年对于右派的迫害,把那三十年对于知识分子和不同声音的人的迫害,把社会的变化归于最后的贵族的灭亡。中国灭亡的是贵族吗?不是,灭亡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中国家庭的伦理。说白了就是陈寅恪说的三纲五常、天地人、尊卑长幼关系。这个文人精神,曾经让王国维在中西冲突中感到痛苦无望,及至自沉。这个文人精神,曾经让陈寅恪和吴宓感到威胁,相约北伐军到达后——党文化一旦统治高校,就一定离开大学。
然而灭亡这些东西,章诒和的父亲是参与了的;翦伯赞们、史良们,章诒和笔下的很多的所谓共产党的“受害者们”是参与了的。而灭亡这个文人精神的结果,让章伯钧们住进了四九年后的住宅,有了汽车;甚至可以说让二三年留学德国入党的章伯钧们如鱼得水。或许就是这点,让章诒和在没有贵族的中国社会突然感到了“贵族”的气息。其实后来住进章诒和家先前房子的人和章诒和家住那房子是平权的,都不是贵族世袭所致,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夺江山、立极权,共产的结果。章诒和看到后来的居住者实在是应该心平气和。
至于六十年代末期那些知青们眼里,脑子里的所谓贵族,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的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情操是什么,根本不知道,文化革命中横眉冷对他们的,或者说,他们意气风发地横扫的那些人,才藏有真正“高贵”的精神。
去一次莫斯科餐厅就以为如何,在当时有这样的心理,现在看来是无知、可怜,而在现在去进行这样的回忆,则是肤浅到可鄙。
莫斯科是什么地方?是欧洲的远端,是从农奴社会末期转入野蛮的极权主义的国度的城市,是被西方文明,欧洲文明认定的边缘地带。用所谓“俄罗斯文明”来嘲笑、鞭挞绚烂多彩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和文明之邦、中原文化,恐怕只有在精神和知识上失衡的人才会如此。
没有贵族,何来《最后的贵族》?
一本书,究其根本竟然完全建立在一个原本就没有的东西的基础上,为此,这么说并不为过:这本书除了宣泄了一些政治情绪,讲了一些故事,在更深的超越政治的世界中,留下的只是疑问,只是那个时代的分析研究的病态对象。

2011-1-1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