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3日 星期日

还学文:遇见许良英先生(下)

按语:这篇文章是去年,一三年还学文写的。我极力反对她发表,为此拖到一年后的今天。现在,她再次坚持认为,早些发表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负责而不再拖延。由于这篇文章的内容直接涉及我和许良英先生多年来的讨论,所以分上下转贴在此。
——仲维光
…………
二、定义“Democracy

199499日信中仲维光谈到已故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关于“Democracy”的一种意见,“民主一词在德语中被翻译成人民政权是严重的错误。从来就没有过一种人民的政权,……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寻求一种方法,不使某些人权势过大,并且这始终是民主的中心所在”。
卡尔·波普即遭许先生批判,他不喜欢波普。却未必了解他。许先生认可十七世纪荷兰著名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因为爱因斯坦尊崇他。但爱因斯坦多次谈到叔本华“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不能要他想要的”的格言深刻影响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许先生却执意要爱因斯坦“根本不可能接受”叔本华的影响,理由是“众所周知,叔本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悲观论和唯意志论,为人极端自私,而且言行不一。对于这些,爱因斯坦都格格不入”[1]。而那个“众所周知”,官方哲学而已,许先生却以此无视爱因斯坦的自述。

19941021日许先生回信,“你信中所说的Karl Popper 对民主的见解使我吃惊。这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第一次世界后西方一般反传统的思潮,……‘Democracy’源自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ίαDémos+kratia ),Démos译为‘村社,义即选区,kratia为主权,加在一起就是人民主权。这种解释,在希腊的古籍,包括Aristotle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都清晰可见。看来,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如果不承认Democracy是人民政权,试问怎样理解PericlesB.C.430年在阵亡战士葬礼上的讲话和Lincoln1863年代Gettsburg演说(“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呢?”
又是典型许先生的思维、“研究”和话语方式。西文如英文democracy德文Demokratie与古希腊语源近,“民主”则是中文对“Democracy”的翻译。要说明“Democracy”的原意,古希腊文知识是基本工具;不具备这项语言技能,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那样的“希腊古籍”等等,就没有意义。“Popper并没有读过Aristotle这两本著作”的“看来”,未免武断且不切论题。Democracy之为希腊城邦政治中多数决定方法的解释则是在西文辞书中随处可见,而多数决定也确为当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另外,援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论证时间上就有困难:波普所谈和许先生要论证的是两千年前雅典城邦的Democracy,林肯演说是两千年后的当代。贴标签不能代替研究和讨论,无论这个标签多辉煌;这应当是常识。
在引用材料、论证方法和说明事实上,许先生的“Democracy”定义处处疑难。

许先生话语方式散例

为了这个小标题还犯了一番踌躇。称论述风格?—不当,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风格如何都无可置喙。称论述品质?—也不妥,谈到“品”,价值判断就已预设其中,而我只陈述,有许先生自己的文字表现他的话语方式。

一、还是大批判

19911126日来信中许先生谈到某人文中的半句话“西方科学中那种对事实的怀疑精神”,随即批判开来,“对事实也怀疑,这算什么‘科学’?她可能是抄袭Marx‘自白’中所说的‘怀疑一切’和‘文革’时高喊‘怀疑一切’的口号。这样的人居然也大谈什么‘科学主义’,真是不知羞耻。光是这句话,你们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对事实的怀疑”固然不通—怀疑一般是针对关于事实的判断而不是事实本身;但“文革遗风”的说法就未免上纲上线了,又如何扯得上“抄袭”?再者,判断错误,错误而已,不是道德污点,“不知羞耻”这种话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不合适。这不是讨论和容许讨论的态度。
所以记录这则故事,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并非为“不知羞耻”激怒而偶发,在许先生那里常见,—对不赞同的人和事批判甚至审判。老大哥的心态自己已不察觉,缺少其它的思维与情感方式觉察这种态度不合适。
在许先生那一代人,意见垄断是少数人的特权;今天是动辄以为真理在握,不容他人置喙,遍地枭雄。一代风气影响几代人。

