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 ——对五四的再思索(一)

一.五四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在文化与知识方面给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的影响。然而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知识”方面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而且彻底粉碎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此。尽管五四后一代或者两代“主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却也同时把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留下来供千秋评说。
五四后留下来的一句最著名的教科书式的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已经在一九八九年被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早已声名狼藉,然而,对于这句话,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至今仍然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还有很多主流知识分子为他们当年的追求,很多他们的后裔为他们今天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有意或无意,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沾自喜。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有热血,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还信奉马克思主义,则说明他缺乏才智。这个判断几乎是伴随着五四年代就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至今在中国知识界却没有认真的被人们思考、接受,成为知识分子的耻辱标志,成为智商与道德高低的试剂。
这个判断对于那些混迹于共产党的党棍,及其文人是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李泽厚一类,李慎之、顾准、以及于光远等人及其当代弟子们一类——也就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本来问题本身是最重要的,完全没有必要点出有这些问题的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不点出名字,上述观点几乎无法在现今中国知识界,以及后代学子中得到及时并且足够的注意,也无法彻底反思、重开新路。所以,笔者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具实的、明确的方法,当然,这也表示笔者对每一个提法负责。

二.弗格林和波普的启示

1.我之所以说上述判断伴随五四就存在了,是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发生的时候,后来移居美国的奥地利社会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十八岁(1901-1985)。他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记述了那一年思想的变化,“在中学毕业和进入大学学习之间的那个秋季,由于我刚刚被俄国革命燃烧激发起兴趣,仔细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它,但是我居然立刻就相信了读到的东西。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也就这一次了。我必须承认,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圣诞节,我所有的兴奋之情就都烟消雾散了,因为在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理论史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于是我立刻就看到马克思错在了什么地方。从此,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就再也没有成为问题。”(注解1
弗格林后来不止一次地重复了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注解2)这后一句话,现在成为弗格林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言。

2.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十七岁。他在当时的社会空气的影响下,也短暂地皈依过马克思主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后来他在自传中也记叙了在那期间前后几个月的思想变化。首先是一次示威运动,共产党组织者居然不顾、并且利用牺牲其他示威者的生命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独断教条性使他看到了献身这个事业的巨大危险。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共产主义追求”的过程,先是毫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复杂的理论,而后虽然意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及实践中的很多错误,但是却因为对“事业”,及对“同志”的忠诚深陷进去,而后又因人性所固有的惰性造成跟更恶性的循环。
一个人,如果为了不放弃目的而开始牺牲自己的理智和良心,那么他就不得不迫使自己相信,这事业是正确的,它重于道德和理智上的“出卖”。而每做一次这样的出卖,他就又陷得更深了一步,于是他就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做更多道德和理智的出卖来支持这项事业。
波普说,“当我看了到这种机制如何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时候,感到非常可怕。我还看到,它在别人,尤其在我的共产党朋友身上所起的作用。这个经历使我后来懂得了很多事情,要不然,我大概至今也不会理解。”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我居然曾经陷入这样一个陷阱,这真的让我非常沮丧!”(注解3

3.如同弗格林、波普那样的追求和思想经历,对马克思主义的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拒绝的人,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其实也不鲜其例。其中陈寅恪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人,他早在宣统三年(1912年)在苏黎世的时候就读过德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直到共产党取得政权,陈寅恪依然明确、并且强硬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注解4
再例如洪谦先生,他是另外一种做法的典型代表。二十年代留学德国,因为思想倾向而后离开德国到维也纳,从师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并且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曾经在五六年不得不违心地写过一篇批判性地介绍马赫的文章,但是他把这件事引为终生的懊悔之事。一九八五年笔者拜访洪谦先生的时候,他说,为了不再写任何这类文章,从此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不能继续写作宣扬唯心主义。洪谦先生的后半生几乎没有任何中文著述,这实际上也是明确地间接对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三.社会科学的智力和道德问题

