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上)

——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之一

概述: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绍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一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几乎可说是整个冷战时期讨论的基石,或者形成整个讨论的背景。本文共分八个部分。从二次大战后问题的提出,到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学者对这个理论的探源和质疑。最后一部分,笔者则概括了这个问题及这一历史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彻底根除产生极权主义问题的土壤,普适价值人权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彻底反省并且改变了今天的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后。
本文结构如下:
一.序;二.问题与方法;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与极权主义问题;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讨论;八.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一.序

这是笔者计划写作的一组关于冷战时期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介绍文章中的一篇。

我们所说的冷战指的是从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至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崩溃,东欧共产党集团解体这一历史时期。笔者早就感到应该把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引入到中文界,但是由于笔者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从思想和概念,文化传统上把握和理解极权主义理论,因此这个工作被一推再推,直到现在。
笔者之所以认为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重要是因为,二十世纪是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几乎贯穿了半个世纪,不仅在历史上是重要的,而且涉及极为深刻,甚至对今天来说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
极权主义问题的产生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攫取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上出现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时候。正当人们对此错愕,充满疑虑的时候,一九二一年法西斯主义也在意大利崛起。那一时期的世界几乎可说各类专制伴随民主制同时在扩展。对此,人们突然开始认识到,极权主义是一种新的政体,一种和以往所有专制不同的专制,从而出现了极权主义这个新的政治学术语,并且在思想界、学界开始对它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事实上,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的时候,各种在五十年代后进一步展开的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及认识在三十年代都已经初步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是由极权主义的德国挑起的,但是由于德国最终进攻了苏联,因此不仅中断了这个讨论,而且把这个已经开始清晰的讨论送进了漩涡。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被大战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思想和各类知识分子,伴随大战结束迅速地被甩向了不同的方向。由于战后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还要清楚和明确的两个阵营的对立,使得战后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无论就规模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战前。这甚至使得后来的一些人,尤其是中文界居然误以为,极权主义是五十年代初期由阿伦特(注解1)提出并且开始讨论的,它是冷战时期的特殊的问题。
虽然如此,这个误解却说明,作为思想史的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非常值得中文界了解。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是中文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它决定了无论生活在世界上什么地区的华人,首先要面对、或者说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共产党问题:共产党中国大陆,现代共产党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精神等各类问题。为此,作为一个研究者,要了解现今中文世界华人的文化及现今中国,就首先要了解共产党,而要了解共产党,要想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就要首先了解这个世界上,最近一百年对于共产党及其问题的研究情况。这也就是究竟有谁,研究到什么程度,提出过哪些问题,讨论过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讨论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讨论。而这就和极权主义问题水乳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
其次,冷战时期的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不仅重要,而且涉及了很多我们至今还必须面对和讨论的问题。因为冷战时期不仅对于极权主义产生的基础,其存在的根本特点进行了讨论,而且在冷战时期人们面临了更丰富、广泛的极权主义的变化和展开,针对曾经有过的个人崇拜、极权、封闭等特点,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相应的解冻、反对个人崇拜,修正主义的修正,各类经济改革以及各种类型的所谓开放,而也就是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五九年拉萨事件,六六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七九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及至中国的八九大屠杀。如果对比我们今天中国给世界带来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一般人认为冷战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冷战时期的问题却依然非常现实地存在。
第三,一个如此重要的思想问题,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期思想讨论,人们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学界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个空白地区。事实上,笔者认为,极权主义问题进入中国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也是造成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迟滞于东欧,中国精神思想界继续蜕化的重要原因。
极权主义在中国,由于它在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从五四前后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它并不是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新兴起、引入的各种西学中,中心问题是对是否以及如何全盘西化问题的争论,是一些基本的西方学术、学说,乃至意识形态的引入,而各类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关注讨论的问题,例如极权主义问题却没有引起中国学界及社会的注意和参与。所以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思想界,虽然偶然有谈到极权主义,乃至引用这个概念的文字,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进入这个问题的学者及讨论。而一九四九年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了政权,并且开始了全面的意识形态化、锁国,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题目不仅成为了禁忌,而且就是被提到,也不再是一般社会中的意谓。所以可以毫不为过地说,到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了能够确切理解这个概念的知识群体和思想基础,甚至逐渐没有了具有能够理解它的能力的知识分子。而在港台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有人有接触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各种社会和个人条件所限,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只是囿于政治范围,如台湾的谢海涛(注解2)前辈。
在上个世纪,极权主义问题产生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学界中,真正开始把极权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引进中文界的是笔者。笔者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九六九年,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突然感到受到了根本的欺骗,对于共产党社会产生了彻底的反叛后,在经过几乎二十年的在方法论、认识论的重新积累、训练和探索后,在一九九零年,重新把极权主义问题,连同意识形态问题一起从新引入到中文世界。从九零年开始,笔者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思想“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陆续展开,重新讨论了中国知识界的现状及问题。(注解3
在过去二十多年,笔者曾经做出的工作是,第一,关于极权主义思想的概念及理论的甄别,第二,极权主义产生的文化传统基础和背景。(注解4)为此,笔者深知,尽管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极为丰富和深刻,很多中国问题,包括在七十年代末期后在中国的社会现象及各类那时遇到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学界都早已经进行过详尽的讨论,但是在中文世界却还是一个空白。为此笔者希望从现在开始陆续推出一组(四到六篇)文章,从各方面介绍在冷战时期,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情况。这篇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介绍是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