二、断章取义,借题发挥

2002121日许先生来信写道,“至于‘良心’,是有客观公认的准则,不象你说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良心。……你所说的共产党和希特勒的“良心”,不过是一种兽性而已,也是中国古人所骂的“衣冠禽兽”!”。维光写出这种不通的话?该批,—这是我即时的反应。后来在他2002118日给许先生的信稿中看到下面一段话,
“知识分子一词我感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从现象上我们就看到只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性,批评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个词,什么是良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准则,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觉得不能神话知识分子”。
才知道维光说的是“良心准则”不是“良心”,随后是省略主词的定语“希特勒有希特勒的”。许先生径自删去原文中的“准则”,一变而成他要批判的“希特勒的良心”,于是一路扫荡过去。许先生的信读多了我发现,在要表达不同意见或批判的时候许先生经常断章取义借题发挥,使得与他的讨论于是劳而无功。
不容分说的“严厉”是批判的性格,基本的严肃则是研究所必须的态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而不觉,却是我对许先生所未期的,不料受过科学思想训练的人会变得如此。

三、“鼠目寸光”的印度人

这是一则真实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被决裂前那一两年信件往来已在减少,从许先生200391日最后的一封信很快读到他2001728日的来信,“那个70多岁印度人的话,纯属鼠目寸光的偏见”映入眼帘。“鼠目寸光的印度人”早已牢牢嵌入我的记忆,收到许先生来信当时维光就对我说起他这一惊人之语。这种粗暴无理的傲慢,始料未及,许先生似乎不在意基本的尊重个人。
这位年长的印度人是我1984年初到德国在雷根斯堡留学时认识的印度女友Gita的父亲。在Gita身上我学会赞叹印度人的智力—她曾在英国牛津求学、在法国索尔邦取得博士学位,在斯坦福作访问教授,2002年成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历史教授、海德堡大学三百年来第一位女性历史教授。她有一对聪颖的儿女,一路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一同经过牛津、哈佛,走向普林斯顿。在Gita身上我感受到印度人的美德—她细心、体贴、周到,事事替人着想,不露痕迹地让你感觉舒适而免于为难。不经意间Gita在我心中悄悄地播种下对印度的好奇、关注和尊重。
那是1998年,我们要去印度、去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去见达赖喇嘛。去印度的旅行,Gita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行前去看望Gita一家,碰巧她父亲正从印度来访。老人问我们以后想做什么,我们答说回国准备在介绍和传播科学认识论和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方面做一点事情。呻吟片刻老人反问,“你们不觉得今天西方的影响太大了吗?”我们一时语塞,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还没有认真想过。
Gita的父亲,Shri Dharampal1922-2006),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甘地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印度18世纪的科学与技术》(Ind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1)、《公民不服从与印度传统》(Civil Disobedience and Indian Tradition1971)和《美丽的树》(The Beautiful Tree1983)被誉为开创性的,开启了对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科学成就与人文景观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他接受的是印度的英国式教育,大学曾习物理,曾在英国读书。
虽然不是毫无批评地崇洋媚外,但涉及到中国问题,那时我们的基本倾向还是全盘西化。Dharampal老人的反问对我们触动很深,对西方他当然不是 “鼠目寸光”,对印度他也不妄自菲薄,他的发问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关于这个问题Gita还告诉我们甘地当年的一个思考,他曾把盲目西化形象地喻为飞蛾扑火。对此我们开始思索,由此我们开始变化。开始面对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收起不假思索的疏远、自以为是的审判,转而观察、学习、了解,而后判断。
印度老先生的问话却令许先生愤怒,出自“比中国落后一大截”的印度,居然质疑西方的影响是不是太多了。1998年底来到印度,我们知道印度领先国际的软件开发,我们也亲眼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赤贫;泰姬陵旁颓败的阿格拉小镇及其烟尘滚滚的荒芜,拉贾斯坦帮首府古城斋浦尔的充满生气与欣欣向荣。印度“就交通设施,城市乡村建设,人的精神面貌来说,比时下的中国还要落后。……我到过泰国,那边的情况要比印度强得多”(仲维光199946日致许良英)。迎面而来的强烈对比把我们逼入困境:对于印度—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现状:殖民时代、独立以后,我们几无所知;我们仅有经历,还是行色匆匆浮光掠影,不曾与印度人有过交流。我们没有资格判断,我们唯有困惑。维光心中浮出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印度的传统文化有问题,还是面临现代化,面临西方,被西方影响产生的新问题?还有民主了,究竟采取什么政策问题” 199946日)。
许先生回信立下判断,虽然他对印度的了解可能也有限。“它今天所以仍如此落后,我看主要是由于:①对落后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②民族主义作祟,抵制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保护落后的民族工业,一方面对外挑起民族事端。如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破坏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③与苏联(俄罗斯)结盟,对抗西方,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尼赫鲁自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1999524日来信)。
许先生的判断是否合事合时姑且不论,单是那种官方政策批评的思路和判断就够教条。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更是典型的共产党社会革命理论,大陆上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无不如此。许先生知否,民主制下很难实行这种“彻底的”社会改造。
许先生也难想到,对于接近印度、了解印度、思索印度,他高谈阔论的教条不敌印度老人一句平和的问话。

