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6日 星期一

雷蒙·阿隆的懊悔 ——再谈《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2008年旧作)

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结束,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再次振奋起来!
在血腥的事实前,我们费尽力气却仍然无法让国际社会警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政府像北韩一样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现在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水落石出!就像八九年居然要到邓小平把坦克和枪弹送到天安门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绥靖、麻木的世界才被惊醒一样!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讨论,多次争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事实的问题,然而为什么却一再成为问题,《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们仍然能够睁着眼说谎?
然而问题还不只如此,并非是一个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们的几句谎言,更严重的是,为什么九九年后法轮功所遭受的犹如犹太人一样残酷的迫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关心?
为什么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对于异议人士的毫不留情的镇压,就好像人命不是命那样被漠视?
为什么为一个独裁政府辩护能够那么堂而皇之、不加掩盖,不知羞耻?
为什么一个沾满鲜血的极权的共产党政府能够再次像三六年希特勒一样堂而皇之地利用举办奥运会展现它丑陋的辉煌?!
这世界难道还有天良,难道还有公理?
难道人类那么没有记忆,十月革命后,冷战时期被共产党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就白白付出了?
难道历史学家,思想家,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此做出的讨论、呼吁、著述在人类的星空就那么没有分量?
我们活着的人,难道真的在刀架到脖子还不醒悟,只有在灾难后,直到脖子喷血才死地复生?就如几百万犹太人曾经无声地遭到灭绝那样!
如何看待对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新问题,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也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研究注视了。
共产党,这个人类肌体上的癌,从它攫取政权的初期,知识分子、世界还对其充满幻想的时候,就成为争论研究的焦点。历史不仅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资料,而且也留下了谁也无法改变的结论。

一.自由主义巨擘雷蒙·阿隆的懊悔

张丹红们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语言和方法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历史上那些为共产党罪行辩护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而那些知识分子有的后来觉醒了,有的最终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九一七年,从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攫取政权开始,欧洲就围绕与此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探讨。尽管左派知识分子们为之欢呼雀跃,相当一部分持有自由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为之迷惑。但是同样在共产国际阵营的考茨基立即对苏联所开始的专制发出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而一九二零年,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经验哲学家罗素去过苏联后,立即在几乎到处都是的赞扬声中、力排众议地提出明确警告。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围绕如何看待共产党及其惨无人道的暴行,在知识界展开的激烈争论涉及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些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些知识分子尽管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是在争论中、在事实面前觉醒了,对共产党做出了第一波的深刻揭露。这中间包括英国著名作家凯斯勒(Arthur Koestler)、法国小说家纪德(Andre Gide)……。对于这一回合的争论探索,美国的皮珀斯(Pipes)在《共产主义实录》中记述道:
“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实。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解释辩护,说那都是由外因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的政体整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108页)
对于二、三十年代,“也许有人曾经设想,在西方世界的企业家中,可以找到反共最坚决的斗士。然而事实上,有很多西方企业家却是中立的,甚至对苏联政府友好的。这些企业家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原不过是愚弄群众的烟幕,后面还隐藏着领导者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即使共产党人相信其所宣传的全是真话,商业活动也能把他们从虚无缥缈的空想中挽救过来。……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原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物,而且反犹。他认为,俄国工业化的程度越高,俄国人就越会循规蹈矩。‘任何机器基本上是相通的。机器开动得很正常,人的道德品质也就高了。’
这种乐观的想法,更因为想从商业中得到实际利益而加强了。国际企业界把苏俄当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之一。当时莫斯科方面正开始大搞工业化,而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正遭受到经济恐慌之苦,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生意,接受斯大林‘五年计划’的订货单。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兴建的那些规模宏大的企业,有许多都是用西方企业界提供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方法建立起来的。正是亨利·福特帮助过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城)建造了第一座汽车工厂。也就是西方企业界,帮助下在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建造了那些规模宏大的钢铁厂。”(113-114页)
对三十年代历史的记述,我们今天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完全对应时下国内外各类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绥靖和实用主义的姑且纵容的的借口和辩护。历史真的惊人的相似!
然而这种惊人的相似,在历史上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九零三年出生,五零年四十七岁逝世的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中,不仅对于“极权主义”国内情况的描述,让人看了拍案叫绝,而且他对于稍微进行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动物庄园和周围农庄的交往,和最近十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往的言语、借口、往来又几乎是逐句逐字的重复!这种预言实在是让现在的人读了脸红。
斯大林去世后,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开始清理斯大林,人们也以为解冻了,没了第一代独裁者的极权主义会向好的地方转化了。而与此同时,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指数为百分之七,并且把第一颗宇宙飞船送上了天。人们居然相信,苏联将会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雷蒙·阿隆(Aron)在《民主与极权》第十七章中也不得不写下这段话,
“改变是可以预料的,这联系着工业建设,联系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不意味着取消一党制,取消正统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共有的官僚等级直销网。资产阶级的稳定性难道前途无量么?有什么不可以?经济合理化呢?为什么不可以?恐怖减轻吗?大有可能。放弃病态的暴虐作风呢?很有可能,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可以证明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我们所希望的后果。”
然而就是这段话,后来八三年阿隆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
在以他五五年到五八年在巴黎大学的讲义汇集出版的这本“《民主与极权》最后几章书中,受了解冻的影响显得很乐观,可惜过了二十五年,这种乐观显得过火了。我重新检阅了斯大林死后的实现的变化,极端的恐怖主义,大清党,没有了。思想生活从解冻中得到了好处。警察不搞党员了。可是与变革相对称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变的东西。非斯大林化的作风,仍旧是斯大林的作风。”
对此,阿隆懊悔的说, “今天我在这里,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话。当时说的是苏联会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因为“这样的自由化将会弄垮政权本身,不管是和平地还是不和平地垮台。这样稳定下来的政权绝对不能允许什么人来动摇自己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尽管绝大多数苏联人已经不再相信了。……
“苏联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政权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在苏联,党以主义的名义来统治,这就是说,党等于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尽管现在在苏联甚至在异议分子中对于苏联的民众和领导人是否还相信这个主义,争论不休,得不出结论,但是,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独裁统治者绝对不能让人讨论到涉及到政权的正统原则。”(512页,《雷蒙·阿隆回忆录)
雷蒙·阿隆的懊悔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在最近十年面对的中国,局面几乎完全相同,然而却很少有人记取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写下的这段懊悔。
阿隆经历的那一思想混乱时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后在德国发生的争论中,一些人,包括当初使用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作家阿伦特在内,认为极权主义概念已经过时,已经不能用这个概念称呼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些人认为,改革的共产党国家提供了第三条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由于六八年对布拉格之春,七十年代末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揭示出来的黑暗,才逐渐势均力敌。
这场争论,到八九年柏林墙崩溃有了结论。极权主义理论最终得到了经验的历史证明,反对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声音也终于在西方基本上销声匿迹。最近十年,由于开始揭示出大量的共产党政府的档案材料,更由于九一一事件,尽管共产党政权在欧洲几乎已经消失,但是有关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的各种研究机构和书籍、刊物,在学术和出版领域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雷蒙·阿隆虽然没有活到八九年,但是他的懊悔,对我们如何认识共产党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