1.弗格林是带有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特点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有很深的基督教哲学渊源,终生反对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及后来的维也纳学派对于科学哲学的推崇。而波普虽然自己从来不承认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是称他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是维也纳最活跃的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却绝不为过。
弗格林和波普,这两个人的哲学思想倾向,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恰好是对立的。然而,这两个人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却殊途同归。这说明在社会科学上有一些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超越思想倾向、理论体系、信仰,横向相通的。人类能够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探索,达到同样的结论。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还不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有所认识,那他的智力和才能一定有问题的提法是有着横向联系,相通的判断基础的。
在研究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案例,这方面,不仅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素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思索,以及另一位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Raymond Aron)的认识经历可以让我们看到类似的变化过程,而且还有非常多的文学家、思想家有着类似经历。这方面最著名的如凯斯勒(Arthur Koestler)、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们甚至经过了更为剧烈的相信、追随、失望、最后到坚决反对的变化。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态度的认识过程,和弗格林、波普等人非常类似。
为什么有的人走了出来,有人却走不出来?为什么有的人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终生深陷沼泽,有人却能够快刀斩乱麻,迅速明确地走向新岸?毫无疑问,这是由每个个人的判断所决定的!而每个“个人”的个人判断通常来说都和他的智力与道德紧密相连。

2.那么,社会科学的智力,表达才能、研究能力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科学的智力、表达才能、研究能力并不表现在他选择的追求方式——文学、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政治学上;也不表现在他选择哪种表达研究方式、思想方法——浪漫的还是现实的,科学的还是思辨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人们选择哪一种思想,哪一种研究方法,常常是和人的气质、性格、思维特点、环境,以及受不同因素影响而皈依的信仰所决定。选择这种或者那种倾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并不在于智力如何,而更多地是由于一些非理性的原因。
然而,一个智力好的人,在研究探索的时候,研究者无论选择哪一种学说,哪一种哲学,使用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明白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所倾向的思想的局限性,它能够解释什么和不能够解释什么,他使用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如果不明白这些,那就表明研究者对自己的思想与方法还没有足够的把握,研究者就随时可能超越了自己能力,带来混乱的东西,严重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这其实就是被波普极为推崇的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一点我们中国的先哲孔子也说过,“学而后知不足”。这个道理本来非常浅显,然而却在代代“知识精英们”的令人眩晕的昏话、黑话下,需要人们重新来发掘。最近三百多年来,哲学家们所强调、并且不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启蒙的根本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人们能够知道什么,这种知道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理解形而上学问题,它表达的是什么;理性是什么,理性的界限又是什么。
从科学的角度,从认识论问题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是最经不起推敲、探究的主张。因为它神话了人的感觉,盲目地相信肉眼的分辨、肉体的感觉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人无法神话自己的反映和认识,因为人充其量只能说是比一台电视摄像机高级,仍然只是一个有限的反映与反应。人所有的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一些的肉眼摄像,视网膜的解析而已。对于人的认识与机器的解析,这里依然可以用苏格拉底的描述方法,不过是从一个小圈子走到一个大圈子而已,但是外面还有更多的圈子,何以能够神话自己这个感觉圈子是绝对的,唯一的。相信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永远是一种假说。
任何一个进入知识领域的人,首先没有对自己的认识和方法问题加以思索、探究,也就是如康德那样,在测量世界之前,如果不首先明白自己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尺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智商的人。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每个接触过学术问题,经受过学术训练的人都能够如形而上学文化哲学社会学家弗格林十八岁时那样,毫不困难地看到,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
为此,任何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在进入科学哲学问题,进入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探究的时候,如果偶然进入自然辩证法,进入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很快地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专断的方法,那就证明这个人还不知道,还没有学会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还不懂得如何研究分析问题。这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智力是疲软的。
所以,思想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倾向。但是,研究者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应该了解到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程度、范围、它的文献所在,研究这方面的方法与范畴。在这两方面,一个有研究能力的人一经进入,他就会很快认清并且排除如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思想骗术。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是蛊惑社会民众的工具,一种政治化、世俗化宗教。在学术思想领域,在智力的探索领域,如弗格林所说,是骗子,如波普所说,是庸俗的从帽子中变兔子式的戏法。正因为一个学者不是观众,所以,谁如果真的相信马克思能够变出兔子来,那就是证明自己的弱智。这个定论,无论是你变化什么说法,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罢,说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也罢,甚至不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都是一样。而你不仅仍然被欺骗,而且还在传播欺骗。