四、不仅是错误

没有想到,更重挫我对许先生信心的还在后面。他1995222日信中的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
“最近粗读了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些章节,觉得多数论点确实是有价值的,但论证方式有时过于烦琐,有点象Marx早期的著作,容易使人生厌。这使我想起了Einstein1944年评论Russell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们读过Hume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Kant)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在这方面,德国人(包括用德语的人)可能最为突出”。
康德哲学我基本了解,爱因斯坦思想也略有所知,他真的认为康德哲学是晦涩的废话?我怀疑。然而,“(显然包括Kant)”的话许先生是用来引号的。我不清楚爱因斯坦是不是这样讲的,但至少了解引号的用法和意义。于是我向仲维光求证,—爱因斯坦不会这样评价康德,他十分肯定。那括号里的话是有引号的,我又叮问。—果真如此,就许先生自己加的;他毫不迟疑。你和许先生信里谈起过?—记不得了。既怀疑许先生的引言,又不敢设想许先生会把自己的意见竟自当作爱因斯坦的;我困惑了。也许能在维光信中能发现点什么,我 怀着一线希望,不意真在他给许先生的回信(199538日)电脑档中读到这么一段话,
“其二是您在爱因斯坦评论罗素时说的那一段话中,‘如果人们读过休谟的著作,他们就会惊奇,在他以后,居然会有许多而往往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哲学家(显然包括康德)写出那么多晦涩的废话。’括号中的话我想是您加的。这话是不确实的,爱因斯坦的话应该不会包括康德在内。康德哲学不是晦涩的哲学,相反是以清楚闻名的,当然可能艰深,但是艰深不是晦涩。爱因斯坦不但继承的是康德的传统,而且很有康德哲学的特点,这也是经验主义哲学进入德语世界的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倾向。……爱因斯坦的话当然也不会包括罗素在内。他的话指的是黑格尔一类哲学家”。
说得明确直接、甚至不留余地。
许良英先生1995327日回信确认,
“上信中引Einstein的那段话,括号中是我加的。在我的印象中,EinsteinKant的哲学评价并不高。《爱因斯坦文集》中我曾译了他的评价,你要写EinsteinKant的文章,不妨找来看看”。
难以置信!我不知是诧异还是沮丧。许先生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准规则—即使对一个学生,却没有表现一丝不安。只有老大哥才有这种心安理得,对许先生尚余的信心在冰释中。

一段任其错误二十九年的爱因斯坦译文

类似的不应当,我在许先生那里一再不期而遇。
在华夏文摘许先生的博客里遇到“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2008[2]一文,由此了解到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一段著名文字两易其译的经过。许先生这两度误译的历史,远离了人们对学者的一般期待。
爱因斯坦那段文字对于中国读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社会热衷和动情绪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那是爱因斯坦1953423日给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英文原文如下[3]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段话,许先生前后有三个译文。

