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5日 星期日

达赖喇嘛的超越与“大西藏问题”探源 (2009旧作)

1.科学与信仰

学习、探究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四十年,我一直认为科学教给了我启蒙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反省、辨析的态度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使用这种科学的提出问题的方法,描述解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探索的深入,我却更深地体会到,在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外,甚至可以说之上,还有一种超越的,导引这种具体方法的“思想”与“精神”,它驾驭着你的整个研究和分析的走向与领域。
究竟它是什么?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发现,一切理性的研究分析,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科学家如何研究,以及他想要在研究中得到什么结论建立在他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信仰态度,或者说他对于世界的感觉,他潜在的气质上。
世界只有一个,人们感觉到的世界却是如此的不一样。文学家把这种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对生命、生活的描述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科学史家发现,这种分类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科学家的气质特点同样适用。在科学中也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科学家,现实主义倾向的科学家。
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科学家想象构成使用的理论,对世界可能存在形式的看法,与现实主义
的科学家回然不同。这构成了二十世纪量子论派与爱因斯坦派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根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原因,就在于双方气质的不同。爱因斯坦最后的底线是,他绝对不相信上帝是掷骰子的。对此波尔则说,你不能够告诉上帝他应该做什么。爱因斯坦、波尔的不同在于他们气质不同,对世界是什么的假想不同,信仰的内容不同,在于他们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同天性。
事实上,不只宗教是一种假说,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假说,不只宗教是一种信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差别只是宗教是建立在人以外的、假设的“神”之上,而唯物主义的专断则是建立在尘世上的凡人的感觉、认识之上,以及那些个如马克思、毛泽东一样的凡人,那些个由凡人组成的共产党集团的身上。

2.人类不同追求的相通及唯物主义的封闭

方法是中性的,但是假说、前提却是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被个人所约束、所决定。知识和教养纵然有可能导引一个人信仰什么,倾向什么,但是究其根本,一个人最根本的倾向和信仰会是什么,却又和他先天的气质紧密相连。
先天气质的不同造成了爱因斯坦和波尔终生的争论,对量子论理解的不同倾向;先天气质的不同造成了文学艺术上浪漫派和现实派的对峙;先天气质的不同也造成了科学家和宗教、艺术家遥遥相对。
先天气质不同在追求上拉远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它的表现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科学研究中前提、假说的不同。
生活中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宗教家,艺术中有浪漫派、现实派,宗教中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人们的专业,所使用的工具、语言方式距离何其遥远!
然而在追求中人们也发现,你常常被一个另一个领域中的追求者的思想所吸引,被另外一个宗教的先知所启示、鼓舞,常常与另外一种信仰的学说产生共鸣。是什么东西使你被遥远的、看来陌生的思想和精神所动摇?原来是追求、是人的更为根本的人性的特质。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对于人所存在的这个宇宙,以及那个支配他的“生命”的探求。
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领悟到这一点,他说在人生的追求中犹如一个金字塔,在底部,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看来是分离的,相阻隔的,距离很远,然而在攀登的时候,人们却会发现在追求的最高点,在金字塔的顶峰是相通的,是三位一体。
科学与艺术、宗教如此,宗教中的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追求使得遥远的、陌生的追求者相通,互相之间启发、鼓舞、促进,而这就是超越。凡是真正的追求者,都不仅会努力去超越,而且能够体会到超越的幸福。
一个建立在反映论假说之上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受到其他追求者们的启发、鼓舞,然而一个唯物主义者却是一个停留在金字塔脚下的追求者,他无法达到三位一体,无法和其他的追求者共鸣,共存!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攀登的能力,没有互相理解共鸣的能力,他无法超越!
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武断地,不假思索地相信反映论。他认为人反映的,观察到的那个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就是那么多!他忘记了人的感官是有限的,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以为金字塔脚下就是全部。
多么简单的问题!黄疸病人看到的世界和正常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人类也感觉到狗眼和人眼看到的世界不一样,“狗眼看人低”!然而,唯物主义者犯的难道不是同一个错误吗?他们把人的感觉、观察、思维绝对化了,把人为中心了,把人神话了,把人绝对化、作为宇宙的中心了!多么不自量力,多么看低宇宙!!
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带来的必然是麦克斯·波恩(Max Born,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这种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正是反映论带来的这种真理观,使得唯物主义没有了向上的攀登,超越的努力,而留在金字塔下,而和所有人类其他思想、其它追求格格不入。
与唯物主义者不同,有神论者虽然也可能相信只有一种宗教,但是由于他的神是“神”,不是人间的,所以仍然为人间留下了自省、谦虚、谨慎的空间,宽容的空间。

