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许良英先生——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后一位左派革命家


——就悼念许良英先生致友人的一封信

晓东,
你和一些朋友来信,希望我就纪念许先生问题,谈什么是科学、民主和启蒙,暂时我不会直接谈。因为我已经看到,时过三十年,讨论这样的问题还是太超前了,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在对于许良英先生的悼念纪念中,许先生真正好的地方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谈到。当然很多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敢看,我说的是许先生坦率、真诚的性格,如他直接把LiuXB赶出去,他多次告诫WangD不要和WangJT这样的人往来,他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庸俗,拉拉扯扯的作风,那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研究科学家的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对此对比,反省地纪念他。
 
前辈导师留给人最重要的永远是如何做人。可是,吹捧许先生的人甚至没有看到他的最可贵的性格和为人,并且恰恰又把这一套用在和许先生交往中,乃至悼念中。就因为此,他们的悼念也就有很多是虚的东西,吹喇叭式的东西,乃至假的东西,例如说他思想深刻。许先生不是因为思想深刻,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激情,真诚的人。他是一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者身上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非常直率地得到反映,并且持续到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他思想深刻,一旦推敲,那许先生的形象就会被摧垮。当然吹捧他的人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悼念,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拉拉扯扯的手段,而非认真的学到,得到,继承,乃至反省些什么。
 
在西方,纪念文章都说的非常具体,他在什么、什么思想上提出了别人没提出的问题,哪些方面的研究他推进了,都必须具体谈到。这也包括这位朋友希望我谈的,许先生认为的科学是什么,启蒙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而这三个问题,真可惜他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前两个问题,我在纪念李慎之及其后的文章中其实针对的也包括他,启蒙问题,我的“启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唯物主义对社会和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谁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说白了都是“答许先生”,那里面都是回答七五年时我和他的争论,不过到三十多年后我把握问题,驾轻就熟的能力更强了。
七五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受的是共产党教育,没读过很多西方哲学家的书,可你们这代人读过爱因斯坦等很多人的作品,为什么还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他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一生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争论具体都体现在我和他的争论中。
 
我会等这一波过去了再写和发我的悼念文章了。但是我将主要集中在私人交往,许先生的性格和品质,而非思想上。因为他,包括XCG,缺的就是思想。实在说,如果有研究能力而走上这条革命的路,一定会非常痛苦,如洪先生,王淦昌们根本就不会放弃专业去革命。我之所以从不想去从商,或者干别的,也是如此,七十年代中期我就明白,如果我干别的,我就会总是回头看思想研究工作,会非常痛苦自己为何浪费时间去挣钱。所以一生有过几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然那也没离开文字和思想工作,是做主编和笔会会长及推进文化运动,但我总是及时回到书桌旁。
有研究能力的人不会自豪地沉浸于与“老大哥”(见奥威尔,《一九八四》)手下的宣传部、智囊团打交道,沾沾自喜地回忆读《资本论》的岁月!
这其实都是充满痛苦的事情!还不仅如此, 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我永远认为是我的不幸,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对任何问我的下代人说,不要进入这个领域,去从事自然科学会更少地浪费你的才智!
 
而就性格来说,我认为许先生基本上是了解我的,从思想上他虽然激烈地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是为人他是器重我的,这点我从不怀疑。因为许先生生前从来不吝啬对我的肯定,即便是最后八年和我断绝来往中,我依然相信他对我的肯定。
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他说“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中最好的一篇论文,我对他没有任何指导。”这种恢宏大气,当场让我感动,它成为我做人永远要谨慎谦虚的警钟。九十年代初期,我无法回国,他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有这样的儿子应该引以为骄傲。也就是许先生留下的这种品质,我在思想上永远不会让步,在为人上不会和那些扒手们妥协。我会继承许先生那种把直率,求真的性格,尽力挡住世间的庸俗、无耻,乃至邪恶。许先生在我思想探索的路上,耐得孤独、耐得贫穷努力中,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思想问题上,我之所以敢于如此明确地做如此评价,也是因为在关于科学、启蒙和民主,以及一系列当代和历史问题上我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做出了工作,由于已经有了文字,所以我不怕对比,只要有人去做对比,我的工作就甚至能更水落石出地让人们看到。就为此,在许先生的学生中,舍我其谁!
后世的人会看到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潮流中,两代人的思想变化和冲突,及人的性格,做人的连续、永恒性。

暂此,祝好!

维光
20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