一、1976年第一译文

第一译文见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初版第574页: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页注中有,“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4]
译文最后一句“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是错误的,“在中国”是译者添加的解释,原文中没有这个词组也没有这个意思。

二、1983年第二译文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第二译文修订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最后一句的第二译文改为虚拟语气,更加错误。并且无论是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还是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都已是译者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在原文中并无根据。
1983年的第二错误译文一直保持了22年,到2005年。

三、1998年错失纠正的机会

在第二译文之后十五年1998年夏,许先生想起托他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找爱因斯坦信件原文,胡大年找到爱因斯坦原信及另外两封相关的通信[5]1220日,他将上述三封信同时寄给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并且特别在信中转述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许先生也认可的Klein教授的意见[6]
“我与Martin J. Klein教授和F.L.Holmes 教授讨论过关于如何理解Einstein 的回信,特别是信的最后一句话的问题。他们都认为,Einstein 信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由此看来,《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译文中,译者在最后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国”三个字,是因误解原文而导致的误译。“在中国”三个字应该从译文中删去。
Klein教授认为,Einstein 在其回信中并未就关于古代中国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述的两个发现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Einstein的意思是:究竟谁做出的那些发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被做出来了!”
用括号中的英文胡大年先生传达了Klein的意思,“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为此,胡大年先生此间还专门与许先生通电话讨论爱因斯坦信中最后一句的译文。
我非常理解学生胡大年对许先生的拳拳之心,他希望许先生这句在他看来明显错误的译文务必得到纠正而消失。就像2003年仲维光收到许先生91日的后公开信立即回复许先生,告知他所见西文“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希望因此能够避免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错误。然而,仲维光的良苦用心也没有奏效,一如1998年胡大年的信息未能说服许先生放弃自己错误的“虚拟式”译文。

四、2005年的第三译文

2005年,许先生给出了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第三译文:[7]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最后一句“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的译文,还是不确切。正如胡大年回忆许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商榷,“新译文中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正确的,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语气完全表达出来。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翻译‘at all’”,这一句的意思当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竟然作出来了。

爱因斯坦这句话一译三稿历时前后近三十年。出错以致再错都不足为怪,令人费解的是, 1998年底尽管胡大年的书信与电话、尽管科学史家Klein言之有据并且极具说服力的意见,许先生为什么坚持不修正他的误译?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令人难解。

五、“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译文讨论修订年表诉说了什么?