3.极权专制与全面政治化

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政权,因为它僵硬的、专断的反映论,它带来的必然是政治统帅一切,这个政治统帅一切,要么是封闭的、一元化的,严密控制一切的生活,要么是物质主义的。
唯物主义概念思想产生于西方,在西文意义上“唯物主义”的社会其实就是“物质主义”的社会。翻译成中文的唯物主义这个字本身也是“物质主义”。它之所以是同一个意义,绝非中文翻译的牵强附会,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有着同一的思想精神基础。
用唯物主义来做思想基础,就必然有共产党的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因为一个人、一个党以为自己占有真理,代表真理,当然用政治手段来为它服务是必然的,在政治上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不择手段是必然的,合理的。
人是渺小的、有限的,不仅没有个人、政党能够声称自己代表真理,而且人类也不可能占有真理。为此,政治统帅一切就必然和千古以来的人类追求产生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六十年,在产生共产党的一百多年,中国民众,人类社会饱受这种冲突带来的灾难。例如,由共产党的真理观产生的阶级斗争理论,一些家庭子女,亲友为了真理,要背叛家庭,夫妻反目,子女抛弃、乃至打死父母比比皆是,可六十年下来,人们终于看到血浓于水,家庭伦理亲情高于党制造的那种谎言。但是为此,人们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
再例如,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定胜天,共产党建立了三门峡水库,三峡水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可最后,自然战胜了人力,饿死了中国几千万人,严重地毁坏了中国的环境、自然资源。
共产党在用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借口来为自己遮羞的时候,竟然忘记了他们不断,并且还在肆无忌惮地付诸言行的“人定胜天”!
共产党是不允许超越政治的,因为它占有了权力,因为它要极权,控制社会的一切,因为它知道,任何超越政治,就会让人们在伦理的基础上,在家庭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宗教的基础上,在艺术的基础上,在一切人类的追求领域,唾弃共产党的偏执、谎言,以及因此产生的残暴。这就是哈威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这个极权社会就会自然崩溃。
共产党社会培植的人想要超越政治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因为他要超越,就要首先面对政治的迫害,砸碎政治的禁锢,而且因为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他在反抗共产党的时候,只有共产党给他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追求,下意识地使用这种无法超越眼前事实的思想框架及工具。他们看到的永远是眼前的政治,相信的永远是政治统帅一切。
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唯物主义对抗唯物主义,犹如一个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想使自己脱离大地,很多时候不过是以“谎言”对抗“谎言”。
最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共产党社会腌制出来的两代人来说,“超越”谈何容易,行何难!揭穿“谎言”,超越“谎言”,谈何容易,行何难!

4.哈威尔、康拉德的“超越”

如前所述,“超越”对于一般社会的人或许并非那么困难,但是对于极权主义社会,以及它所培植出来的知识精英,政治不仅如一道枷锁那样永远禁锢在每个人的头上,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像裹脚布一样,已经使得极权主义社会的精英们的脚变形,他们已经很难学会正常的行走,即便是那些后来反叛、觉悟到这一点并且抛弃掉裹脚布的“放大脚”,还是会不自觉地显露出共产党社会的痕迹。
超越不仅是一种努力,也是一种才能,一种能够感知到问题存在的能力。这种感觉能力很多时候比智力还要重要。
事实上,知识、精神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不仅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存在,它是永恒的、普遍的。极权主义社会只是极端化、激化了追求、超越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只要你是“知识”分子,文学家,只要你是宗教家,你在你自己的领域中追求的时候,也就是在“知识”与“精神”,人文领域中追求的时候,你就必然会力图走出尘世的政治。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领袖的价值关怀,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方法都肯定不是从政治问题开始考虑。这样一种考虑、探究自然会带来和政治等现实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既不是源于政治考虑,也不会止于政治考虑。这正是一般社会思想文化不会静止得以进步的根本所在。
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在绝大多数时候,“超越”和政治的冲突,并不绝对必然地导致政治上的残酷迫害!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文人们问政治的时候,才会带来政治结果。而相反,他们可以归隐山林,可以有很多自己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创作及传播空间。在西方,很多时期,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Nische”(德文,小的生境,用于建筑物指‘壁龛’)。只有在中世纪前,以及源于西方这种宗教文化基础的近代极权主义社会,精神和知识的追求者不仅无法躲避社会的政治挤压,而且自己的精神和知识中就已经充满这种政治腌制的气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平和地“超越政治”几乎已经变成不可能。因为去掉这种政治腌菜的气味,直接面对的就是政治,就造成政治上的冲突对抗,。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打破政治的桎梏,就成为战胜极权主义社会,回归一般人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反抗极权主义的宗教精神领袖,思想知识追求者为此做出了各种根本性的努力。