二.为什么说张丹红们的观点是自欺欺人的观点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尽管八九年已经把这一历史教训明确地写在历史上,但是,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似乎永远是重复,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民众和民族,总是要自己交上学费,二次世界大战几百万犹太人的人命,五三年东德、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八九年中国的天安门,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学生的生命。这种学费的确是太昂贵了!
这个争论,对于虽然经历了人类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却没有经历过“解冻”时代的中国,由于滞后了一个历史阶段,虽然经历了八九年,却仍然在重复那些早已经在欧洲解决了、被留在后面的问题。
张丹红们的观点在历史上曾经是自欺欺人的观点,曾经欺骗了民众,欺骗了历史,现在,尽管在历史性的变化中水落石出,然而换了一个时空,围绕中国共产党问题,居然仍旧在自欺欺人。为此,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具体、简略的对比解析。

1.张丹红在科隆的对谈中指责吴曼杨说,“我觉得您的思想还停留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民主化上,我也看到进步。共产党不再是老人和花岗岩脑袋当政。共产党内部现在也有不同派别,有改革派,有左派,也有老的毛分子,所以中国的制度显而易见地是威权(authoritaer),而不是极权政府,共产党里也有民主改革萌芽(reformchen),当然我也还是觉得速度还不够快。”
在德国收视率相当高的电视二台的访谈节目中,她甚至更干脆地说,“一切政治改革都需要时间!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从中世纪跨越到工业时代。许多西方国家还是带着体制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但是今天中国已经不是共产党中国了,它的执政党也不再是革命政党了。我一直坚持:中国不是前东德!中国不是警察国家,不是每一次接触、每一个谈话都被监控!我们欢迎外国朋友。”
张丹红在这里所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近年来一些人在世界上为中国共产党所制造的假象,说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前边之所以简述了历史性的教训,就是因为在历史上那些个为共产党辩护的人在每个时刻其实都有类似的言论。
例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苏联由于对农村实行恐怖的强制征收政策,而导致粮食大量减产,从而在二十年代初饿死五百二十万人, 只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才使得两千五百万人免于不幸。为此苏联也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和政策。放松的新经济政策导致二八年苏联的谷物产量“到达了一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还是不及一九一三年帝俄时代的水平。在俄国以及俄国以外的地方,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采用,标志着俄国已经放弃了了共产主义。有人高谈阔论,说俄国发生了‘热月政变’。那就是把‘新经济政策’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前后,雅各宾派的领袖丹顿和罗伯斯皮尔相继失势,先后被送上断头台。然而,这种比拟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一方面,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是死了,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却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把他们的让步政策当作权宜之计,从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果然如此。”(《共产主义实录》,57页)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所说的阿隆的懊悔是更为典型的例子。
五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去世以后,或者说所谓“解冻”以后,如前所述,曾经大力推动极权主义概念的阿伦特干脆在六七年坦率承认,不能够用极权主义来称呼苏联等共产党社会了。他们认为东欧国家等正在为走向工业化提供第三条道路。这场争论在德国尤其激烈。就在那个时期他们就提出,当时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应该称为“威权国家”,而不应该继续称其为极权主义国家了。
张丹红今天为中国共产党辩护使用的所有的言辞,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当时某些人的言论。只不过她的理论修养远远不如当时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的只是政治宣传而已。
这个简略的历史对比,不仅说明张丹红们毫无创新,而且让人们看到,为共产党辩护的方法和言辞不过就是如此。它总是在重复。
