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当代中国为何没有好的文论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象形的汉字,四声的语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云锦天章,活色生辉,读来余香满口,绕梁三日。可惜这一切在最近半个多世纪渐行渐远,在大陆消失殆尽,在港台虽然大陆的政治未到、文化却已亦步亦趋,随风而去。
当代中国为何很少好的文字,好的作家,这的确是个必须思索的问题。
一个作家要想写出好的文章作品,犹如一个雕刻家想要雕刻出好的作品一样。他首先需要锐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凿等。然后需要掌握雕刻的各种刀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想象力,构图能力。这些因素缺一你就不会创造出好作品来。
对于一个作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运用的认识和方法。这就是说他必须清楚了解,并且能够准确把握自己所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它们各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的作者就是“乱砍”,或者说是“践踏”。
其次,这个作家必须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想,他们是如何来的,究竟表达的是什
么。这就像是雕刻家的刀法。对于工具的每一个具体使用都不是随意的,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来源的。当然缺乏前者根基的人,对于这点的把握也不会好。
其三,这个作家当然要较为充分地掌握中文语言,能够熟练地遣词造句,运用典故。中文之丰富性在于同样一个画面,它有不同角度的描述方法和词汇,甚至由此而来的不同声韵,而绝非西文那种二维的描述。它是多个词描述一个对象,而非一个词描述多个事,虽然它因此失去了简单性,可带来了广袤行,多变性,丰富性。例如:
描述光线不足、黑暗的有:暗、黯、闇、阴、荫、誾、霒、窨;
描述弯曲的:勾、句、钩、笱、軥、朐、傴、痀;
更不要说那些复合词语。
如果你不了解掌握这些字词,你就不可能在行文中有足够的变化,以及跌宕起伏的韵律。
最后就是想象力问题,构思问题,这当然是最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后天无法学来的能力。一个作家具有了所有前述的修养后,是否能够笔上升花,全在于才能。但是即便缺乏这一点,如果前三点扎实,还是可以写出像样的作品,有所建树的作品,不至于生产垃圾。所以,究其根本当代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作品垃圾成堆,甚至臭气冲天,实在更多的是前三点,甚至还没有到谈论第四点的时候。
当然第四点常常也和前三点有关,也就是一个真的有才能的人,他到达和把握前三点的速度,及途径常常会让你吃惊,不可思议。

政治至上的意识型态

对于这三点,造成中国知识界对第一、二点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其思想方法,对概念的滥用到不堪入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化,说白了就是党文化。
任何问题最严重的都是不患不知,而患不知自己不知,乃至强不知以为知。恰恰在这点上,意识形态化使知识精英们丧失了对认识与方法问题的好奇和疑问。他们以为观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的更为直接一些,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政治统帅一切。这种方式的文论,从五四后就在中国社会不断膨胀。一九四九年后李希凡的评红楼梦研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李泽厚的马列主义美学,乃至到八十年代金观涛的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伤痕文学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论带文,既没有认识和方法,也没有文字概念的考究。
可以肯定地说,凡是观念先行的东西都是一种恶质的文字。
意识形态化带来社会封闭的同时也带来知识的封闭。不仅是伴随意识形态来的锁国和焚书使这些文人学识贫乏,而且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化、党文化败坏了他们的求知和阅读能力,解读能力。八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大陆的情况为我们理解这点提供了最好的说明。虽然已经有可能看到很多书籍,甚至很多人出了国,乃至拿到学位,可是其思想和知识仍然是封闭,扭曲的。可以说一个带上意识形态化眼镜的人,一个已经被意识形态化扭曲了的大脑,其结果几乎是难以治愈的残废。他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哈哈镜中的世界,没有景深和广角的世界。哈哈镜王国中的“文论”同样具有所有这些特点。
造成这两点的当然还有技术上的原因。由于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西化的结果,所以这种由于意识形态化的禁锢,以及它必然带来的崇洋媚外使得这几代人都是看翻译作品长大的。而翻译作品“绝对”不会给人清楚准确的认识方法,思想概念!因为首先两种语言是两种方式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直译,它至多是一种再解释。其次是翻译人员对一门不同文化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绝大多数翻译者可以说不过是通过查字典,用自己的心理习惯猜句子。其三就是翻译者常常是根本没有必备的专业修养,知识基础。而至于必要的理解伟大人物的才华与境界的能力,则更是很少有翻译者具备。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学习外语者,常常是没有能力去从事文理学习和工作的人。所以一部翻译作品,从选题开始就留下了跛脚的痕迹,到最后根本就是一部混乱模糊的作品。从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的译文中来的东西,当然是愈发混乱,乃至荒诞。