在反抗政治带给社会和个人的扭曲禁锢的努力中,捷克著名知识分子哈威尔在七十年代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是克服、粉碎并且超越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本有效的办法。他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的残暴迫使民众生活在谎言中。民众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学生为自己的前途跟在老师后面重复谎言,入团入党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担心影响子女入学等前途问题,使得父母亲“自愿”服从政府要求做的每一件事。生活在谎言中,是在严厉压制下的无奈,是现实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人性的扭曲。
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到处渗透着伪善与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奴役人民,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说成是民众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这种人性的扭曲,是社会道德的危机。
极权主义社会的这种极端的政治控制,操纵一切,使得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这一简单的真理变得鲜明突出。他认为,如果每个人生活在真实中,就能粉碎、超越共产党编织的谎言,极权主义社会就会不攻自垮。
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是以求实的生活态度超越谎言政治禁锢。

在超越极权主义政治的扭曲压迫中,匈牙利的著名异议作家康拉德(G. Konrad)在八二年提出著名的“反政治”概念。他认为,“反政治”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康拉德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既不应该接受现实的那些政治,也不应该由于非政治而完全放弃一切,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反政治”。
他认为,“反政治”是从事于智力领域探索的人的一种能力。他们能够惊奇地感到,并且有所发现事物的那种独特、奇异和不可能的特性。这个感觉和发现使得他们认识到,人是外界的一种牺牲品,而他却并不想如此。
如果人的生死不想要依赖于其他人,人不想把他的生活交付于政治人物,那么人就应该摆脱那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带来的语言与哲学。小说家不需要外交部长,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领域中政治人物不可能阻止他的表述。知识分子不需要军队,因为当他能够思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思想所占领了。“反政治”的合法性,比其小说的合法性,既不多也不少。他不是那些以多数人的名义,或者以集体的名义来讲话的人。他不要求政党、国家、阶级、社团或科学世界站在他背后。他用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解释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个人的创造,要个人来维护。
“反政治”试图回避任何有组织的权力,及对团体的义务。主张“反政治”的人不是高贵的多数或痛苦的少数人的代言人。
康拉德特别强调,面对那些和权威相联系的罪恶,和军队相联系的文明,“反政治者”天生就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然而他却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
康拉德的反政治是一种以独立独立的、桀骜不驯的知识探索,来超越现实的政治桎梏。

