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7日 星期六

读徐芳栌先生《越战两年记》(下)

四.读《越战两年记》感想——历史与现实


4.1徐芳栌先生到越南的时候是他军旅生活的最后两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成熟的时期,四十二岁到四十四岁,正是这个原因,徐芳栌先生在处理二十世纪对于学界和政治界都是最困难的难题,共产党问题的时候,他对越南问题的分析和结论竟然如此简单明了、准确,竟然如此驾轻就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还在于徐先生在前二十年中接触的都是共产党问题,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对抗中共的经验使他观察越战的时候头脑清楚,能立即看清越共的任何言行后面的企图。反过来,这个对于越战越共的经验,徐先生又把他带回了台湾。他的总结能够让台湾社会,台湾政界、军界能够对于共产党,中共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更深的了解。我相信,他在越战的经验同样不会欺骗他以及台湾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二〇一一年我再见徐先生的时候,在他已经多次到过大陆,受过共产党的优厚招待的时候,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共产党深层的本质,招待后面,和下面隐藏的东西,我相信徐先生一定能够非常清楚地洞察到。
与徐先生的人生相比,他的这本书记述的六七到六九年,他在越南的年代正是我刚刚迈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七年我跟着共产党狂热地搞文化大革命,六八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思索,六九年四月我离开北京到吉林插队。那一年,我二十岁,开始了反叛的历程。大约在徐先生重新回到台北的时候,六九年夏天后我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选择,彻底告别这个毁灭了我一生,毁灭了中国几代人的共产党。可那个时候,在《越战两年记》中,徐先生已经显示了对共产党问题的清楚深刻的认识。
徐先生的这些认识,此后我化了十年的时间,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才在黑暗中看到,并且走出来。再往后,由于走了出来,所以在二十年后我认识了徐芳栌先生。又过二十年,我更深地了解到徐芳栌先生他们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献的,所带来的,所留下的生命的业绩。
现在读徐先生的书让我痛心、痛苦。这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知道它竟然如此困难。而一旦当我认识之后,又深感传播它竟然如此困难,避免重蹈覆辙竟然如此不可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生利欲的诱惑,苟且姑息养奸?还是因为智力?……

4.2为什么会有“反共”: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应该是共产党集团的失败和被人类的唾弃,冷战的结束。可谁也不曾想到,由于共产党集团整体失败,带来的居然是对于冷战的否定,对于反共的否定。冷战和反共似乎成了一个负面性的词语。这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在上一篇徐先生的《从戎没投笔》一书的读后感中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内战和冷战有着它的独特的特性。因为极权主义共产党的产生它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各个国家的这类内战和国际上的冷战,和历史上的战争不一样。历史上的很多内战通过妥协,让利,乃至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是可以避免的。可二十世纪的内战、冷战,由于共产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特性,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多元的存在,不可避免。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它就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一定会不加约束地扩张。毛泽东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邓小平的“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集团的嗜权、嗜血,蔑视人类一切价值和规范的特性。而这个嗜权和嗜血的特性又决定了共产党集团是不可能和周围的事务和平共处的。这就决定了不是我们“反共”,而是共产党亡我之心不死,永远不会遵循人类基本的价值和伦理。
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内战曾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从五十年代开始的越南战争也告诉了我们这点。尽管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后,一百万越南人不喜欢共产党,跟随政府迁往南越,希望安居乐业,可共产党从开始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中破坏这一切。
为什么在政治角力中,共产党的对手总是很容易地处于下风,因为在面对权力和政治利益上,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治群体、一种人比共产党人在面临权力和政治利益的时候更无耻和更无底线。共产党这种无耻和没有底线的残暴的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例如邓小平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二十年”;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不怕打原子战死几亿”,他们不仅敢于想到,说到,并且能够丧心病狂地做到。
这样的言论,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可能,在共产党中存在绝非偶然。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从波尔布特到金正日,只要共产党仍然存在,它就随时可能为世界,为民众再次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不是我们“反共”,而是在共产党存在的时候,人们必须保持警惕,保持自己保护自己的可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如果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遵循国际社会的秩序规定,尊敬别的人的生活,也就是如果他惧怕破坏人类一般价值,具有伦理界限,那他一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那位领导人就一定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你仔细研究戈尔巴乔夫,他所做的不过只是这点,而这就是他和邓小平们的最根本的区别。