中文文字基础薄弱

第三点涉及的是技能。当代人浅薄的中文文化、文字修养及训练,或者也可以说被粉碎的传统人文基础使得他们失去了根基。一个没有足够修养与根基的作家的作品当然是轻浮的。
在所有这些作家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败坏的读者胃口。因为读者们已经香臭不分、良莠不辨,习惯于假大空,似是而非的吹喇叭。没了有正常口味的读者,也就没了作者生存的土壤,与滋养、监督他的空气。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恶性循环。
的确,四十年前中国大陆还有好的文字痕迹,因为乃至田汉、邓拓等那样的共产党文人的文字都时有可取之处,当然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或者民国的余音。
二十年前台港及欧美的华人中曾经有很好的文字,例如以前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乃至中央日报的副刊,例如王鼎钧、夏志清、李欧梵、马森、逯耀东、许倬云等人的文字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文字可说是传统的承续,民国血脉。
然而,如今令人惊奇的是,二十年前像金观涛那样的意识形态分子,其后像余秋雨那样的浅薄之徒居然会长驱直入港台。现在,终于不仅在大陆,而且港台、欧美都几乎没了好的中文文字。大陆的极权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居然能够如此快地渗透到海外地区,并且不仅是弥漫侵占,而且已经从根本上逐渐窒息了传统文字和作家。或许他们是踩着《野火集》、《丑陋的中国人》那些政治杂文的遗韵而来?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
反省文论所遭遇的劫难,第一当然还是五四以来的妄自菲薄的西化。意识形态化本来就是舶来的荆棘,自然在西化的空气中如鱼得水。
其二台港,以及欧美新一代的文化明星们很多人本身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他们无论在价值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根基。最近三十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台港占据文坛“名”“利”的大都是那些观念领先的作家,所以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在名利场上,在和大陆所谓文化、文字的交流中,这样的作家当然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明显的两种文化,两种文风的对立。交往的结果,缺乏前辈那种根基的文化和文字,当然不可能战胜有着严密组织与控制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文化。
在这点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陆的样板戏居然进入台湾,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和当年希特勒德国的艺术完全出自一胎的假大空宣传品,,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样板,在台湾居然在艺术上,乃至文字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并给予明确的拒绝性的批评,让人不胜唏嘘!
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乃至读者们对这类东西没有直接的厌恶和呕吐感觉,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已经出了问题。为此,当代中国,当代中文没有好的文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深切感到,意识形态化、党文化不仅禁锢造就了两三代的中国人,而且还在扩散弥漫。
当你的文章以政治取胜的时候,当你在文坛搞“文化政治”的时候,还自以为是地沾沾自喜,你离“党文化”其实不远。当你习惯于煽情,微言大义,观念领先,顺嘴开河的时候,你也并没有脱离党文化。你用的依然是党工的方法。
为此,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年中华民国的复兴基地,文化上与传统紧密相连,与极权主义文化水火不容,如今却没了文化坚持,没了与极权主义文化上的水火不容,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为此,您才会看到如今坚持“文化坚持”的在哪里,坚持复兴中华传统的在哪里,就在这个杂志的群体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李、杜文章,必有再现之日!

2012-5-8 德国·埃森

原载《新纪元》 2012-7-5 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