5.达赖喇嘛的超越:传统与信仰的根本意义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可以称为是极权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在对抗极权主义的压迫和罪恶中,产生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知识分子剧作家哈威尔,作家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夫斯基,物理学家萨哈洛夫……。现在达赖喇嘛的追求和超越让我们看到,在抵抗极权主义,超越极权主义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和罪恶上,他是来自东方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和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和康拉德的“反政治”平行,达赖喇嘛用价值追求,道德追求,更高的宗教对于人类,对于社会和环境的关怀,超越了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力量。
和哈威尔、康拉德一样,达赖喇嘛不仅超越了共产党政治,而且直接进入了更为广泛的民众的追求世界。他的精神思想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克服、超越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所带来的扭曲和禁锢,而且为更为广泛、普遍的西方文化带来反省和更高的追求。
达赖喇嘛用以抵抗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的,不是以反对,而是以坚持。他坚持的是西藏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坚持的是西藏民众的信仰。
当代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达伦道夫曾经说过,极权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反对传统。这个反传统实际上就是反人类。因为传统中孕育着我们祖祖辈辈对于生活、生命的探索;孕育着最根本的价值与方法。极权主义们反掉、粉碎的不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含有最根本的价值、伦理道德,祖祖辈辈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达赖喇嘛坚持的佛教,正是这样一种种族、民众追求与探索生命及生活方式的产物。
任何一种宗教,由于他追求的是人最根本关切的问题,坚持的是人最根本的价值,因此,在最根本上它必然是超越种族、地域的。它必然是人类最根本的宝藏。佛教如此,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不能称为宗教的文化精神学说——儒家学说,也是如此。
达赖喇嘛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西藏、在中国、在整个世界,不是像那些宗教界的政客们那样广招信徒,扩大尘世间的物质、社会影响,而是专注于更高的追求。他看到宗教的广泛性,人类追求的金字塔顶端的相通性,他关注的是他们追求什么,而不是信仰什么,为此他劝西方的人不要匆忙皈依佛教,最好从他们熟悉的文化和宗教出发追求。
正因为此,达赖喇嘛更认识到,藏族民众和汉族民众,和世界上一切地区的民众的相通性。更因为此,他更试图从佛教的理念,善良人性的一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的那种乌托邦理想。他以善报恶,以德报怨。邪恶和怨恨是暂时的、相对的,而善和德,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超越的!
最近五十年,达赖喇嘛的这个超越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
因为无论从达赖喇嘛所来自的地方,所出身的种族,所尊奉的宗教来说,对欧洲人都是遥远的,陌生的。西藏对欧洲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比月亮还要遥远。
与此相平行的是,尽管中国无论就历史、社会、人口,还是经济等的发展都要远比西藏在这个世界上更有影响,尽管几乎每个欧洲人都知道中国,然而,对他们来说,中国同样是神秘的、遥远的、陌生的!
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日益对于他们有了重要影响,交流也多起来的今天;即便中国时下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思维方式来自西方,共产党社会的结构来自西方,物质化、西化如此剧烈,中国对欧洲人来说,仍然不是作为一个熟悉的,被欢迎接受的对象。
然而,现在人们突然发现,西藏的印象在欧洲人心中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贯被打压的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群体,已经被西方民众全方位地接受。德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达赖喇嘛的知名度,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教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深思的事实!
被政治胁迫的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当然难以理解在西方社会中民众和政治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正常社会,政治离一般民众很远,如果不是选举,如果不是因为产生经济问题,或人的伤亡,几乎没有人会关注到政治的存在。
人们每天关注的是生活、环境,是如何能够让生命更加美好!一个遥远的外国人物,很难以与他们毫无关系的那些“政治问题”引起欧洲人的热烈兴趣,更何况来自西藏那种偏远艰险地区的精神人物。
单凭政治,达赖喇嘛绝对不会在西方民间社会因此如此大的反响。
达赖喇嘛像甘地、哈威尔一样超越了政治,岂止如此,达赖喇嘛超越了地域,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宗教!

6.达赖喇嘛的启示

达赖喇嘛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根本性的,非常必要的思想方法,那就是超越现实,超越地域种族,超越政治。
达赖喇嘛究竟在哪些领域超越了政治呢?
在一切领域!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和平非暴力对抗是一种超越政治,对抗专制政治的方法。
达赖喇嘛对传统,及其文化、信仰自由的坚持是一条超越政治,以历史和传承对抗非人性的极权主义道路。
达赖喇嘛对于西藏民族的呵护,对于大西藏环境问题、宗族文化问题的关怀,是一种超越政治,更深远地对于地球,人类整体社会的关怀。

以独立思想来对抗专制,哈威尔、康拉德等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以文化传统对抗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中国学者陈寅恪,乃至余英时、许倬云等人都做过,或者还在做如此的努力。
现在,达赖喇嘛,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这个领域中,以传统及其文化、信仰对抗专制,已经成为当代,乃至历史上最卓越代表人物。他在这一领域中树立的高峰,将和哈威尔等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树立的对抗专制的丰碑并立。他树立的典范,同样不仅是以传统、文化、信仰对抗专制,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更普遍的,对西方民众也非常迫切的超越政治的关怀与追求。这一点使他走出西藏高原,在全世界的上空巡回。
学会超越政治思索问题不仅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人,而且对于一般社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都同样是重要的。因为政治是现实的、短暂的,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偶然的因素,不合理的因素,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涉及的是对一个民族和种族,一个国家来,对人类来说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价值问题,环境问题,地球和人类存在的问题,每个人个体和家庭问题,因此它们具有更为长远的意义。
只有从后者来反思政治问题,以及一些带有强烈的时间性,地域性,族群性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使得问题的解决对人类的发展更加有利。当代人类早就应该从历史中,从很多失败的经验现实中得到这种“短视”带来的教训。
例如工业化问题。我们曾经歌颂滚滚黑烟的烟筒,歌颂人类对自然的改变与攫取。
再例如文化问题,我们曾经以为只有一种文化是先进的,而要用现代化手段反对传统和摧毁一切传统,灭绝其它的文明文化。
超越政治其实并非是一个复杂到一般人难以认识到的问题,不能超越政治,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儿子打死父亲等类的悲剧,以及其它一些二十年后无法解释的、令人痛心的尴尬问题!然而,时至今日,让人痛心的是,在很多领域中我们却依然重蹈覆辙。