4.3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
在谈到对抗极权主义的共产党集团时,徐芳栌先生在书中具体总结道:“越南的有识之士,常常回忆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当时吴廷琰总统的想法,以为只要把‘越盟‘军队赶到北方去,越南便可以防卫自己。现在证明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今天越南已经认清:对共产党的斗争,不是一条‘界限’所能隔离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所以,他们在这次‘和谈’中不断呼吁政府、军队、政党领袖以及和谈代表团,应该替国家的命运负责,向全体人民负责。”(162页)
“对共产党的斗争,不是一条‘界限’所能隔离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不是各自孤立的。”这是一个用千万人生命换来的教训。徐先生说的当然不仅是在越南战争中的任何军事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和政治紧密相连,因为这句话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任何经济、文化,乃至体育方面的交流都和共产党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的。在共产党看来政治问题,权力问题是最高的问题。在共产党那里处理任何问题都渗透着政治考虑。为此,人们也就必须看到,无论共产党是兵戎相见,是如一九四五年后的内战那样疯狂扩张,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样兽性般地用枪炮坦克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下屠杀市民学生,还是笑容可掬,摆出一副宽厚的样子,只要共产党不放弃政治第一,不遵循国际秩序,人类一般的伦理道德,那么与共产党打交道就永远是与虎谋皮,就永远要小心共产党翻脸不认人。因为过去近百年的历史性教训,中外的教训一再告诉了人们这点。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共产党的嗜权,把一切东西都彻底绝对地政治化,就又决定了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永远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徐先生在书中不止一处,对一个问题的描述总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在整本书的结尾最后再次强调这点,用这点作为他在越南,甚至可以说终生得到的教训。
全书最后一段说,“当然,越战的这场教训,也留给我们一项研究的课题:对共产党的斗争,基本上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我们未来的战地政务,就是要面临较越南问题更严酷的一场挑战!”(267页)

4.4反对共产党极权主义对个人、国家和人类的残害一定是国际性的。
对共产党的斗争,一定是全面性的社会斗争,还不仅如此,二十世纪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对于共产党斗争的一定是国际性的。因为共产党的威胁一定是国际性的,也因为没有国际性的全面努力,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反对共产党很难取得胜利。徐先生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中也强调了这点。
徐先生在这本书中说,他亲自看到在越南支援南越的有二十几个国家,差不多是所有的自由国家。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在越南的外国人,会认为越战只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对此,他说,“我以一个外国人在越南看越战,越战乃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是反共的战争,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的战争,但又不是一切都可以越俎代庖的战争,胜败的最后关键还是要依靠这个国家自己!”(109-110页)
这个的经验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内战中共产党取胜的关键是,美国人放弃了对国民党及军队的支持,与此相反,中共不仅始终获得苏共等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美国同情共产党的左派的支持。
越南战争在徐先生离开越南后的第六年南越彻底陷落的原因也是如此,美国人放弃了南越,南越政府无法对抗拥有苏联和中国支持,并且手段上无所不用的北越的进攻和渗透。而韩战,由于美国的坚持从而使得南韩得以生存和发展到今天。同样今天的台湾也是如此,它是由于美台条约和国民党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得以有今天的。
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国际社会对于共产党集团内部民众反抗专制的斗争中。五三年东德工人起义,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西方都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支持决心,更没有任何行动,为此民众得到的是失败和惨痛的牺牲,及对国际社会的失望。八九年的六四尽管依然没有及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更为广泛的直接支持,可天安门大屠杀的残暴真正激怒了国际社会,它使得其后国际社会空前未有地团结一致制裁中国政府。这个国际性的行动直接引发造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因为六四后的国际性的正义反应吓倒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的高层,使得他们不敢如以往,如五三年、五六年以及八九六四的邓小平那样再下令开枪。
本来人们以为八九年后,世界上只剩下少数几个共产党国家,国际社会会团结一致关心这些残留的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国际社会在八九年后,由于极权主义对于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了威胁,用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已经不折腾西方,所以西方对于这少数的极权主义社会宽容,谋取利益多余过去百年来的任何时候,警惕和对抗也成为百年来最少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索我于枯鱼之肆”,反而分我杯羹。失去国际性支持和团结一致的中国民众,异议人士对抗极权主义的努力从而也就陷于百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
当然,这个和徐先生在《越战两年记》总结的经验相反的过程,无论是国际范围内,还是台湾对中共的绥靖和美化,笔者相信,最终的结果却一定和越战一样,遭到伤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国家的民众,而且也包括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般民众。事实上,时下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高失业率已经都显示了这点。而环境问题的世界性影响,难民问题在时下和未来的影响,流向世界各地中国人的道德问题等都将会越来愈严重地危害世界。
共产党社会维持时间越长,溃烂越深,未来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冲击性的灾难就越大。
对抗共产党的国际性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带来的“国际性后果”是一对孪生兄弟,是谁也不能够忽视,躲过的问题。

