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在文学和历史的经纬线上——浅析莫言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下)


五.如何定位莫言们的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是“奖给那些对于社会有积极影响的,理想主义的作家及其作品”。这既包含了价值判断,也包括了对于获奖者文学作品评价和历史定位。这就使得诺奖委员会的发布词无论颁奖给哪个人都不能够回避对这个作家的价值取向的判断,文学作品的评价和定位。当然在一百年的评奖历史中,为此也留下了很多的争议。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看,莫言究竟是否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究竟莫言在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中定位在什么地方。这也就是说莫言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价定位他的文学作品。这两方面的问题由于白纸黑字,过去留下的经验事实,人们在对此的研究中总会得出准确的判断。
准确的定位判断也许比莫言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为重要。因为毕竟把奖给谁是评奖委员会的事情,而我们可以也应该不仅就莫言,乃至评奖委员会给以讨论和认识。从而对人类社会这一段历史做出更深刻的揭示和认识。
笔者不是莫言的专门研究者,但是因为莫言的为人和作品无论从那个角度都十分明显清楚,以至从思想和历史的经纬线中不难对莫言做基本的评价和定位,所以笔者也就勉为其难,越俎代庖。

5.1.任何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评价和研究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牵扯到对于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理解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个框架,那么一切都只是瞎子摸象,望文生义地产生一些自我幻想的评论。
同样从管道里发出的声音可不都是管乐,如果你用描述音乐的语言描述某些管道声音,那显然是一种荒谬。可不幸,当我们用一般社会对于文学的赞扬语言来描述莫言,或者其他来自极权社会的得意精英们的时候的情况正是如此。
莫言出生在一个共产党社会,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极权主义社会和以往的一切专制社会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古往今来的专制只有极权主义专制的封闭统治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极权主义文化——共产党文化。这个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唯物质主义化的社会。它用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大脑和精神。由于它灌输了一种唯权力至上,政治统帅一切的思想,它就必然用唯物主义毁灭了人的神秘性,人的神圣性,人的充满人性的想象力。
这个社会的人从小受的就是政治统帅一切,意识形态化,主题优先的“假大空”的教育。
极权主义社会不允许多元存在,为此也没有多元思维的空间和基础。由于它前天地为人们植入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念,所以这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封闭的。
语言是人们之间的交流工具,极权主义社会的这种政治空间和人际关系的政治化,假大空化、一元化最终导致了语言的蜕化,表达能力的蜕化。
极权主义社会的人语言僵硬、政治化、粗俗化。
共产党社会的这些文化特点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当然这个社会的作家和知识精英最典型地体现代表了这些特点。对此,莫言,以及八十年代出道的,从来没有对于自己的知识框架,精神取向产生怀疑和反叛的那些知识精英们的身上都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渗透了这些特点。
批评家们如果看不到这点,就要问问自己的精神感觉、文学嗅觉,思想判断力是否出了问题。
笔者从自己受共产党教育和反叛的经历得出这个肯定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出自共产党社会的人能够先天地具有免疫功能,不染有这种硫磺气。
对于生于一九五八年的莫言,从小除了民间影响,家庭教育有些传统的因素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在部队中生活,从出道前就一直作为在宣传部领导下党员作家存在的莫言,所有的文字教育,文字训练都是典型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共产党文化。为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创作观,语言模式也无不反映出一个被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作家的特点。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莫言和这套世界观、价值观、创作观、语言模式有任何隔阂,感到不舒适,相反地却有着俯首皆是的证据证明莫言在这个社会——党文化及党文学中如鱼得水。
对于这个看法,莫言从来没有出来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异质过,相反一直是那些海外的帮闲们出来为莫言辩护。但是,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实,如果睁眼说瞎话,那只能够证明这些人不仅判断力出了问题,而且根本的道德品质,人格也已经不能够令人相信了。