7.大西藏问题的再思索

欧洲人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超越”来说,也是如此。
尽管超越政治在这三代被共产党文化腌制过的人来说十分困难的,很多人终生带着有色眼镜,带着一个人性和思维被扭曲的大脑。但是超越它,超越政治现实的方法、途径却是多样的。哈威尔、康拉德、达赖喇嘛、索尔仁尼琴、布罗夫斯基,从各个领域,各种途径超越了共产党社会的禁锢,超越了政治,被世界广泛地理解接受。
哈威尔是从求真中,康拉德是从思想的对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索尔仁尼琴、布罗夫斯基是从人性,从艺术,达赖喇嘛则是从价值关怀,精神信仰,文化伦理。
对于大西藏问题的超越认识,或许在超越政治干预社会,干预传统和自然方面是一个极为典型的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在汉藏问题中经常接触到,达赖喇嘛也曾提到的“大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因为对我来说,从一接触地理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西藏,大青海。我一直认为大西藏问题是个行政区的问题、政治问题,一直疑惑,西藏流亡政府在谈判中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多做些让步,更多地专注于人权和信仰自由问题呢?提“大西藏问题”难道不是以政治问题而干扰其它问题的谈判吗?
我甚至为此怀疑肉身人体的达赖喇嘛在这方面是否有地域主义的倾向。
然而,有着扎实学问、严格方法训练的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先生对于居于长江黄河源头的区域环境保护管理问题的看法,使我突然明白,达赖喇嘛所提到的大西藏问题,正是一种从更根本的自然、环境、文化、历史,藏民族和汉民族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共存发展问题来考虑的结果。它让我更深切地看到,超越政治的重要性。
王维洛先生认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长江黄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河流,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生息发展的摇篮。但是最近百年来长江黄河却不断地萎缩,不断地被污染。即便是共产党政府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对源头的地区采取了保护政策。由于目前中国行政区等的限制,中国政府建立的三江源保护区限定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只包括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4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总面积仅为15.23万平方公里。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按流域分为:黄河源区面积4.05万平方公里(26.6%);长江源区面积9.4万平方公里(61.7%);澜沧江源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11.7%)。”然而,据王维洛先生说,单只“从自然生态系统来分析,仅仅黄河源面积就起码有15万平方公里,长江河源面积就更大一点。”
他认为,应该也必须“扩大江源保护区,把江源保护区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来对待,从更加长远的目标出发,制定更高的保护目标,执行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中国的水塔,保护子孙后代的福祉。”
为此,王维洛先生的研究让我看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未来发展,资源保护的角度,这意味着一个“大西藏”是一个最好的管理保护长江黄河,也就是中国命脉的最有效的办法。
同样的道理,王维洛先生指出,在这片地区,牧场退化,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因为汉族民众把汉族农业利用土地的方式搬到了长江黄河的源头。而这又让我们看到,如果在西藏自治区外,还有很多在以汉族行政管理为主的区域内的自治州,不仅仅是对于环境,而且对于种族、文化,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管理,目前的行政区都带来非常大的不方便。
这位不问政治的学者是从根本的环境问题、自然问题、民族生存方式问题,治理环境与行政管理如何有效地配合问题上超越了现实政治的。他使我想到,反观历史,目前的小西藏、大青海,实际上是政治的产物,是共产党为了更方便地统治上述民族地区采取的政治措施。共产党在如此划分行政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人类文化,以及涉及我们中华民族生息存在的根本问题,和一切其它问题一样,它考虑的永远只是政治问题、权力问题、一党专制问题。
历史上之所以从来不是小西藏,而是大西藏,是因为大西藏是自然、历史、文化和族群的产物。和共产党政治产物的小西藏相比,大西藏的问题的考虑涉及的是更为根本的自然问题、文化问题、族群如何和平共存、互助,更好地发展问题。
王维洛先生从另外一条科学的道路所得到的结论,使我突然领悟到,达赖喇嘛是如何在关于西藏的地理、自然问题上,从思想上超越现实政治的。他的这种更深的关怀,对大西藏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不仅对于那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脉,对千秋万代有重要影响的长江黄河的环境问题、自然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于地球,对于人类,这个青藏高原的水土气候,都有着超越现实党派利益,超越过暂时历史的意义。它也是我再次领悟到,超越的道路多条,追求的道路多种,在金字塔的顶部,哈威尔的“生活在真实中”,也就是遵循科学精神及规范的探索,与达赖喇嘛的精神、价值、信仰关怀是“三位一体”、相通的。
所以,超越的关怀告诉我们,小西藏、大青海是政治的产物;寻求西藏地区分离、独立是政治要求;而大西藏问题,它却绝对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环境考虑,从人类学、社会文化以及族群和谐共存问题,从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发展考虑,它更绝对不是一个禁区,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必须严肃讨论的问题!
与此相应,大西藏问题,如果说它是“政治禁区”,那正说明它是我们要超越,并且为了和平和自由必须超越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是有关人类和中国未来的价值、环境问题,在现实讨论中,它涉及的是我们的思想方法问题。