4.5今天台湾得以安全的原因是什么:
上一代台湾靠的是国军,成千上万的徐芳栌先生这样的志士保卫下得以幸存的,台湾下一代人,也就是时下这一代人得以在共产党虽然军力和财力都大为加强下安全生息,不仅得益于台湾强大的国防,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得益于我们这代大陆人对共产党暴政的反抗。
一九八九年后巨大的反对声浪,一九九九年后巨大的离心运动使得嗜血、嗜权,可以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必须看到内部的不稳定,内部的威胁,从而再也不敢如二十年前那样窥视并且赤裸裸地威胁台湾。
台湾的安全是在大陆民众的“反共”的前提下的安全。威胁台湾安全的不是外省人,也不是“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时下台湾的安全更不是共产党本性已经变的善良了,亦或台湾某些人取媚共产党的结果!这就如徐先生在书中所说:
“……越南政府是坚决反对所谓‘中立’的。现任阮文绍总统更是说得一阵见血:‘现在的缅甸、印度能够得到和平,不是因为他们采取‘中立’,而是因为我们越南在反抗共党侵略,才使得世界其他部分能够暂时的保持和平。”(150页)
当然,尽管在价值问题上,在处理事务的伦理道德问题上,共产党永远处于一般社会的对立面,但是对抗共产党的扩张和奴役的方法却不只是对抗和战争,谈判、交往也是一个必须采用并且更为经常要面对的方法。在一般社会生活中,交往、谈判,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是更为经常的事情,这尤其是在八九年后,共产党已经无力扩张的时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记住徐先生在书中介绍的经验。他说:
“当然,与共产党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要以实力做基础,以战场上的优势为后盾,尤其是要保持自己这一方面的团结和坚定立场,要使共产党无机可趁,在战场上讨不到任何便宜,在会议桌上也讨不到任何便宜,它才会乖乖地就范的。”(160页)

五.结语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一九八九年之后,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为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而画上句号,相反对于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欧洲越来越广泛。
在欧洲,如果作一个统计,从大学学生的硕士论文题目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事实上现在才真正开始展开。很多研究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的经典文献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英国,在德国都有专门的研究极权主义的机构和杂志。每年都有很多新的专著出版。
欧美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由于香港的回归,由于台湾再次从新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有了直接的接触和往来,对中国人来说更成为必须重视研究的问题。为此,现在徐芳栌先生这本《越战两年记》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
在众多的研究共产党问题的西文和中文文献中,我以为,《越战两年记》与阿伦特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共产党——极权主义集团的揭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由于徐芳栌先生有着终生和共产党的直接斗争经验,从来不曾进入过左派思想体系,以及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他的看法比阿伦特还更加一针见血和明确。所以这本书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们的父兄用血泪实践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性的书籍。

2013-08-03 德国·埃森

徐芳栌:《越战两年记》;台湾,台北·读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4月出版

作者简介:
仲维光,一九四九年生,山东黄县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硕士,近年来被多个大陆网页媒体推荐为大陆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思想经历:一九六九年,仲维光开始自学哲学,不久就把颠覆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知识界,彻底揭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给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灾难问题作为己任。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后,八八年到德国继续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政治问题,并为此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考察了极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现在他是华人学者中对极权主义、共产党问题拥有并且掌握最多文献的学者,并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种文献与所作的研究在华人地区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机构。
出版:著述、翻译作品包括《爱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论思想研究》,《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语录》,《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当代极权主义与知识精英》;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专门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界的问题”,“极权主义和自由文化问题”,“极权主义还是权威主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五四以来思想问题系列”,《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启蒙究竟是什么》等近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