3.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追求,与自然科学一样,本应该同样是远离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只是领域不同的问题。然而,由于社会科学与人的存在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就有了政治联系、社会功利问题,从而也就产生了运用一种理论,坚持一种学说、思想、意识形态的道德问题、社会责任问题。为此,这也就使道德问题和智力问题一样,成为平行地决定人们思想和信仰的一种因素。
作为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与很多先哲们不同,它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公然鼓吹仇恨,及一个族群必须灭绝另外一个族群的学说。但是,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学说之所以能够迷惑很多知识精英,在于它令人眩晕的乌托邦外衣——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然而这个外衣却正是诺贝尔物理学家麦克斯·玻恩所说的,“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源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教式的,自以为自己占有真理。然而它没有神,却只有俗世的人与帮派。而细究这个相信,却又是建立在前面所说的,那种没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提出探究,一种“无知”“盲目”的人的自大上。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智力的疲软之上。
然而,事实上还不仅如此,马克思及信奉他的知识精英不仅是公然鼓吹一群人消灭另外一群人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似的血腥,而且在这批征伐、消灭别人的行进过程中,互相之间也充满了各种不义、不道德。十七岁的波普,十八岁的弗格林一接触它就看到了这点,在北平的陈寅恪、吴宓一听到北伐军将至就感到可能发生的事情,相约绝不入党!谁能够相信那些在五四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知识精英未曾遇到过这类问题呢?这尤其是经历过延安时代,五十年代反右等各种运动之后,如果不是道德上出了问题,没有一位正直知识分子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生活一年以上。
对此,对于五四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有其深刻的道德问题,百年来的历史还展示了更多的证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学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争辩的理论问题,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经验事实。到今天为止,它残杀了一亿以上的人,严重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生活的秩序。而它导致一亿以上的人死亡的事实,也绝对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几乎每天、每时都伴随着它。对于这样一种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而根本就带有实践性的学说,如果进入它,而不能很快地脱离它,甚至终生相信它、追随它、宣传它,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类所谓“知识精英”的“智力”、“品质”、道德有严重的问题!

已经去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法国的阿隆对此曾经一针见血地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
一个人也许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在思想上是正直的。
真诚的马列主义者为数不少,但是他们都缺乏才智。”(注解5

四.政治与学术

1.然而造成五四后中国的一部分所谓“知识精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于其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还有另外一个人类社会精神追求者永远面临的悖谬问题,求知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和前面所说的智力与道德问题互相联系。
“古来圣贤皆寂寞”,古今中外永远如此。第一流甚至第二流智力的人是绝对不会从事政治或者商业活动的。因为对于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与创作欲望会使他们不堪忍受那种重复的、限于尘世间无谓事物的纠缠。只有第三流智力的人,有些机智、却不乏精明狡猾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于商业以及政治上的那些眼前的得失与算计。然而,在人世间的现实中,得势的、掌权的、占有生活资源与左右社会的却永远大多是这第三流与第四流智力的人。
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在第一流和第二流智力的人那里,他们当然可能由于热血和冲动,对一个美好的观念、理想的追求而一时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智力以及道德一定会使他们很快走出马克思主义。这在波普、弗格林、爱因斯坦、奥威尔、纪德等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那里莫不如此。
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当然也是如此,例如陈寅恪、洪谦等学者,都是一经接触就对马克思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终生都与马克思主义、各种显学以及政治远远地拉开距离。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人居然到了三十岁还不能够从马克思主义中走出来,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能够看到周围世界的社会,并且已经经历了共产党集团的种种黑暗后,还不能够走出来,那么,他一定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缺陷。具体说,像李慎之那样,以及于光远、范岱年等我的一些所谓的导师们那样,他们居然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容忍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乐此不疲地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而未曾感到厌倦与厌恶,单只是这一点就证明他们不是在智力上,就是在道德上有明显的缺陷。
只有智力第三流、第四流的人才会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忍受政治生活中那种乏味和灰暗残酷。当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和商人与政客一样,在五四以后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取得现实的、政治的胜利,并且沾沾自喜于此,把陈寅恪、洪谦那样的知识分子牢牢地管制在他们的权力之下。