然而张丹红们不去看历史,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更为过甚的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历史的政治事件,毫无遮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共产党。我想,八九年用坦克在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张丹红们当然是不敢否认的。八七年对西藏民众的血腥镇压和五九年的所谓平叛也毫无区别。最近十年,张丹红所为之辩护的九九年公开化的镇压法轮功事件,和历史上的中共、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对于宗教和民间社团的镇压,其强硬态度,使用手法、残酷程度更是完全一样,毫无变化。看不到这点,让人只能说是居心不良啊!
更为甚的是,正当张丹红们振振有词地歌颂共产党政府的时候,她却居然闭眼不见三月发生的西藏拉萨流血事件,就是一个证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的铁证。
不是吴曼杨先生仍然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而是张丹红们仍然在用历史上的自欺欺人的言辞来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辩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没有能力像当年的苏联那样来制造冷战了,因为他们经济上已经不得不完全依赖西方的投资和贸易。然而,这种依赖却依然有着它传统的原则,也就是即使在国际事物中,也有张丹红说的“底线”,那就是一党专制是不能触动的。为此也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威权国家,而不是共产党国家,极权国家了?

2.用“威权”来轻描淡写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当然不是张丹红的发明。如笔者前面所述,五十年代后期后就已经有人提出如此描述当时的、没了斯大林的东欧共产党。在中文世界,八十年代以后更是很多对共产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的人非常喜爱使用的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张丹红在使用以前,有没有对这个概念的本身和历史做过认真的探究。在历史上,政治学上描述专制的概念有很多,Despotie(专制)、Diktator(专政)、Tyrannei(暴君)、autoritaer Regime(独裁、威权)、Absolutismus(君主专权)、Totalitarismus(极权)。每个概念描述了一种体制、一个历史现象。马克思用前两个概念描述过他思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极权主义概念之所以在二十年代产生,在五十年代后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历史上的概念都无法描述出法西斯、希特勒纳粹和共产党专制的典型特点。细致的讨论读者现在可以参见笔者的《极权与当代精英》一书,笔者还会陆续推出更为广泛的讨论。
在绝大多数对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研究中,都看到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一党专制,一个国家只要是一党专制,控制社会的一切,也就是说,这个党对于军队、媒体、思想、社会有着绝对的统治和强硬的底线,就绝对不能够称为威权国家。
谁都明白“威权、独裁”这个词,和Despotie描述的奴隶制的那种专制,Diktator那种罗马式的专政的区别,它在当代被一些政治学者用来描述新加坡国家,乃至国民党那种带有传统色彩的专制政体。这样的专制从来也没有彻底实行过一党专制。
一党制,一元化的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控制,方法是多样的,无论它是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式的无所不在的控制,还是如时下中国,和历史上的希特勒第三帝国,对私有制的有限放松,以及社会在表面上有了一定的松动空间,它都依然是极权主义国家。因为私人权利和财产,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永远是一种国家可以随时收回的信托物。这就是张丹红一直强调的共产党的那条“底线”。
事实上,威权和极权的重要的,根本性的区别是很容易看到的。威权专制,对于民间的信仰、家庭等社团组织结构并不感到威胁。而极权,因为它要一统化、一元化地控制社会,就绝对不能够容忍任何不同的信仰,及团体存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定要,也一定会镇压法轮功的存在的原因,一定要镇压、摧毁藏族民众的文化和信仰的原因。单从这一点还可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政府坚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它就仍然是典型的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共产党。
走笔至此,笔者在这里还想要强调另外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在政治学上和现实中,现今的共产党专制和中国传统的专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们的来源、思想基础,存在形式,都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西化的产物。严格说,它是基督教世俗化在近代历史上的负面结果。
有关这一方面,对比共产党专制和国民党专制的区别,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训。
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这一现实特征的张丹红们的歌颂辩护言辞,由此也更显露出自欺欺人的一面。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只要不折不扣地坚持一党专制,称他为威权主义就是混淆视听,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

