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浅谈金观涛先生新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有网友看到我曾经评述过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作为,因此现在希望我再评述一下金观涛最近的作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我的确在二十三年前,在评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状况时把金观涛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作为一个那个社会的继续堕落的案例简略分析过。实在说在学术领域这个人其实是不值得作为讨论对象的,不过因为要研究中国社会,“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不得不接触这类所谓知识人。因为这类所谓知识人,其实既非一般意义的知识分子,也非中国传统中的文人,而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意识形态分子”。他们是极权主义社会文化的典型产物。
虽然如此,作为个人,我倒是始终希望金观涛能够运用他个人的生命和条件认真的思索,能够利用八十年代后离开了中国大陆而认真思考重新做些有益的事情,能够真正对那个社会的文化,和自己以往的那些胡言乱语进行反省,哪怕做一点稍微有益于知识和文化的事情。然而,金观涛的最新作品却让我的希望落空,它让我看到,金观涛竟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那里仍旧坚持用各种方式重新拼凑《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真理部”的新话、新思维。当然,大约不仅他自己不明白,而且那些如醉如痴地阅读这些“新话”的人也不明白:人的语言和思维一旦被装入极权主义的万花筒中,无论怎么转,你看到的都是一堆碎玻璃片重新拼凑的幻景。光怪陆离,可就是没有生命力,完全是同一个“管道”中的东西。因为他们一辈子除了意识形态化,观念化地谈论问题外,竟然已经失去了阅读、感知,乃至思维等能力。
金观涛的最新的文字,例如这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由于依然是过去六十多年充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的再拼凑,所以认真地评述它,或者说讨论他谈的问题是豪无意义,浪费自己时间的事情。因为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对于意识形态化问题的研究,或者更具体、明确地说,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新话的描述和解析已经把金观涛这种语言、这种方法、乃至这种历史观念做出了生动准确地描述和解析。在前人已经做出如此明确和彻底的分析研究后,再来重新讨论金观涛,浪费时间,那就只能怪自己无知。而如果没有看出《一九八四》中的某些部分描述的就是金观涛这些人,那就是自己无能。除非由于“其它”的需要,例如因为一个具体的目的,一件具体的研究计划,否则实在是没必要讨论金观涛的文字。
然而,现在有网友希望我来谈几句,他大约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影响,以及对时下社会和年轻人具体的文化影响。我很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所以再次简单谈几句看法。


如何看待金观涛的新作,如何评价他的那些具体看法,如前所提到的,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号入座!去看看奥威尔对金观涛们的社会位置,行为由来,以及他们所运用的语言,“新话”究竟是什么的描述和分析。这将使你立即发现,一九五零年去世的奥威尔,居然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准确地描述出八十年代后金观涛们的语言和思维实况。
我必须承认,七十年代末期第一次读奥威尔的时候没有完全读懂,因为我只把他当作了一位政治讽刺文学家。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对极权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研究后,最近,我又重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他在这部书中显示出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让我大惊失色。这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政治性读物。因为他并非只是从“政治”问题上抨击了极权主义,而是从精神、文化,从根本的人性上揭示了人类在社会,技术和物质的发展中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灾难。
对比一九四九年时的奥威尔和一九八四年时的中国精英们,奥威尔不单使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天才,而且他同时也让我看到,世界上也真的有被社会,极权主义统治者蜕化成弱智的人!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描述了老大哥领导下的真理部培育的下代人的特点,他让我们看到,除了制度的桎梏外,扭曲大洋国下一代人的人性和思维的还有“新话”、“新思维”及“新翻译方法”带来的新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历史和传统的割裂。
奥威尔在四九年前写下的大洋国六十年代后政治变化情况,语言和文化的具体变化,竟然几乎完全是中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情况。而大洋国“真理部”,以及那个“小说司”的创作方法竟然就是金观涛们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创作方法。——奥威尔的描述与中国情况的精确的对应让我拍案叫绝!
与奥威尔的才能相比,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这代所谓精英们在已经能够读到《一九八四》后,甚至又过了三十多年到今天,居然仍然没有脸红的能力,仍然在那里严肃地重复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小说司”的创作。那个大洋国最痛心的结果,那个被老大哥,真理部所禁锢、扭曲、蜕化的智力与感知能力竟然在中国完全再现,持续存在。——奥威尔的描述在中国的再现让我感到心痛!