2.实际上,这种求知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冲突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五四以后它造成中国社会知识空间极端并且彻底变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被西化过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带给我们中国社会的变化。
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对比,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政治对于学术、私人空间的干预是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的一个典型传统特点。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与神学曾经牢牢地控制,并且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弗格林、阿隆、罗素等不同思想倾向的西方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比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世俗化。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它的产物共产党把这种一元化带到了中国,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空间结构。
“胜者王侯败者寇”在中国传统中本来只是政治领域中的事情,但是在极权主义社会,由于极权而带来对文化的垄断,把“政治”结果完全带到“知识界”。热衷于政治的二流文人,知识精英垄断了中国的知识界。这种铁桶般统治,从学校、研究机构到出版,甚至说到每一个铅字都毫不为过。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远离政治的民间文化、知识生活。政治上的失败者、失意者、异议者,完全可以乡间隐居,卜卦、行医、著述吟诗作画,甚至办学、讲学。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那种由那些智力平庸、但是却还精明狡猾的知识人铁桶一般地统治文化精神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
陈寅恪曾经悲叹过他的著作在共产党统治下出版无期。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专门有一个审查出版物的机构,任何想要出版的东西都必须通过他们的审查。在那里从事这种工作的都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的党的“知识分子干部”。那些审查陈寅恪书稿的人并不懂历史研究,而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当时审查的某些人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在陈寅恪已经被广泛肯定,著述已经得到出版的时候,仍然还是认为陈寅恪是封建专制社会的遗老遗少、没落者。因此陈寅恪的著述,所有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容的作品,在他们的管制下如何会出版有期!
这个典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对于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倒是党内的如陶铸一类的所谓高官“貌似宽和”,直接封死他们的常常是党内那些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对于这一点,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居然再次体会到了类似的情况。

为此,五四——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学术——道德——政治,这两个连锁式注定了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命运。它造成了如阿隆所说那种虽然缺乏才知和道德,但却是政治精明的那类知识精英对学界的全面控制,致使政治对学术的全面控制。从而最后彻底阉割了一切有生命的文化传统与个人。

五.几点辨析:

瓜熟蒂落、水落石出,对五四的反省大约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九十年后看五四,九十年后看五四五十年后的结果,历史地比较辨析这些结果,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内容,得到更多的教益。
文化大革命可以部分说是五四的产物,因为五四推崇的科学与民主,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与反传统是它的必然产物。而这个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经历了当代极权主义肆虐残暴,甚至那些曾经跻身于权力阶层的知识精英也没有能够幸免。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经历了如此地狱般经历的中国社会,在七六年后,有了一点喘息、思索的机会的时候,却居然掀起了一股追念、返回五四的热情。这种口号式的反思,完全没有对自己所曾经参与的罪恶的否定与反省,没有任何深刻的细究这些罪恶的思想和社会政治根源。五四的“科学”和“民主”被原封不动的重新搬上台面,甚至说“原封不动”都是过高地评价了这些“知识精英”。因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早已经被他们彻底教条化,片面化了。
中国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苏东坡更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对比弗格林、波普等人的追求、反思,与对自己的迅速否定,就能够使我们一下子清楚地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后,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荒腔走板,智力与道德的疲软。
弗格林和波普甚至没有这种残暴和黑暗的完全经历,但是一接触到它,就立即反省、思索出深刻的结论,并且其后一生中都在对抗这些人类肌体上的痼疾。
这个对比使我们看到,尽管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利用各种可能,乃至政治权力,为我们下几代人营造出了极权主义的恶水深山,封闭了我们后几代人的眼睛,但是,人们还是会有一天把他们与弗格林、波普的反省对比。
这个对比还使我们看到,文革后卷土重来的对于五四的科学民主,以及启蒙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不是一个进步的反省。它其实是再次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种青年人冲动,而这次重复却真的可以用他们的“导师”马克思的话来说了,历史,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重复出现就是闹剧了。
在这一次重复的人中,很多是白发苍苍的,经历了黑暗与地狱的人,然而,他们却居然走不出这个怪圈,居然仍然不假思索地攻击波普。对比弗格林和波普的反省,这实在不仅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闹剧,而且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们塑造的“五四”,实在是值得彻底反省思索。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类荒谬,围绕与弗格林、波普等知识分子的反省对比,我在这里做几个简单的辨析案例。