3张丹红们说,她在中国生活到八八年,那时候确实很糟糕,也是她离开中国到德国的原因。她说,那时候,她和男朋友出去旅游,都不能开一个房间。相比之下,中国人现在有了很多的自由,这些都可以了,因此她说,大多数中国人从今天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要是人们只看到西方媒体的报导,又没有去过中国,真会以为,中国是一个极其罪恶而糟糕的国家,人权被践踏,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人权。她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
张丹红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和她生活在德国的身份不符合。因为德国的媒体、电视,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报道过当年的东德的情况。
五十年代的东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是类似的。而在解冻以后的东德,由于经济不景气,以及民众的不满,也几乎完全和中国一样,同样在经济、甚至社会生活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放松。这个区别不过是五十步还是百步的问题。东德在在经济上放松程度不如中国,但是他们在“性”方面的放松却远过于中国。他们早就有裸体浴场。就在八月二十七号,德国电视二台又播放了一个有关东西德在“性”问题各自特点的专题回顾文献片。它告诉人们东德在很多性问题上比西德甚至要开放、自由。可这说明什么呢?难道和男朋友能够开房,能够嫖娼就是自由?
张丹红们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同样死守着的那条政治底线,那就是不危害他们的权力。我们说共产党没有变,也就在这里。无论是在冷战时期,传统的共产党人,还是实用主义的共产党人,其首先的考虑就是政权问题。无论他们的方法、策略有什么不同,也就是无论是黑猫、白猫还是花猫,人权和言论基本的自由是绝对不给任何人的,因为那样就会危害极权专制。这一点,任何对共产党社会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很清楚的,前文所述的阿隆这样记述过,《共产主义实录》一书描述的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把那个独裁者所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做了某些缓和性的改革。但那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令,则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统治依然如故,那些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依然如故。不过,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大为改善了,几百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获释,恢复了自由。许多被镇压的牺牲者获得平反昭雪,那些冤死者固然得不到什么,但他们的家属却可以免于受累了。允许和外国人做些有限度的交往,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获得入境签证到苏联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出国旅行。外国电台的短波广播照样会受到干扰,但并不时时有效,因此,苏联广大人民已经能从国外的广播中得到关于国外以及苏联的比较可靠的信息。”(89-90页)
如果说,对于大清洗、文化大革命,那种人人自危的专制时期,如《共产主义实录》所写的那样,“当时俄国人有句开玩笑的话倒真能传神,说是一个正直的苏联公民只能像一头蠢猪那样活着,不过有谁愿意做一头蠢猪呵。”(73页)
张丹红们当然清楚,她所歌颂的最近二十年,所谓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公民真正像让人那样自由地、有尊严地生活,而是更加像一头蠢猪那样的活着。所不同的是一部分猪吃的好一些了,由过去的瘦猪变成了肥猪,甚至可以“开房”有“性”自由了,而人所具有的和动物不同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如以前一样没有的。张丹红反复宣扬的那个底线,而这个底线说白了,不过还是吃、性交、说“好话、歌颂”都可以是自由的,异议是不行的。
人类有三个欲望,食欲、性欲、求知欲。前两个欲望,猪都具备,后一个欲望猪到底如何,还无法证实,可以肯定的是求知欲和人权自由紧密相连。共产党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对于前两个欲望都可以做充分的“改革”、“开放”,而在第三个欲望上,从有共产党开始,就设置了严格残酷的张丹红所说的“红线”。
任何猪权都可以扩大给予,人权依然是绝对的禁区,这就是现实的中国。中国不过变成了一个大猪圈,你尽可吃,尽可享受,尽可以性交,但是基本的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因为可能危害到统治权,所以这个底线是绝对不允许碰的。底线之外的内容,也就是只要保障猪圈的存在,就可以有弹性,甚至可以实用主义的改变,如是而已!张丹红们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
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屠刀架在中国民众的脖子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自由永远是屠刀下的自由,张丹红歌颂不只是蠢猪的生活,而且简直就是屠刀下的自由,而这个屠刀下的自由,她居然说成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力量都没有共产党对人权的贡献做的多。
这种歌颂不仅卑鄙而且可耻!就在张丹红们说这话的时候,身边堆满九九年以来法轮功学员的血肉,空气中还飘荡着三月镇压藏民的血腥!