5.2.莫言不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产物,他继承的不是中国文学传统。
如上所述,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几代中国作家再也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追求和写法。这首先是因为五四的全盘西化,其次是因为四九年后的全盘意识形态化;首先是在全球化,近代化过程中价值系统、形而上学的变化,思想方法的变化,其次是四九年后的政治和社会,以及它所带来的教育,文化精神的变化。
莫言前后的几代人先是以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形式及其思想取代了中国的文学追求和倾向,然后以一元论的革命文学彻底毁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追求。
这是一个渐进的西化,极端化的过程,但是反映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在四九年后经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青春之歌》、《红岩》,最后在《李双双》、《金光大道》、《李自成》,以及八个样板戏等作品中到达顶峰。莫言所有的笔法和思想都没有逃出上述作品的范畴。
对极权主义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类似的作品,带着那种假大空的豪情,浓郁的色彩,强大的宣传气势的作品,在希特勒纳粹时代都同样产生存在过,例如雷妮·瑞芬施塔尔( Leni Riefenstahl)等人的作品。
所有莫言的作品,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其它那些被共产党能够容忍的乡土作家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了根本的乡土情结,没了根本的乡土追求,共产党统治者才能够接受,宣传部门才能够为他们放行,甚至促行。这个“情结”和“追求”既包括中国传统、价值和形式的,也包括西方价值和形式的。
共产党宣传部门,乃至那些自觉地遵守共产党规范的知识精英们的嗅觉非常灵敏,正如当代自由主义的大师,极权主义研究专家达伦道夫所说,极权主义一是反近代以人权自由为代表价值及文化,二是反传统价值及文化。由于这两个特点对共产党的统治都会造成根本的危害,所以从来的共产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松动。
莫言不是中国传统的结果,所以他没有传统文人那种写意,那种追求真善美的意境情怀。他是党文化的产物,所以他有的是对传统的厌恶和亵渎,对人间美好的漠视冷酷。他没有二元带来的悖谬和绝望,有的是对统治者的顺从,对所有其它种类的存在的放肆。他把这种放肆完全倾泻到统治者们不希望,不容许存在的文化上,思想上,人群上。
从这个角度,莫言的作品究竟和中国传统文学有哪些根本的不同,为什么,实实在在地可展开为一篇详尽的博士论文。

5.3. 莫言们为什么能在八十年代,在共产党统治下能够走红?
A.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公开的全面毁灭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结束”。然而,这个结束只是政治上的结束,甚至还不能够说广义上的政治上的结束,而只是侠义的党内政治斗争由于毛泽东去世而转型。因为一党专制没有任何改变和松动,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统治思想,统治政策没有任何根本的反省和改变,甚至包括创作方式。这典型地表现在对于作为文化大革命象征的八个样板戏的态度上。
文化大革命中的八个样板戏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假大空,都是彻底革传统的命的产物。它的剧本的词句、立意甚至在八十年代以后已经看起来非常的荒谬。例如共产党已经公开不再提阶级斗争,承认当年这些极左对于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残酷迫害,民众已经看到当年反对美帝的提法的荒谬,毛泽东极左的路线及其个人崇拜的荒诞,可是这些样板戏仍然占据着舞台,无人敢于提出异议。这说明共产党反传统,反近代人文文化的倾向,共产党对待文化的思想基础、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文艺、文学精英们的人员和思想也没有任何触动和改变。当然与此同时共产党在这方面依然继续保持着四十年来固有的敏感。这就是八三年再度出现反精神污染,八六年的反自由化的原因。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依然对于任何真正的不同于共产党的价值和思想的作品极为敏感的时期,莫言们及其作品却走红起来,很多时候甚至作为共产党的门面走向国际社会。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莫言们真正具有人性的追求,为什么共产党会没有感到威胁?
如果莫言们真正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共产党为什么还能够容忍?
如果莫言们维护、复活了传统,那么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统治思想莫非已经改变?
所有的研究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都知道,共产党社会的本质就是一元化,他的多元是他为了自己的权力装作的。因为任何多元都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根本对抗,因为没有了这个一元,共产党社会就会立即崩溃。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共产党社会中不仅中国传统的那种非一元的“天地人”的思想文化依然不能够存在,而且西方传统的二元文化也不能够存在,也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事都不能够存在的。因为这些文学形式,文化思想的根本是描述现实和思想精神的对立冲突,是揭示现实的丑陋,或者精神的痛苦、绝望……
所以非中国传统文学继承者的莫言们在八十年代能够走红是因为他们绝对没有任何揭示批判现实,绝对没有任何揭示与现实对立的精神在面对人生,社会和自然时的那种痛苦思索,绝望甚至颓废无望,甚或金刚怒目式的反抗与咆哮。
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无论在面对现实,还是在面对精神上,莫言们都没有显示出活力和骚动,如此才能够让共产党觉得舒适,而让他们存在。