1.指鹿为马的坚持——李泽厚的启蒙和后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先生是铁幕落下时,进入铁幕的最后一代受过正常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代知识精英来说,照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学术为何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终生主动积极投入的却是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宣传。
以李泽厚一代为界限来断代区分知识分子,还因为其后一代,例如金观涛们,由于生下来就完全受的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因此各方面都无法和李泽厚同日而语。这其后的两三代人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学术为何物。以金观涛为例,既没有阅读能力也没有研究能力。为此,对于其后几代人来说,反省五四也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因为这几代人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完全是再生问题。
李泽厚们是中国大陆末代有可能和十七、八岁时的弗格林、波普一类知识分子思想经历比较的最后一代知识精英。所以,我这里谈几点对李泽厚的看法。
李泽厚的成名是在十七八岁之后,文化革命之前,他是在美学领域中,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美学而著称的,他书写的都是“五星红旗美在何处”(五七年,李泽厚文章题目)一类的文章,是美学领域中的“棍子”。
李泽厚的走红则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后,也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有了一点缝隙,这点缝隙让人已经有可能思索真正的问题,反省自己,重新打开知识的窗子的时候。但是,李泽厚们却仍然完全延续旧有的道路,对自己没有任何否定性的反省和思索。
全面地辨析李泽厚的工作,不是本文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只谈涉及五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于五四、启蒙问题的看法,李泽厚的再次走红也是因为于此。
李泽厚认为,因为五四后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中国社会才会有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对比弗格林波普的反省,你就会立即发现其荒腔走板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因为,
第一,在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时期之后,首先反省的应该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自己”(!)过去居然跟随如此一个集团,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
是李泽厚们协助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批判,巩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奠立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思想基础,李泽厚们七六年后凭什么去启蒙别人?!
第二,启蒙关注的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李泽厚们过去,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工作及其思想方法正是“启蒙主义”以来的启蒙思想所批判分析的对象,需要弄清楚的蒙昧思想的代表。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只从政治诉求角度看待启蒙问题。
显然,七六年后李泽厚们所说的“启蒙”,是一种只看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启蒙”, 功利性的启蒙。这种如此与“五四”相联系的启蒙,是占有真理的知识精英对于民众社会的教育性“启蒙”。这种启蒙与“启蒙”本来意义上的,那种康德式的对于思想方法和个人主义位置的探究有着根本的区别。
所以,李泽厚的启蒙,他眼里的“五四的启蒙”,和他文化大革命前所谓美学研究一样,不过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不过是“一种政治”压倒了另外一种“政治”而已。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救亡,专心推行马克思主义,以及在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那么带给中国的甚至可能是更加严峻残酷的结果。
“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的这种提法没有任何积极内容。启蒙问题,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所谓“结束”后,七十年代末期提出,那它的迫切意义首先就应该是对黑暗的反省,对共产党的重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再思索,对自己过去的否定!
第三,从哲学的角度,任何真正了解哲学史、思想史的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这门学说和启蒙思想的对抗性,看不到它的专断、以尘世的思想,以政治的诉求来替代思想与分析研究的特点,这就说明“这个人”不懂得启蒙是如何发生的,启蒙是什么?“这个人”对于精神领域、哲学领域的各种范畴的区分,意义,及其界限是混乱的;“这个人”缺乏思维的感觉和分析能力。
然而,就是在这两个层面,李泽厚,也包括下面我将要提到的两类知识精英都没有接触到。对此,如果分析智力学术原因,我们只能归于这三类知识分子在这双方面的欠缺或者疲软。
现在看来,李泽厚大约终生不会走到弗格林、波普十八九岁的程度,因为八九年共产党集团崩溃,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失败后,到九五年李泽厚还宣称他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这表明到今天为止,李泽厚也没有对他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学术”有所反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说明他仍然不明白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对此的探索,仍然被禁锢在马克主义的教科书的框架中。这不仅显示他思维能力的欠缺,而且还有阅读当代文献能力的欠缺。