4.张丹红们对共产党政府如此,但是对于默克尔总理的态度却完全是另外一样。据笔者的友人说,整个《德国之声》中文部充满对默克尔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痛恨。这种痛恨和不满,也延伸到他们对德国那些对共产党有批评性看法的媒体和记者。张丹红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德国媒体对她的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张丹红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讨论节目中说,德国有关北京举办奥运会问题的辩论充斥着“无知与偏见”。中德双边关系本应该是良好的,然而联邦总理默克尔却“为一个新的罪恶帝国的幻象提供温床”。她批评默克尔总理的对抗路线制造了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坏小子”的中国形象。……
就是在这个谈话节目中,张丹红谈到中国说道,“北京有资格办奥运!”,对共产党专制她声称,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不在是东德那样的共产党,中国不再是警察国家了。。(见前引述她在德国电视二台谈话)
一边是专制,一边是民主。
民主社会如何与专制政权对抗,的确有着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但是是在对抗和抵制基础上,而非维护。张丹红的态度不只是鲜明的维护,而且在谈话中还下意识地流露出她对共产党的认同,“‘我们’欢迎外国朋友”!
是啊,对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来说,“共产党”这三个字,是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坏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说出“我们”二字。可对张丹红来说,大约从来没有这样的感情。就是在八八年前,她的不满也不过是和男朋友出去住旅馆没有开房的自由而已!
这感情的不同当然反映到对于德国和德国的政治人物身上。
对于默克尔总理,没有一个人否认,她和现任德国总统科勒尔是德国历史上最关注人权问题,最有原则性的政治家之一。张丹红忘记了,在德国政界、媒体,乃至企业界,对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默克尔对人权问题的处理,少数人不同意的只是她的做法,也就是会见的时间、地点、方式是可以讨论商议的,可几乎没有一个批评者敢说,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从根本上错了,默克尔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判断是错误的。
张丹红的身体和感官充分享受了民主社会的物质,可是感情和思想却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三.我们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分歧

1.      对于基本人权的认识和认同:
我们和张丹红们的最根本分歧是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和认同。尽管张丹红们在德国生活过二十年,加入德国籍的时候也承认德国宪法的第一条,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人和人,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个人的人权。然而,张丹红在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点。难道她下意识地认为中国人是二等公民,是不配享有普世的人权价值的?至于张丹红说共产党政府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权,就更是一个欺世大谎。
人权是个价值问题,民主是个方法问题。
对于人权问题,也就是价值问题。原则问题,只有承认与否的问题,没有循序渐进的问题的。
对于民主,也有张丹红说的那条“线”,只有在人权基础上民主,才能够讨论采取何种民主制,如何渐进改善。任何损害人权的民主,如所谓民主集中制,如最近中共的所谓地方选举,差额选举,无论暂时或者局部实行如何,都不是我们所要的。说到底,我们要的就是“过线”的那个普世人权、自由和民主!
历史上,共产党践踏人权的借口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它曾经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以党的利益来损害个人的权利。那个时候,它根本不承认国际人权宪章的原则。在它无从退却、必须承认国际社会的人权的时候,它又用衣食温饱来抽掉人权原则的精髓。然而,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所说的这个“人权”,他们依然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人权践踏者。因为它不仅曾经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借口损害过中国民众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而且也以衣食温饱为借口践踏过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饿死人最多的政府之一,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移居德国,拿着德国纳税人的钱的张丹红们在谈到中国的人权的时候,居然重复的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
张丹红们为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辩护词居然是受到镇压的人触犯了共产党的底线。她当然明白这个底线正是个人是否有人权,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的试金石,分水岭。共产党正是因为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才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群体过界。
在界线之内的任何放松都不能说明共产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半个多世纪共产党的所谓“解冻”和“改革”说明了这一点。就是为此,“解冻”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九九年残酷镇压法轮功;五九年,八七年乃至零八年对西藏民众的血腥屠杀。
如果积极评价“放松”的意义,其唯一的意义就是“放松”为我们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暴政准备了条件。它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把绳索套到共产党的脖子上,为推翻共产党制造可能。谁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反而歌颂共产党的改革,谁就是支持共产党继续把屠刀和绳索架在民众的脖子上。
八九年东欧集团能够崩溃的历史意义和教训正在于此。事实上,张丹红工作的《德国之声》本来存在的主要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建台的宗旨就是宣扬和推动人权和自由的理念。冷战时期的自由欧洲等电台对于人类追求美好所做过的贡献永远记载在人间。同样,《德国之声》某些人居然为共产党社会涂脂抹粉,作为耻辱也会永远留在历史上。
人权原则就是在任何时候个人的权利都是不可触动的。共产党如果不承认人权是最高的价值,它就永远是传统意义,冷战时期的共产党。不是吴曼扬用冷战时的思维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而是张丹红仍然沿用半个世纪前共产党的思想来为共产党辩护!