何谓“新话”:
奥威尔说,“对英社的忠实信徒来说,新话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工具让他们来表达所拥有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而且要让任何其它的思维模式成为不可能存在。新话的目标是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且旧话被遗忘后,任何与英社相悖的异端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至少在思想尚依赖话语表达的情况下是如此。”为此,新话就是使语言失去传统的丰富的表达含义,成为一种只有“一种”含义的专断的判断词语。与此同时,这种专断化的语言也使得语言和现实失去了固有的联系。
奥威尔的“新话”就是极权主义研究者们所称的意识形态化、观念化的那些语言概念,俗话所说的“假大空”,“大字报语言”。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号入座,新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那些专断的“唯物主义语言”,就是一九四九年后,乃至今天的大陆学界,金观涛们所使用的所谓“学术语言”。
何谓“新思维”:
按照奥威尔描述,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也就是使语言失去思想性,只剩下黑白排斥的判断。为此,“止罪”、“黑白”和“双重思想”是“新思维”最重要的特点。
“‘止罪’意味着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关头,具有使他马上停下来的能力,就如同本能一样。……‘止罪’意味着保护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正统要求一个人像柔体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那样,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中,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明白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现实。然而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当最基本的行为是进行有意识地欺骗,同时又保持目的的坚定性时,那需要绝对诚实,也就是说着别有用心的谎言,同时又真心实意相信这些谎言;忘掉一切会有有碍与此的行为,其后一旦再次需要就又把它从遗忘中捡回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要考虑到被否认的现实——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需要进行‘双重思想’。”“相信”黑就是白,还要“知道”黑就是白,“忘记”曾经相信过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过去。使用新的方法改写历史,《走向未来》。
何谓“新翻译方法”:
奥威尔说的就是那种以他们的意识心态对于传统作品的重新解释。这种翻译将使你永远忘记原来的著述的真实含义,而只是用新思维来理解所有这些本来是不同于他们,乃至反对他们的著述和思想。这也是大洋国让下一代人忘记历史,《走向未来》的方法。


对比《一九八四》,我们就会看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金观涛所谓把控制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方法,所谓“控制论研究历史”几乎逐字逐句地实践了大洋国“真理部”对待自然科学的方法做法;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无论“封建社会”这个概念的含义,还是“超稳定结构”的指谓,都是一种典型的“新话”和“新思维”的表述方式。而如果更进一步对比,再重新看金观涛主导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其翻译方式,其所表达的内容,其要达到的目的,人们就更惊叹奥威尔的天才!
《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用他们的话说是编译,竟然完全就是按照奥威尔在书中所说的“用意识形态重新解释”的“新翻译”的特点。在这套丛书中,金观涛及其后在这套丛书中孕育的一代人的西方永远是马克主义教科书理解的西方,“新思维”框架下的西方。
金观涛及其《走向未来丛书》做的正是老大哥真理部要做的,扭曲历史、清除历史,割断传统,完善、继续大洋国存在,《走向未来》。
三十年前金观涛的所作所为,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彻底地否定传统,修补、改善那个社会制度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在所有的方面,语言、感情、感觉和思维上金观涛都和那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化的文化高度一致,他从来也没有对“新话”、“新思维”,及社会和制度提出过怀疑。这真的如奥威尔所说:
“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
金观涛们在七十年代末期后之所以享有所谓思想自由空间, 正如奥威尔所说,“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
金观涛能够在经历了那么黑暗残酷的一九八九六四后,在一九九九年后还能对任何异议思想和人士保持住那么大的排斥定力,滴水不沾,这恐怕只有那些骨子里、血液中和“真理部”溶为一体的人才能够做到。
奥威尔笔下的“止罪”、“双重思想”,居然让金观涛们表现的如此淋漓尽致!
由于没有感到奥威尔所看到的问题,感到反叛和反省的需要,所以金观涛们三十年如一日继续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方法。为此,金观涛的新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说是又一个典型的“新话”作品,又一个奥威尔笔下的荒诞故事。这个现实“新话”不仅是金观涛三十年前的翻版,而且可说是依然如我们这代人六六年跟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狂热地干革命,要解放受苦受难的美国民众和台湾民众一样荒谬的东西。
五十年下来——金观涛们居然还在讲相同的、荒谬的“新话”,居然依然还是那种意识形态,观念化地东拉西扯,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这几代人的人生悲剧。
这严肃的谎话让人心碎!
尽管如此,从学术上我却还没有愚蠢到再次跟随金观涛们的胡言乱语去认真考究每个概念的真实含义的地步,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本应做些更有益的事情。但是,任凭这种新话再次毒化社会,毒化下一代却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会影响到同样具有宝贵生命的下一代人,浪费并且扭曲他们的思想。为此,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去读《一九八四》!这实在是一本教科书式的作品,你去“对号入座”!我再说一遍,简单地“对号入座”立即就能够使你非常清楚地看到金观涛这种语言和作品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