1.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初版,卷一,574页,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
2.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二译文虚拟式“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再版,卷一,574页,页注未说明修订。
3.   19984月陈明远[8]著文“对爱因斯坦的误读”批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为误译,提出他的译法“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不幸,陈译与《爱因斯坦文集》第二译文同样错误。
4.   1998年夏,许先生请回国探亲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阅爱因斯坦复信原件,查阅结果胡大年于当年1220日复信告知许先生[9]。第二误译依然维持。
5.   19997月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先生“关于对爱因斯坦的误读问题”一文在《大学物理》刊出[10],文章列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陈明远译文与作者自己的译文,指出前两者为误译。
6.   20055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何凯文“谁的‘发现’令爱因斯坦惊奇”一文,批评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与第二译文为误译。文章早在200410月提交《自然辩证法杂志》[11]
7.   20056月出版的《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出现许先生修订的基本正确的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8.   20059月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发表。
这是以事情发生顺序排列的时间表,时间表上最后发生的一项—2005年许先生的“兼答何凯文君”一文是关键。对爱因斯坦那段文字的翻译及其修订过程,是在时间上最后发表的这篇文章中见到许先生提起的。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中文读者就难了解1976年第一译文和1983年的第二译文是错误的,它们的译者不是胡文耕而是许先生,以及接近正确的第三译文出现在哪里。
一、人们一直以为第一译文的译者是胡文耕先生,因为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迟至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许先生说,“当时我把‘these discoveries’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于是译文中加上‘[在中国]’”[12] 29年后许先生才无意中让读者知道,那是他的译文。
二、 修订而仍旧错误的第二译文,《爱因斯坦文集》1983年再版未加说明(574页注也未注明),许多读者例如1999年批评许先生译文的北大物理教授张之翔先生就没有提到这个第二译文。到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才见许先生说明有过22年前修订的第二译文:“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有人从海外出版的李约瑟著作的中译本读到爱因斯坦这封信, 发现其译文与我们的译文有分歧”, “经再三考虑后,我把它理解为虚拟式。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我就把此信最后一句改成‘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3]
三、通过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人们才了解到1998年胡大年为许先生收集到原始资料转达权威专家的意见,才了解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著文商榷表示不同意他的译文,才知道却不理解许先生何以不为所动,又继续坚持错误的第二译文七年之久。后来是什么撬动了许先生的固执令他在2005年转变,尚未见许先生有文字谈到。
或许要感谢何凯文的批评造成了一个契机,促成了许先生的改变、并在“兼答”中谈到这段历史。何文投稿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是20041029日,发表是2005510日,其间许先生有机会得知杂志中与他相关的稿件。与王瑞智合作新书《走近爱因斯坦》的出版计划是在20052[14],该书使许先生有机会在多年之后“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和张之翔的意见”,修改维持错误22年的第二译文。
耗时几近三十年接近正确第三译文仍然差强人意,但是这样的结果总强似固执于错误。问题是,这是《爱因斯坦文集》中唯一的“美中不足”吗?

六、许先生所以固执的“逻辑”

2005年《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许先生给出的第三译文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仍未译出“at all”。对“at all”的理解对许先生应不构成问题,对于爱因斯坦这句话意思上的强调却是不可或缺的。许先生第三译文的定稿继续表现了他的固执,他所固执的可能是什么呢?
1998年许先生不接受胡大年所转达的Klein教授认为这句话不能理解为虚拟式的意见,“以为这样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15]。然而从爱因斯坦的英文文本以及Klein教授对爱因斯坦思想背景的说明,很难看出放弃虚拟式译文会出现什么样“逻辑上的矛盾”,反而是保持虚拟式的第二译文与原始文本、与爱因斯坦的思想背景与科学态度发生矛盾。或许有文本及事实之外的许先生的“逻辑”,阻止他面对文本、面对实际、面对真实的爱因斯坦?
一、爱因斯坦对个人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自觉,对自己知之不详者不擅加评论。许先生不能想象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样的大题目爱因斯坦怎么会不表态,置文本与材料于不顾,强爱因斯坦在“大是大非”面前发言。爱因斯坦有灵一定要祈祷,“圣弗罗里安,放过我家,去烧别人的房子吧”(Heiliger Sankt Florian, verschon' mein Haus, zünd' and're an!)。
二、作为科学史学家许先生当会了解,并不负面看待历史上中国人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和经验科学的,并不只爱因斯坦,例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亦持同样的态度。从文化多元的视角出发并且对历史做历史的观察,不难理解这种态度。但是许先生唯西方一元论的“逻辑”则与这种多元文化的态度不相容,他就提出过 “当时中国和印度的文明能及得上希腊吗?”(2001728日致仲维光,指古代世界文明)这样不通的问题。
三、爱因斯坦始终惊异于宇宙的奥秘、惊异于人们微弱的观察与思维能力竟然能感知和理解宇宙的秘密。正是出于这种惊异, 才有爱因斯坦给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令人惊异的是竟然作出了这些发现”。许先生对这一句话理解上的困难看来不在语言上,而在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了解。了解爱因斯坦这种惊异,理解他这最后一句话就不难。但许先生把自然科学的实在论误解为唯物论[16],把科学简化为对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认识[17];这种观念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18]、物理学家“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以及“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19]思想彼此背离。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顽强的误解,与他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关。