2.丧焦失明的反省——顾准、李慎之的意识形态式的思维
最近二十年与五四相联系,对中国所谓思想活跃的知识精英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顾准和李慎之,他们是比李泽厚年长的一代人,亲身参加了共产党及其所谓革命,并且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成为共产党中的中坚力量,其后由于受到整肃而思想有所触动。最近二十年,他们被一些“年轻人”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一些人甚至很以他们的子弟自居。但是,只要对他们的思想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坚持的那种五四的科学与民主,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科学”“民主”,他们的反省与弗格林、波普、阿隆等人年轻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反省,与陈寅恪、洪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相比,实在只是在一个专制一统的社会中,对于共产党的“极端”做法有一些不同意见,在思想和知识上没有任何异质的意义。
虽然比弗格林波普晚生了将近二十年,但是顾准李慎之出生的时代也是可以接受到不同文化思想的时代。十七岁时的弗格林只是参加了几个月的经济学史的课程就立刻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但是反观五十岁后的顾准李慎之,不知道是顾准李慎之先生亲身参与了共产党混乱的意识形态的创建,还是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改造,一本顾准先生的文集,大多是不着调的意识形态式的杂谈,对概念的南辕北辙式的使用,以及共产党社会所独有的坐井观天、一厢情愿的议论。他对于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唯物、唯心、启蒙等概念的理解运用,以这些概念贴标签式的分析都是典型的中宣部式的思想方法。(注解6)顾准和下面所说的那个群体的知识精英一样,他们错误地以为过去给爱因斯坦等“资产阶级”科学家、思想家贴上唯心主义是大批判、是反动,现在给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就不是大批判,而是进步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就是一种欺骗。
一本顾准文集,只有翻译的译文,以及一些情绪还有些意义,充其量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牢骚,根本上不了学术的殿堂。
一部顾准和李慎之后半生的反省,则几乎可以说是无的放矢、丧焦失明。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史观和分析方法提出异议,都仍然是或继续反对中国传统,寻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历史发展,或怀念他们还没有受到整肃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
顾准和李慎之面对共产党,但是反省的箭射向的却是另外的方向,依然是共产党以前设定的目标!他们思想方法没有变,沿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共产党的一元论,他们的目的依然是想拯救共产党,而在这之中,只有他们自己是正确的共产党。为此,如果说他们反省的箭,仍然是共产党、马克思的毒箭也毫不为过。
我当然必须承认,我对顾准的书中的议论,提问题的方法感到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当时在六十年代末期也是如此混乱地,意识形态式地提出问题的。然而,这种熟悉却从另一面证明了顾准李慎之们与弗格林等人的差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封闭社会长大,被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一代,根本不知道在思想追求中,学术研究中如何正常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有的只是正义冲动。
我还想说,顾准李慎之的著述中也确实偶然有一些亮点,但是后辈的读者忘记了,顾准和李慎之是生在上个时代,受教育在上个时代的人,我们感到亮点的那些地方其实不是顾准、李慎之们的特殊优点,而是他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前一时代的教育与训练痕迹,思想与历史的回音。
信仰并且皈依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说或者是智力或者是道德有严重的缺陷,而口说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方法,概念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则更让我们看到他们感觉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或者说不足。一个智力好的人,在能够看到其它文献,能够做出对比选择,以及可以受到足够的启发的条件下,就不会固守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中,具体地说,就不会固守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范畴中谈论问题。