B.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称莫言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的确,八十年代初期,恰好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也被东方的,而且是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所效颦。莫言的《红高粱》及其改编的电影都是这个潮流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模仿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一直是非常警惕地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共产党宣传部又为何能够容忍这个模仿呢?
对真正魔幻现实主义共产党统治者一定无法容忍。因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作家们无法容忍社会现实,甚至更深刻地说无法容忍“人生现实”,感到广义的那个现实(real)的荒谬,才创作出来的一种表达方式。
然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却能够容忍莫言们、张艺谋们,因为这个“主义”到了莫言们那里,尽管他们生活在比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作家们更为荒谬的社会中,他们却没有感到无法容忍。这个魔幻到了莫言们那里,居然变成了一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手段,它魔幻的已经不是社会现实,人生现实,而是共产党反对的那个传统,那个意识形态中的中国传统。这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感到舒适。
莫言们居然对于比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的笔下现实来的更为荒谬的共产党社会的把人变为畜生的现实毫无感觉,精神上毫无痛苦,这就从另外一方面揭示了莫言,张艺谋们是一批什么样的艺术精英。

C.八十年底初期,尽管文化大革命名义上已经结束,可如笔者所言,它只是党派政治上的结束。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根本上还是共产党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统治。尽管有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伤痕文学,各类所谓丛书,可那都是党派政治的产物。相反,反传统的思想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绝对地统治着中国大陆社会。因为共产党的精英居然把反传统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归咎于所谓中国封建传统。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有金观涛们的“超稳定结构说”,《河殇》的蓝色文明说,甘阳们风马牛的启蒙说。
稍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莫言、张艺谋们,不仅在思想上、艺术上有着它产生的自然土壤,而且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适合的气氛。他们对传统的丑化和扭曲,对传统中变态的开掘,不过是反传统的产物,不过是转移了矛盾,转移了人们对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文化革命,文化思想的批评和反思,不过是继续迎合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一元论的排他性。
因此可以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高潮,但是这个思想和文化上的高潮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毁灭,党派斗争的背景变换而结束。相反,它在八十年代继续以斑斓的色彩发展,甚至可以说,它所带来的那种愚昧在八十年代在金观涛、苏小康、甘阳及张艺谋、莫言们的努力下到达顶峰。
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最高诉求,最终标准的社会,莫言们,以及可以说从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张艺谋们的所谓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八十年代存在并且成名,首先就是它能够通过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过滤才能够存在。对莫言、张艺谋们当然我们不能够用二分法来看待他,有些时候他们自己也是在政治的边缘通过,甚至面临被过滤掉的可能。但是这就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证,也就是它通过的,就是因为它合乎当局,合乎极权主义统治者要求,合乎一元化、反传统的原则,或者说对此不能造成根本冲击和伤害。
实际上,莫言们的作品远远比这能够勉强通过的要多的多,很多时候,张艺谋、莫言们不由自主展现的,下意识地展现的正是他们受过的教育的产物,意识形态化的再生。

D.在八十年代,“魔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吸收既不需要智力和才华,也不需要勇气,这一切就像样板戏对于《天鹅湖》,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吸收一样,把价值和和追求精神,人的传统,对生活的爱和向往抽掉,而变成了“假大空”的东西,丑化了掌权者们所厌恶排斥的一切,“传统社会”和一切不同于共产党社会的“存在”就可以了。
莫言们继承了这一切,所以它能够在共产党社会存在,并且让共产党反传统,反多元的一元化感到舒适。究其根本,其实莫言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一代人的问题,共产党社会的文化知识精英的问题。
反传统,丑化传统和中国人,已经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被共产党造成的灵魂扭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党文化。他那一代作家和知识精英,几乎都是带着这个变态的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看人生。而与此相反,在看共产党社会的现实的时候他们却处处充满同情、理解和宽容。
张艺谋、谭盾、赵本山、莫言,这是一个爹妈养出来后代。一批有些才能却专门油滑地亵渎艺术和神圣追求,把艺术物质化,犬儒化的极权主义怪胎。