在此尽管重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谁若是不利用共产党的放松,推动推翻共产党,而是歌颂共产党的改革和放松,谁实际上就帮助共产党巩固了那条他们坚持的“底线”,也就是巩固了极权专制!!

2.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的认同
沿着共产党政府的价值观念,为共产党政府辩护的张丹红们的文化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对于西藏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认识也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张丹红们认为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建立在彻底地对于中国文明和传统的否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否定是过去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建立在共产党的一元论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的产物。
多元文化观,其价值基础是前述对个人基本人权的尊崇;其认识论基础是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多元的,而绝非是决定论的。也就是说,它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是近代科学的描述观,而非思辨专断的。
文化是一种生活和追求方式,它没有好坏之分。每一地区,每一个族群的民众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追求特点,这包括着信仰、思维、伦理。基于对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任何其它的群体,包括族群和党派都无权用强力改变另外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另外一种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文化观,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有一个发展规律,而自己占有、代表了这个规律,所以有理由摧毁别人的文化信仰,迫使别人走自己的路。
这种文化观,到了极权主义的共产党人、邓小平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阶段,没有任何改变,同样认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随时可能威胁它们权力的最大泉源。所以对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围剿,任何时候都没有松懈过,而且从来都没有手软过。
张丹红们自己虽然没有权力的考虑,可是因循了共产党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共产党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高于传统的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打碎西藏民众的生活方式是有理的。所以他们以为花了钱、建设了,就是对人家的文化有贡献了,就是保存了人家的文化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你花了钱,可能正是在破坏人家的文化。
试想,如果一个海盗,打进人家的家门,强迫不爱他的人,嫁给他,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尽管他为此大把花钱,重新装修人家的家,同时还“委屈”地说,我为你的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可是,你能够承认他吗?!
这个例子正是一部近代史的写照。“海盗富裕”并不意味着他的“文”和“化”也是富裕的、唯一的。这个近代史的负面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那里走到了登峰造极。
其实仔细思索,更可悲的是,张丹红们不仅对待西藏,而且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她像时下绝大部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一样,骨子里鄙视中国文化,灵魂深处甚至感到生为中国人而自卑。
她认为,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人权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政治力量都大。其原因在于在她脑子里,中国“封建社会”,饿殍遍野,专制残暴、人们毫无人权。如果没有这个历史图景,张丹红是说不出那句话的。然而,这却是共产党的弥天大谎。且不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大部分时间是物质充足的时代,因为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以他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享誉于世界了。就说中国的所谓“封建专制”。张丹红们如果做一个经验的案例研究对比,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其享有的权利,自由度,远远比共产党社会要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的自由度,就是比起同时期的西方来说,也是令在一神论宗教桎梏中的西方人非常羡慕的。
关于这一点,张丹红们现在也不敢否认,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张丹红的“中世纪”的中国,人们的自由度和个人人权也远比共产党社会要大得多,好的多!
对此没有研究和思索的张丹红们能够睁眼说瞎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文化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是不认同的,共产党的文化观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是这种原因,在张丹红和吴曼扬的对谈中,吴曼扬再三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而张丹红没有一句提到于此。事实上她也的确无话可说。
当代自由主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极权主义问题专家达伦道夫,认为共产党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对近代人权和自由主义,二是反对一切传统。这个命题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不仅认同人权为最高原则是重要的,文化的认同,对于传统的认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抵制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文化认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些动辄就骂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实实在在地应该想一想。这样的思想倾向,在思想史上,应该说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笔者近期将会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进一步的论述文章。

3. 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
基于上述两个价值问题、文化历史问题,我们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和张丹红们有根本的不同。
张丹红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奇怪,作为《德国之声》的编辑张丹红,和其他编辑相比,近年来还是相比开明的,不回避和异议人士的接触和报道,为什么在现在一下子成立众矢之的?其原因就在于,张丹红对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张丹红尽管来到民主国家已经二十年,并且为宗旨是推动人权民主价值的电台工作,可她对极权的共产党的基本判断和感情不是彻底否定性的。
在德国经历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的张丹红,应该注意到,从八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在辩论希特勒纳粹德国和共产党是否可以等同的问题。而柏林墙倒塌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共产党社会的档案资料的解密,《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和论述越来越多。张丹红们不会没有注意到,在西方,即便是那些认为还不能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完全等同的人,对共产党也是基本否定的。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共产党唱赞歌了。
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曾经暂时被共产党社会蒙蔽,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社会的黑暗,但是历史揭示,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个人,所有智力上没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和个人,很快就会对此作出反省,并且走出这个怪圈。凯斯勒、纪德、塞罗纳是一类例子,而雷蒙·阿隆的懊悔则是另外一类例子。
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年的张丹红们,以及她那些编辑同仁们,在本来能够回到大陆,而选择留在德国,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社会根本上是不信任的。
张丹红在任何一个谈话中都不否认共产党的那条底线,这说明她当然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那个专制的硬核。然而本来应该进攻专制硬核的张丹红,却来攻击进攻这个硬核的人,这就说明,在最根本的感情和判断上,张丹红并没有转到民主社会这方面来。正是由于这个没有转变,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张丹红,在奥运会前就不自觉地承担了中国政府在德国的“第五纵队”的任务。