七、学术规矩

许先生擅改爱因斯坦引文已出乎意料,爱因斯坦一文三译的始末更动摇了我对《爱因斯坦文集》学术质量的信任。如果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形成,如果1983年再版前言或后记及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修订,如果1998从善如流正确修订译文并发文告知读者;整个事情会简单、有效、并且负责任。这些可能做到,但是许先生没有做到。许先生晚年(2008年)文章“与席泽宗先生商榷”又添类似的败笔,我已不再奇怪。教条至上,其它就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了。
无意中遭遇许先生“与席泽宗先生商榷”[20]一文,注意到文章也涉及爱因斯坦那段译文。席泽宗先生1983年~1988年间任自然科学史所长,大学读天文学,后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著述甚丰[21]20078547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席先生也曾在《科学通报》作编辑,其间发表“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2),“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科学通报》1955.1),“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2)等重要研究。同一时期许先生在同一部门,不同的是他作党的领导,负责出版审查,写作为政治宣传文章。
许先生“商榷”一文援引席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文中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中译文,并注解说明,“席文引用的是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2005年的译文”。怎么能在批评文章中随意调换援引文字,许先生没有想到这是不可以的么?
我于是找到席泽宗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 [22]一文查证,其中爱因斯坦的那段译文如下,“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这分明不是许先生1976年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许先生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和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也不同。那么,许先生注解所言不实,而是自己制作的事态。既无自律、又无对事实、对他人精神劳动的基本尊重,差不多是恶作剧了。
有意还是无意?毋宁信为无意吧,—老大哥的心态,以致无意于学术研究中不可触犯的禁忌。这是发生于2008年的事情,许先生八十八岁高龄,文章发表于那一年10月。席先生没有作答,于同年1227日去世,八十一岁。

后话

就个人而言,与许先生的相遇早成过去,不足为记。在许先生身后与他的不期而遇,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记。

201351






[1] 《爱因斯坦语录》序,杭州出版社,2001
[2] 许良英: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见《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6期(2008
[3] 见胡大年:言传身教二十余载:许良英先生和我
[4] 《爱因斯坦文集》卷一,p. 574,①
[5]  出处同注17,一封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Arthur F. Wright写给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教授(Derek J. de Solla Price)的信,建议将爱信收入正在编辑中的爱因斯坦书信集,信中同时介绍了信的来历及斯威策的背景。另一封是普赖斯教授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信,请将信件转交给负责收集和编辑爱氏的材料的人。
[6] 出处同注17
[7] 第三译文首见于《走近爱因斯坦》,与王瑞智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6月。
[8] 见《文汇报》1998416日。陈明远1941年生于上海,因十几首诗与毛泽东诗词近似,在文革浩劫中惨遭迫害。
[9] 同注17,“大约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国调研时拜会了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交谈中,他们都委托我去爱因斯坦档案查一查爱氏的原信”。“1220日,我将上述3封信同时寄给了董、许两位先生。在信中,我还写道:……”
[10] 该文刊载于《大学物理》月刊1999No.7。《大学物理》1982年创刊,为重要物理专业杂志。张之翔1928年出生,北大物理系教授。
[11] 何凯文,1971年出生,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史和科技哲学。该文20041029日交稿,隔年5月发表,见http://mr.gxiang.net/upfile/ebook/129/634527392094616764102.pdf/25
[12] 见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13] 出处同注26
[14] 出处同注26
[15] 出处同注26
[16] 见许良英《爱因斯坦评传》,三、思想和人品,1. 哲学思想。
[17] 引自1990424日致仲维光,“凡是以客观事实(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探求其变化规律的,就是科学。……这也正是人类理性的能力。
[18]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5“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它绝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尽管看来似乎如此”,原文自Albert Einstein &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19]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7,“自伽利略以来的全部物理学历史证明了理论物理学家的重要作用。他们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20] 《科学文化评论》第五卷第6期(2008)第92-101页。
[22] 《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2期(2008)第71-76页。席泽宗(1927-2008),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