5.4.莫言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莫言积极地参与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在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说并不后悔参与抄写,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轻描淡写而放过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今天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一时成为废墟。而这一切的思想基础,理论文字基础就是毛泽东的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点上,这篇讲话可谓是最集中地体现了当代极权主义的文化思想——完全意识形态化,完全政治化的特点。
从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就在激烈地讨论是否能够把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尽管共产党无论就迫害致死的民众的人数,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危害,持续的时间和规模从数字上都远过于希特勒专制,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对于共产党的判断迟迟没有达到像对待希特勒那样的一致结论。然而尽管如此,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波尔布特等人,人们的结论却还是越来越趋于一致。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和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性质的文本,正是这个文本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史无前例的浩劫,带来了社会灾难,使得了几千万人丧生。
在这个意义上的对比会让我们很容易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一个抄写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作家,并且是积极参与抄写,而且在事后毫不感到后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作家!
我们当然清楚,莫言之所以抄写是因为莫言并没有感到格格不入,而他本人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方向也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的,并且他的步步高升告诉我们,他其实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个轨道一步。
我们这样说,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莫言本来是有一定空间回转,可以做的稍微消极一些的。有网友揭示,上海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经两次拒绝抄写这个讲话,而且明确地说没有兴趣。据说这位女作家也声称她的写作不是为了谁,而就是为了要写作。而这位女作家并非是什么叛逆作家,也是那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可这件事情说明,她真的还有羞耻之心,还明白人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是非问题。
这个反例让我们看到莫言对于政治的下意识的“积极”,而并非“不得不”,看到莫言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系涉及的绝对不只是政治关系、道德问题,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文学联系。
谁把这个问题只归于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谁就是自欺欺人,或真的是弱智!
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不急太监急”也让我们必须问问,那些为莫言而急,而辩护的人究竟怎么了?

5.5.莫言与歌德
本来作为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弄清楚,是批评性地甄别世间的事情。这尤其是在专制社会,极权社会,因为在那里有大量的谎言问题,大量的因为言论自由受到残酷迫害的作家和民众,它迫切需要有可能、有条件的人为他们说话,支持他们。可知识精英中最多的人喜欢做的工作却居然是维护权势,为那些有名有利的人辩护。
在莫言的问题上极为典型地反映出这个特点,被一党权力保护的莫言并没有对于批评感到惶恐,倒是在民主社会中的龙应台们匆匆忙忙地出来急于为莫言辩护。
这个辩护理由无非如下,一.莫言是作家,不能够用政治乃至是非标准衡量莫言,二.一个作家是可以苟且和妥协的,只要他的写作有才能,写得好。为此,莫言自己也曾经在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用哥德和贝多芬的例子来为自己搪塞遮掩。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个“哥德和贝多芬”,“哥德与莫言”究竟有何不同的例子就能够让人们看到莫言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用这个例子不仅不能似是而非的蒙混过关,而且根本是自揭其短。
莫言是无法和哥德相比的。因为哥德不是寄生于一党专制的体制内的党员干部、党派作家,哥德和贝多芬的故事谈的不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如何面对专制,乃至极权专制的问题,而是迎合世俗还是挑战世俗的问题。
当贝多芬用自己的精神和才华对抗世俗时,哥德不过是世俗对于权势的逢迎,而莫言面对的问题却不是迎合世俗问题,而是是否一方面完全匍匐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的膝下,另一方面对外,对异议作家是否充当极权主义统治者的吹鼓手和打手的问题。
哥德面对的是启蒙时代的开明君主,莫言面对的是和希特勒平行的另外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哥德与贝多芬是平等关系,莫言面对的却是遭受极权主义迫害失去自由,不能出国的廖亦武,被迫流亡的贝岭等异议作家。莫言甚至从来不敢正面和这些作家对话。
莫言用哥德来为自己解嘲,到头来得到的是更大的嘲讽而已。就是莫言的这些言行让德国最重要的杂志《焦点》杂志主编,在十月十一号听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明确地说:“莫言是一个官方作家,党的干部,对此我无话可说!”