8.结语

几十万人在德国法兰克福花钱听达赖喇嘛演讲生活的艺术,几十万人在纽约买票听达赖喇嘛弘法……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达赖喇嘛居然能以那种对于西方人来说陌生的精神吸引成千上万的民众,这是“超越”的结果,“超越”的奇迹!
世世代代的达赖喇嘛,是藏族民众文化的化身,精神的化身。然而有谁能够想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个来自世界上尽管是最高,却是面积很小的一个地区的精神领袖的影响,能在二十世纪后半世,在世界上蔓延扩大。有谁能够想到他竟然能够以一躯之力,一身之光,抵抗住那个来自西方,胁持着十四亿“古国”、“民众”,曾经信誓旦旦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政权及其势力。
他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强大的政治集团做后盾,没有广袤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他依靠的是对人类存在的价值、生存的实际问题的最深切的关怀,他依靠的是传统、文化,他依靠的是超越政治和现实。假若他不能够超越现实,不能够超越政治,不能够飞跃在天上,那他就一定会被现实的魔鬼所封杀。
达赖喇嘛的追求告诉我们:学会超越政治思索问题,对于一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极权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要。在超越的路上,五十年对抗极权主义的当代思想精神史让我们看到:
或者如哈威尔那样,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刺破用谎言编织出来的极权主义社会!
或者如康拉德,坚持独立性,在你的领域中按照那个领域中独立的规则追求、创造!
或者如达赖喇嘛,坚持根本的追求和价值,根本的关怀,坚持传统的文化信仰!
我们应该,也必须超越政治地思索大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法轮功问题,奥运会问题,食品污染问题,艺术问题,环境问题,东西方交流问题,东西方文化问题……
达赖喇嘛的超越告诉我们:
可怕的不是外界的镇压和禁锢,而是我们自己的灵魂被扭曲,我们被戴上了眼镜却还不知道;
可怕的是,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的中国社会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灾难死亡了几千万人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觉悟;
可怕的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大革命的黑暗的中国社会依然沉睡做梦;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的中国社会仍然苟且;
可怕的是大多数的人对镇压法轮功,对残害西藏民众问题,对新疆屠杀问题,依然袖手旁观。
中国已经并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对抗极权主义专制的时候,谁来得太晚,谁就一定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中国社会、中国环境、中国的一般民众已经在忍受着这种惩罚!惩罚将会越来越残酷,这一切现实以及未来的灾难都是我们自己酿造的。因为正如哈威尔所说,
我们每个人都既是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
我们举起了鞭子,它不仅落在藏族、维吾尔族民众的头上,也落在了我们自己,我们父兄的头上!
不与达赖喇嘛一起去超越那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以及现实的短视,我们就会继续为我们自己,为子孙后代酿造灾难!


2009-8-12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