3.饮鸩止渴的努力——文革后的所谓科学民主
在反思五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这三方面问题的时候,一九四九后形成的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界的知识精英应该说是中国大陆与五四相连的一个最主要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一些人自认为自己就是五四的产物,继承者,另一些人则由于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从事了革命,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观中找到了“五四”。
由于奇怪的机缘,尽管我从一九七一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经验主义倾向的启蒙主义者,但是后来因为许良英先生对我的关心而曾经在自然辩证法界走过一段。正因此我自认为对于这个带有所谓五四所推崇的“科学”特点的圈子有所了解。我曾说过,事实上从我进入那个圈子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视我为异类。我当然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思想。
这一圈子的人包括于光远、范岱年、何祚庥等人,大都出自高等学府。他们大都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们曾经积极协同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堡垒,并且成为这个堡垒的中坚,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严格地掌控着大学、研究所、出版机构。在四九年后,在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科学思想领域中,宣扬自然辩证法,对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打棍子,拒斥启蒙以来的各种启蒙主义学说,极力推崇所谓“科学”学说、“自由主义思想”的也正是他们。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仍然都遭受过整肃和迫害。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最令人诧异的是,他们与弗格林、波普的那种反省,与陈寅恪和洪谦那种与马克思主义的格格不入似乎是绝缘的,无论是在年轻时代刚刚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追求的时候,还是后来他们遭受了共产党自己人的残酷迫害之时、之后,他们从来没有过根本性的对自己的否定性反思,当然也就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彻底决裂、抛弃。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尽管他们之中部分人在最近二十年“马克思”不再挂在口头上,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下的五四、科学却始终是他们的旗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甚至可以说终生坚持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九八五年,笔者的一位同学去拜访洪谦先生,请他谈谈对自己的一些导师们研究工作的评价,洪谦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贴标签。”
对于自然辩证法界的人来说,他们也真的以为从过去攻击爱因斯坦、波尔等科学家是唯心主义变成现在说他们是唯物主义,思想就取得了巨大进步,有了重大发现。这不能不叫人感到荒诞。
由于目前在中国大陆,不管这些人是否直接在位,在知识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是这种思想、这些人,因此在反思五四的时候,就必须提到他们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反思五四,永远无法绕过他们。
如上所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因此这个领域中的知识精英除了用唯物主义的各种标签,意识形态式的谈论问题,进行宣传,基本上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研究能力。在此,联系到五四,我们只列举两个例子。

1)关于科学:对于科学,这个领域的精英们的理解完全是和哲学史、科学史中对于科学理解和探索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独有的科学观,建立在他自己对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教条解释上。但是,事实上恰好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说的相反,在整个当代学界,以及传统学界,从来哲学问题的探索史、思想研究的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历史。作为主义的唯物论,Materialism,在哲学史领域中很少出现,几乎没有影响。而唯物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概念,以及以唯物和唯心作为范畴来研究思想问题,形成的必定是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而非学术研究。
唯物主义由其认识论根源决定,它的所谓分析就是一种贴标签的方法,专断的方法。
唯物主义由其认识论根源决定,它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的推崇必然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因为它武断地相信人们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认识世界,所以它所认为正确的“科学”就是一种“真理”,一种唯一的真理,所以就导致五四以来的他们那种对“科学”的推崇。
唯科学主义是一种专断、教条,因而可以说也是玻恩所说的,“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去听一位唯物主义者、一位自然辩证法专家谈“反对唯科学主义”,无异于去听一位骗子谈反对欺骗!

2)关于科学、启蒙与共产党极权专制:
对比弗格林、波普、陈寅恪、洪谦,我常常想,为什么自然辩证法圈子的知识精英,为什么李泽厚、顾准、李慎之们丧失了反省、否定自己的能力?认识论的探究让我看到,正是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使得人们在思想上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思维分析能力,反省能力。对此,这个自然辩证法界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这个领域中的很多人不仅早年投身革命,而且在革命的黑暗与残暴公开盛行,并且他们自己也受到迫害后,还是紧跟黑暗和残暴。就是在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所谓结束后,他们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根本的触动,进行真正涉及内在的思想和道德根源的反省。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学者们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自然辩证法界的知识精英却视而不见。即便眼前有弗格林、波普、凯斯勒、纪德、奥威尔,可他们似乎没有感到有必要质问自己过去几十年为什么追随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犯下如此愚昧的,甚至不可饶恕的错误,反而在稍微有些其它可能的空间,立即要向民众启蒙,继续宣扬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导致他们走向这条道路的“科学”,以及所谓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七十年代末期后,在科学——共产党专制,启蒙——共产党极权的问题上,这个群体所宣扬的,所继续力行的东西,无论从政治史上,还是从思想史上,都可以说是荒唐离谱。
八十年代初期,自然辩证法界的知识精英们在总结反省专制的经验教训中,居然以为最重要的是要使得共产党高层了解科学是什么,遵循科学规律,居然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共产党决策者们启蒙!他们以为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反省和总结,最好的推进。对此,如果中性地单从概念思想问题来评价,是因为他们对于科学和启蒙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如果带有价值判断来评价,他们是如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根本就失去了对于极权主义的感觉和判断。而无论如何判断,八十年代留下来的经验事实是,这完全是饮鸩止渴,延长了极权主义专制的寿命、大大地延误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此后中国学界沼泽腐化的深化和广泛化,也和这些知识精英的所谓“自由化倾向”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关系。