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莫言获奖”,以及“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从两方面让人们再次感到安徒生那篇看似简单荒诞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人类社会居然在每天都在重演《皇帝的新衣》!

六.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究竟回避了哪些问题

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公布文学奖的十月十一号,我曾经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它充满对人类尊严的蔑视。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建立在对于历史、文学,以及人文关怀,人的价值的基本考虑及对比的基础上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实际上回避、模糊了一系列的包括普世价值,文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标准,文学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

首先,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居然忽视了这一百年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二十世纪被人们称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无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否接受这个说法,他都必须承认,过去一百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的就是这个极权主义。因此在面临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的时候,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首先必须慎重。他们不仅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极权主义曾经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且明白它曾经使得中国一亿以上的人死于非命,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遭到灭顶之灾。

其次在这个问题上,评委们作为科学院的院士当然应该清楚欧洲最近二十年正在讨论的问题,如何反省共产党、纳粹极权主义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是否能把共产党政权和纳粹等同并论。无论这个问题有否肯定的答案,这同样应该引起评奖委员会的注意和认真对待。

第三经历过冷战与极权主义的二十世纪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当然应该比德国《焦点》杂志的主编更明白,共产党社会的文学特点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为政治服务;当然明白共产党社会的作家,以及作家协会、文化官员意味着什么,明白他们的作品和现实的关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够在那个社会存在。一旦选择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包括对那个社会的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对统治者意味着什么。
时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社会,评委们如果不了解欧洲将近半个世纪对于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那么评委们就根本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界问题,中国问题。
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要解答和定位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要回答解释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文学问题在中国社会的表现是什么,在极权社会中能够作为“正统”存在的文学能够脱离政治和共产党的认可吗,莫言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极权社会所造成的文化衰退,语言蜕化表现的现象是什么,在莫言身上反映的是什么,莫言的表现是与这一切对抗,还是顺从,甚至就是它的产物,它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令人遗憾的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表现让人们感到,好像这个世界上不曾发生过冷战,不曾存在过极权主义及其文化,好像中国还是那个传统的中国。

第四,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是中文意义上的“文学”奖,西文这个“文学”有文献的意思,但是尽管如此,也就是不评论这个作者的中文文字,中文“文学”水平,而只是评论它作为文献的水平它还是存在着这个问题:这就是当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评审一个异族,异质的文化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
看不到自己的无能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无能。
这是两种形而上学前提不同,规范不同的的文化,两个世界的文化,西方科学思想研究早就告诉人们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甚至难以互相理解。姑且不说十七位评委不懂任何中文,就是那位懂中文的教授,他对于中文的理解掌握程度是否会比中国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更好也是非常有疑问的。所以,不只是现在,包括在诺贝尔奖设立的一百年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审办法都隐含着最近几十年来一直被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而这个西方中心主义隐含着一种一元化的倾向。如果评定一位中国作家的资格实在说没有一个对中国传统有着相当修养和认识的中国专家小组审定,那是荒谬的。所以出现对于莫言这种指鹿为马的误差,自然也是不奇怪的了。
本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有可能、有能力作出判断的领域是,对于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给予准确的定位和评价,但是可惜,恰恰是在这一点,他们硬是闭上了眼睛试图蒙混过关。
有能力,有可能的不去做,无能的却强不知而为知,这个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十八位评委完全把自己置于一种负面的地位,一种必将声名狼藉的地位。