4.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我们和张丹红们,以及《德国之声》编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着根本的分歧。不是吴曼扬谈论问题用冷战时期的思想,而是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时候还在用冷战时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式的宣传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分析的、描述的,而是一种教条独断式的。它除了反映在那种武断的价值上对于人权问题、文化问题的判断外。还表现在谈论问题的方法上。

A.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方法是整体性的论断,而既非作为记者的具体、个体的描述,也非学者的具体个体的分析的、经验的方法。
整体论的方法是共产党思想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就已经具体深入地分析过。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理论分析。
张丹红在对谈中、采访中经常笼统地说,中国大多数人如何。这是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的习惯性说法。但是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张丹红这样说的时候,应该思索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因为第一张丹红们并没有调查、统计的数据。第二就是有这种数据,人们应该看到在极权社会,被调查的人是不敢表述出自己的观点的。除非这种调查有保证被调查人不受到迫害的前提。否则的话,任何这种调查数据,都并不能直接地说明问题。第三,由于极权社会和一般社会的不同,那里缺乏咨询和全面教育的人的看法和观点,也是值得分析的。例如三六年的德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民意调查都只是说明了社会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不能够说明希特勒、共产党受到民众的拥护。
至于当张丹红在侃侃而谈地为中国政府辩护的时候,她当然非常清楚,时下中国人在下面谩骂、诅咒共产党的,几乎是无处不在。她当然也知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少数民族遭受到共产党的迫害。
张丹红整体性的论断式的谈论,还表现在她对于共产党对中国所谓人权贡献的陈述、对西藏问题的陈述,都是从天而降的武断的命题,而非客观地在探讨问题、分析问题。一个正常社会的记者,或者学者谈论问题应该是描述的、就事论事的,而非一种宣传煽动性的。而张丹红的谈话,却大都是角色混乱,经常下意识地用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口吻谈话。

B.如上所述,在几乎所有的张丹红谈话中,张丹红对于概念、语言的使用都既不是西方记者式的,也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在这里,除了对于把具体的民众和人民概念的混乱使用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面所述的,她不加分析地对于威权和极权的使用,她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已经不是极权专制社会,而是威权社会。张丹红当然明白,在柏林墙倒塌十八年有的今天,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宣传,那就应该是在做出细致的概念分析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命题,或者说给出哪个学者,曾经通过哪些研究做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对于共产党极权问题的研究和结论,现在几乎已经是一个公理,任何要想推翻这个公理的说法,如果没有分析研究的基础,人们只能以为这是改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对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张丹红们当然也清楚,这样一种提法的改变,对于中国成千上万的被镇压者,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世界对中共的监督将会放松,中共可能更为放肆地镇压。这意味着生命和流血!
至于张丹红说,法轮功只要不问政治,是允许修炼的,那更可以说是卑鄙的谎言。因为张丹红们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些躲在家里,关紧门窗偷偷修炼的人,只要被单位和政府知道还是非常危险的。而没有公开、以及坚持信仰的自由,这不正是人权被残害最明确直接的证据吗!
这种对法轮功的镇压其实也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德国社会。就是在德国,哪个和中国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企业,敢于涉及法轮功问题呢?法轮功是一种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可是如今中医、气功越来越流行的德国。哪一个和中国有联系的医院和康复单位敢于尝试法轮功呢?所以,张丹红的谎言是欺骗德国社会的,是表现给中共看的,是说给德国那些实用主义、绥靖的政客们听的。
至于张丹红在谈话中经常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政府,把反华和反共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她当然知道只有在共产党政府的宣传中才这样作。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张丹红们当然也知道,西方媒体、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批评,从来是针对共产党政府,从来没有针对过中国!而偶然有因为气愤说错话的人,在西方社会立即会受到巨大的压力,马上要出来纠正。