笔者在几年前纪念五四的文章曾经说过,科学是一个描述的方法,民主是一个决定政治、社会问题的操作方法,启蒙是反省那种教条、专断的思想方法和信条,启蒙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知识文化领域及其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问题。
因此,而把“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基础,不单荒谬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混乱。
因此,如果还继续在这方面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教条,继续神话“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其结果就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负面文化毫无触动,继续为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空气和土壤。
至于把启蒙理解成去教育民众,甚至荒谬到教育极权主义者,而且是用自己从来固有的专断的教条,则是五四所产生的那种极端化的“科学”思想,给思想史带来的最荒诞的一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一九七六年后一些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重提五四问题——科学民主问题所作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并且反省五四、马克思主义,以及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严重问题。然而,尽管如此,今天人们提到的“重新回到五四”,或许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接受”就是重新回到多元的时代,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探索道路,重走弗格林、波普、陈寅恪的道路。当然谈何容易。因为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中国的知识界、精神界已经经历了五四后两代知识精英的扭曲。
五四后第一个五十年,是不智和扭曲;从四九年开始,五四后第二个五十年,则是自残与对下一代人的阉割!对于在第二个五十年中出生的已经被变了性的知识分子来说,从他们走向知识和精神的追求那一天起,面临的已经不是创造,而是一个再生和重塑的问题。
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辉煌,只有痛苦、炼狱和再生。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我自己的追求和经历对于同时代知识分子带有非常普遍性的特征。
回顾前半生追求走过的道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四九后在马克思主义腌制下的一代人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痛苦过程,复活过程。从一九六九年冬季开始,我经历了:
①“反叛”;
②“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③“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
④“语言概念乃至行文、精神思想节奏、韵律的变化”;
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我花了大约三四年的时间,第三个阶段大约十年时间,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持续的变化,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的努力。
我深深体会到,这代人的反叛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伴随智力和道德的反省,持续地清除渗透到血液中的,无处不在的“党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化,极权主义文化的痛苦的过程。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知识、精神、文化的改变将伴随当代中国知识界几代人终生。因为这几代人已经被共产党脱胎换骨,而要再次脱胎换骨,乃至移植器官,不仅困难,而且要时刻警惕后遗症,抗体,以及在两难中死亡。
在这里我还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文化不仅是共产党的政治人物带来的,而且也是五四之后那些走向共产党道路,马克思主义道路,大大小小的顾准们、李慎之们、王元化们、于光远、范岱年们带给我们的。由于权力和正统的意识形态,他们至今还在用各种被曲解,被阉割的知识和思想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界,正因为此,在对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们对五四,以及五四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反省的时候,笔者有着更深的体会。

对此,我们现在还可以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保守派造成中国学术的蜕化,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改革开放中的所谓“自由化”潮流,及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则进一步造成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腐败。前有上述三类知识分子,后有金观涛、甘阳等各类所谓“青年才俊”,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反省五四,反省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问题,重开新路,反而把政治优先的意识形态化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从而造成中国知识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腐败。今天中国学界的不可救药,与这左、右两种倾向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教条带来的蜕化,史有前例,所谓“自由化”带来腐败,史无前例!
正为此,逃离五四后某些知识精英们五十年来为我们这几代人锻造的枷锁和宫刑是困难的;重新回到五四的多元的原点是不容易的;而如果我们要重开新路,要重生我们中国文化的生育能力和活力,我们就必须对五四做出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2010-5-2一稿,5-4定稿,德国埃森

注解:
1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sche Reflexionen, Wilheim Fink Verlag, 199428
2Johanna PraderDer gnostische Wahn: Eric Voegelin und die Zerstoerung menschlicher Ordnung in der Moderne. Passagen Verlag, 2006, 87页,“卡尔·马克思——一个知识分子的骗子 ”一节
3Karl Popper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Book 1, La Salle Illinois, 1974, 8.Crucial Year: Marx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23-29
4.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北京,1995 112页。
5.《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2 929
6.《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