如果网友还是希望,除了推荐阅读对比《一九八四》外我能够再从不同侧面从思想研究上介绍几种辨别这种东西的方法。那么我就不揣冒昧、画蛇添足地谈一两点自己的建议,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能够不浪费你的时间和生命,不重蹈我们这代人的覆辙。
阅读一篇貌似学术的作品,判定它的水平和程度,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参考及引用的文献。参考引用的文献可以说明作者的知识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及深度。如果他引用的文献基本上不是这个领域中专家的著述,而是那些通俗读物,或者说教科书一类的读物,甚至宣传品,那就表明他讨论这个问题还没有进门。
如果他讨论的是一个西方学术领域中产生的问题,而他引述的作品基本上是翻译到中文的作品,那就表明他或者没有阅读原文的能力,或者还没有进门,乃至根本不知道如何进门。
如果他引用的那些中文翻译作品都是一些不着边的,天女散花般的东南西北、捕风捉影的作品,那表明他根本就是在跟你扯皮。
要讨论一个西方学术中的问题,从讨论的历史来说,它当然是西方思想史中的问题,所以要在思想史上准确把握它,要参考的最多的文献一定是西语文献。我想我可以说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中基本上还很少有较为权威或者有分量的中国人的中文著述。在某些领域即便有个别中国人有所贡献,也是用西文来写作讨论的。
不仅是这个问题在思想史中的讨论,而且这个西方学术中的问题对它最新的讨论,最深入、最广泛的也一定是在西人、西文的领域,如果你没有涉及到时下那些正在研究的它的人及其作品,那么你何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能有所意义;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对这个问题研究到什么地步,有哪些人是如何讨论的,还存在哪些问题,你又如何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如此说绝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相反,一个研究汉学的西人学者同样如此,如果他谈对中国诗词看法,他根本不知道文学史上中国人是如何讨论,如何探究的,不知道《文论》、《文心雕龙》、《诗品》,乃至《沧浪诗话》、《随园诗话》,不知道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是同样的问题,至多不过是闲扯。我们看一个人国学如何,讨论到何种程度,也是首先看他的文献。如果他引述的都是唐诗白话今译,诗词简介等类书,那么他的“学问”不过是茶馆之谈,没有人会把他供奉在学术殿堂。如果他引述的都是为革命而研究古典诗词,李白诗歌的人民性,杜甫诗歌的历史意义,那他不过是中宣部的文人,真理部的工作人员,至多也就是一只权势的鹦鹉而已。
为此,我们可以看看从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观涛先生的作品,细想一下他都读过什么书,在什么范围中讨论问题,那就可以看到他做了什么,他的所谓研究水平如何。为此也就几乎不用我再来具体评说了。而这个过程你就又回到《一九八四》一书,那里面倒是对他的这类“学术”——“老大哥”一直推行的“学术创新”有着非常精确的描述。


从作者所参考的文献来看他的水平会发生挂一漏万的情况吗?当然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天才,那就真的会和耶稣、释迦摩尼一样不需要阅读很多的东西,就能够领悟出根本的道理,非常在行地论述问题。可这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万里难挑一的事情。因为要想在长期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和精神扭曲下,能够自发地做到不留痕迹的变“直”,不用洗过的脑子思维,不用扭曲的语言说话,以一般社会正常的思维提问题、谈问题,论述和思维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一下子超越了那个时代,凡人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他智力再高,感觉再好,也需要一个自觉的变化过程,而在这过程中帮助你变化的就是你不断阅读的、突破这个社会封闭的文献的启迪。在这个过程中处处又都留下了你挣扎提高的此岸,和不断深化了解的彼岸的痕迹。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对此理解、体会很深。
为了避免发生挂一漏万,我们除了可以从文献判断外,还可以更进一步从文本来看。那么,如何阅读判断文本呢?
我以为看一个作品,评价一部著述,要想辨明它的水平,首要的不是看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是看他使用的方法。他在整篇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方法。他是否明白自己使用的方法。因为他论说的方法可以让你看到他究竟在什么范围,什么程度上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很多严肃的西方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常常干脆开卷就告诉您他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告诉您这种方法的能够解答什么问题,有哪些存疑问题。同时,他还告诉您他讨论的问题和引用的文献的范围。因为他们知道,告诉读者他使用的方法就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误会。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有限的,也一定会遗留下来一些讨论的死角,或者说这种方法穷究后带来的悖谬。
大约在一九九四年,我最初接触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作品时的困惑,就是由此而产生的。阿伦特有很多精彩的观点,可也有很多“非常可疑”的观点,例如她居然认为极权主义是西方发展到帝国主义的结果。为此,我想看看她的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而这就让我产生了更大的疑问。我进一步发现她叙述的方法根本不是学术的方法,而是东拉西扯的漫谈,很多是杂文式的。由于她的著述和思想的阐述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在有疑问的时候我总是首先怀疑自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敢确定是否把握住了她的方法。我追踪这个问题大约有十年,看到不仅很多西方学者对她有我类似的看法,而且甚至有很多人已经非常明确、一阵见血地指出她所犯的“大忌”。为此我才坚定了对她的判断。
当我把握住了阿伦特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也就敢于评述和质疑她的工作了。所以现在我敢说,在中文世界的那些吹捧阿伦特的人往往也在学术上令人怀疑,他们很可能在不断重复那些“大忌”。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深切地认识到,认真的探究被研究者,例如时下的金观涛究竟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是准确把握、判断他的工作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为此不幸的是,如果您对当代学术有过研究和基本的把握,您就会发现,金观涛使用的方法依然是我在二十多年前评述他的时候的方法,意识形态化、观念化的方法;金观涛的文字依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而非学术,依然是一种为了政治和个人目的的,典型的“假”“大”“空”的闲扯,而非研究,依然是以论带史,依然是大字报。
所以,今天所有那些继续出版、传播这些“新话”作品的推波助澜者,除了让我愤怒,更多的是让我觉得厌恶……

2013-08-28 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