C.一元论社会观和多元文化论的根本区别:
来源于早期基督教文化的一元论的社会、政治思想,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以后,通过两方面的探索走向多元论。其一是,近代严密科学的产生带来了科学的经验主义唯理论的认识论的探索,带来多元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其二是通过政教分离、宗教退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确立了多元文化观。在这样两个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多元认识论和文化历史观,是完全和马克思主义那种一元史观对立的。这种研究思考问题的方法目前已经是国际社会学术界、舆论界的主流。所谓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也是基于这种发展倾向提出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张丹红们提出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法甚至可以说不仅是意识形态式的,而且简直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冷战之前的僵硬的方法和语言概念。
这典型地反映在她下意识地对中国历史传统,对西藏文化传统的看法上。在她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所谓“人权”贡献,所谓经济带来的文化社会贡献看法中,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传统社会人的残害,对西藏文化的彻底毁灭,从认识论上可以归结于那种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上的所谓社会“进步”观。事实上,张丹红如果真的接受了目前世界已经普遍接受的多元文化观,她立即就能够看到共产党早在毁灭西藏传统之前,同时一直在毁灭着中国传统。这个毁灭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一元论,不仅把中国民众送进了人权的地狱,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各层干部也“没有一个人”具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操!因为任何具有这种情操的人根本就无法在共产党的队列中、共产党社会中存活一天。而这就是张丹红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权”所做的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D.哈维尔说,极权的共产党社会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当每个人“为真实而生活”,这个社会就会不攻自垮。
在分析张丹红们谈论问题的方法的时候,笔者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还要说的是,张丹红的言论,已经成为研究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她的每一个论点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谎言。张丹红们不但仍然生活在谎言中,而且在传播谎言。
此外张丹红在西方媒体上的谈话态度,是一种极其不严肃的、诡辩式的,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例如,她在和吴曼扬先生的对谈中,当吴曼扬先生不同意她说的只要法轮功不问政治,在中国不会受到镇压,提出你跟我到天安门广场只作一个法轮功功法的动作试试看,张丹红立即回应说,你是说打出标语来吗?这种回应可说是别有用心地装傻!因为张丹红心里非常清楚吴曼扬说的是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当张丹红们歌颂中国共产党极权专制,已经变成威权专制的时候,当她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人权做了巨大贡献的时候,她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她绝对不敢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列宁的所承认的信条,也就是,共产党人“遇有必要……必须使尽各种解数:狡诈、不择手段、保密、掩盖事实真相。”(列宁全集,41卷,38页)

综上所述,可以毫不为过地说,张丹红所有的言论说明,张丹红使用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改变放弃的,冷战时期就存在的那套思维和方法!

四.张丹红们将酿成的残酷历史后果

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无论为统治者的暴行辩护的,还是揭露统治者暴行的,其语言、分析竟然是如此相似!尽管历史一再给出答案。
历史告诉我们,对专制的绥靖人们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一次大战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使得世界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使得共产党肆无忌惮那地镇压了五三年东柏林工人起义,五六年匈牙利的反抗,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但是柏林的空中桥梁、查理边防检查站上坦克的对峙,不仅没有带来战争,而且最终导致八九年东欧集团不敢再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从而使得世界对极权专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东欧的和平革命与台湾的顺利转型,的确使得中国民众也看到和平地走向民主的可能。然而人们忘了任何统治者能够和平地交出政权,都是因为他们的脖子上已经被民众系上了绳索,否则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用暴力来维持政权的。这一点,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无人性的共产党政权尤其如此。
靠歌颂和顺从,只会助长统治者们使用暴力的决心。中国八十年代的历史,八九年天安门的血腥镇压为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邓小平不是在八九年手上才沾满鲜血的。正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那些鲜血,歌颂邓小平开明的人,助长了邓小平的屠夫性格。正是“歌颂”,使他能够说出,“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并且用沾满鲜血的手再次在天安门广场放肆地屠杀!
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仍然在用尽一切办法地试图延长专制的寿命。为此,我们可以说,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充当共产党第五纵队,吹鼓手的张丹红们很可能给历史带来实质性的恶劣结果:也就是中国可能在走向民主化的路上无法避免暴力!它的原因除了因为教条的胡锦涛等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仍然陈守于传统的共产党的思维框架,迷信暴力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这些绥靖的声音、美化的谎言很可能使胡锦涛们如邓小平一样误判形势、再次变相鼓励了共产党政府坚持暴政的赌徒心理。为此,在未来的流血发生以前,现在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劣迹不仅会被记载下来,而且以后一定会被正义审判!
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和大大小小的张丹红们的歌颂是分不开的!

对于专制统治者的绥靖,自由主义者阿隆们曾经感到的内疚,这个懊悔,我以为,对于《德国之声》这个民主社会的窗口,实在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我愿《德国之声》中文部,从现在开始,就来反省、思索自己究竟为历史、为受专制迫害的民众做了些什么!


2008-9-18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