第五,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留下的评语将肯定使得他们的评选名誉扫地。
我之所以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必将声名狼藉,因为就是不来谈论莫言是否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问题”的标准,而只说评奖委员会评语把莫言的作品和现实主义的巨擘狄更斯、现代主义的大师福克纳和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比,这就一定会非常轻易地使这次评选名誉扫地。
评奖委员会的院士们大约应该知道,这是一个ABC的问题,解释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现实,理想与实际冲突的二元文学与一元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旦有人按照这个线索进行对比,“皇帝的新衣”的谎言就将会被轻易地揭穿。因为即便语言优劣由于翻译而无法比较,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小说的立意,结构,隽永性等方面加以比较。任何具体的对比,人们立即就会发现共产党干部,宣传工作者莫言的作品根本无法和任何一位大师相比。事实上还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今后莫言的作品除了在汉学家和那些迎合某种政治需要的媒体中炒作外,永远进入不了正统的文学殿堂。也就是任何真正的文学研究者、批评家,不仅对他的作品将会和对高行健的作品一样,不屑一顾,而且一定会如《焦点》杂志主编那样,从嘴角上甩出,“莫言是一个官方作家,党的干部,对此我无话可说!”。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莫言的这段评语,不仅是无的放矢的荒谬,而且根本就是提供了一条明确的让自己难堪的线索。
为此,莫言获奖肯定将为人文学科,文学提出很多新的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例如,
极权主义社会和文化与莫言的作品的关系;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现在那里;
极权主义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
莫言的语言与传统中国语言的差异;
莫言与狄更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异同比较;
解析冷战时期与二零一二年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历史性变化
莫言究竟迎合了共产党什么?……
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具体的认真的讨论,都会让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无地自容!因为它太简单明了了。

七.结束语

仔细思索二零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奖给莫言问题,除了文学,它还涉及到很多当代根本问题,百年来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劣势的第三世界,在各方面更多地承受着现代化带来的负面结果。除了经济竞争上的劣势,而被作为原料基地,低贱劳动力资源外,在精神上,文化上也不仅被西方作为消遣的资源,丑化的资源玩弄,而且还在国际政治、经济交易中作为政治筹码,商业陪送。
在一个伟大的东方传统前,相当一部分西方政客、商人,甚至知识精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在数亿被专制奴役和迫害的人面前,他们更没有那种所必须要有的诚惶诚恐的警惕和小心。
简单对比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悖谬现象隐藏的一些东西。
在西方丑化现实,魔幻现实的人生是多见的,丑化揭露社会和某类人是多见的,但是彻底魔化、丑化西方传统,西方文化,也就是丑化它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宗教信仰却是不多见的。因为它无法受到社会、媒体的欢迎,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为此,要满足西方某部分人在这方面的好奇,刺激艺术的市场效应,只有丑化东方。而丑化东方,如果丑化那个从西方引进的具有权势,现在还包括财势的“共产党及其社会”也是不行的,因为它会从此不再给某些西方人放利了。所以衡量再三,只有丑化东方的民众和传统,把东方的变态和粪便等同于东方拿到西方的舞台来猎奇才是安全的利益之道。如此,也就只有把奖发给莫言——这位既不忤逆共产党,又能够迎合西方人的宣传作家,由此,他们就换得了垄断中国一切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们的更加“宽厚”、“善意”的谢意!因为西方不再只是用资本帮助共产党“繁荣”,而且还用奸狡帮助共产党证明了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以及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在国内多建立一百个电视台,多印刷一亿份报纸也办不到的,叫它如何不感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十八位评委当然也早就会意识到他们肯定会为这种交易,在受到共产党迫害的民众中,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中遭受到谴责,并且付出代价。而他们或许真的是利欲熏心,忽视了这个反馈的激烈性、持续性,历史性。因为谁都清楚,莫言不过是莎士比亚笔下在宫廷中独特享有言论自由的那类人(all-licensed fool),一位在那个社会拥有写作自由的“弄臣”。评奖委员会大约没有想到,从现在起今后几十年有的是笑话在等着我们,因为莫言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的智力和知识并不足以让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不闹出更多的笑话……
为此,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如此和极权主义专制打交道的评奖委员会不会被作为丑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湛湛青天不可欺!子故待之!

2012-11-23 德国·埃森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