二.问题与方法

卡尔•约阿西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是当代极权主义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在关于极权主义研究的严肃的学术领域中,也就是在政治学领域中他的重要性远过于流行作家阿伦特。因为他的研究无论究其方法还是提出的问题,以及在关于方法和问题的讨论中,他都可以说是做出了开拓性的,极具建设性的贡献。(注解5
与阿伦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研究集权主义问题的学术思想领域中,各类著述中被索引最少的是阿伦特,而被引述最多的大约就是弗里德里希。他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几乎可以说是当代一切讨论极权主义问题的底色。为此甚至可以说,你不知道、不引用讨论阿伦特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弗里德里希的研究,就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这一领域。而对于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如果你只是限于他的所谓六个特征的概述,那只可说是你接触了皮毛,还没有真正进入政治学、社会学的学术领域。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以及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不仅贯穿了他一生的工作。而且他的影响也可说是贯穿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上,直到今天。
关于弗里德里希,由于他的工作及他在知识界及社会中后来的地位,使他在西方无论是学界,乃至政界都是非常著名,但是在中国,包括推崇西学的所谓学者中,他却不仅是不著名,而且在很晚的九十年代初期后,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事实上,单只是弗里德里希进入中国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文化及其所谓知识精英特色的案例。因为那些谈论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文革中及文革后反省中国的共产党专制的人,那些个七十年代末期后鼓吹各类所谓启蒙的党文化学者,那些个八十年代介绍西方各类思潮的所谓青年才俊,从顾准、李泽厚、李慎之到金观涛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看看世界上,学界对共产党问题进行了多少研究,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地进行研究的。而这其实就让我们再次促使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确有很多所谓对西方的介绍,但是细心的有头脑的读者一定会看到,那些都活生生地再现了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真理部翻译部门的工作案例。(注解6
本文是作者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时候,阅读极权主义文献的时候的读书笔记。作者将首先介绍二次大战后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的情况,极权主义问题是如何被重新提出,以及弗里德里希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提出这个问题。
在描述了这个思想史的过程后,作者的第二部分是介绍了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以及围绕这个理论人们对于它的方法和内容的讨论,它在哪些方面受到当时学界的批评和质疑。
本文的第三部分则是弗里德里希在他的著名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提出后,在五十年代末期后的十余年中对于这一理论的进一步的阐释及扩展、修正。笔者认为,弗里德里希六十年代初期及以后的工作对中国学界极具意义,它实际上讨论的居然都可说是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本文的第四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地介绍了在弗里德里希提出这个理论四十多年后,在一九八九年极权主义阵营崩溃后,九十年代末期,一位德国学者,利茨曼(Hans J. Lietzmann))(注解7)对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这位德国学者准确尖锐地揭示出,这个弗里德里希提出的看来绝对是反对极权主义的理论潜藏着反民主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极权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反民主的思想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于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不仅涉及了对于德国当代思想传统及社会问题的认识,而且涉及到了杜宇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本问题——基督教文化传统和希腊思想文化传统,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民主和自由,哪些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所以,笔者极为详尽地介绍并且解释了利茨曼的工作。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系统地谈了自己对于在引入介绍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中的感受,包括对概念本身,对如何治学,乃至对于文化问题,尤其是中国学界引入西学时的一些历史性的教训。
在笔者从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概念及文化思想问题的把握转入对于冷战时期的讨论的思想史问题的时候,笔者曾经以为这是一项相对较为轻松地工作,它只需要你阅读、摘记、复述,但是没有想到在把握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依然不断遇到新的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加缪和萨特争论涉及的知识分子根本品质问题,宪政主义的思想基础、文化源源问题……思想史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复述介绍问题。
本文使用的方法,除了利用弗里德里希自己关于极权主义论述的著述的英文本、德文本外(注解8),生平部分主要利用了德文和英文维基词条的介绍,关于弗里德里希思想的研究评述则主要利用了一九八九年后在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资助的几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文集,如迈尔主持的研究文集,《极权主义和政治宗教》第一卷和第三卷(注解9),阿方斯·索尔讷(Alfonso Soellner)、瓦尔肯豪斯(Ralf Walkenhaus)、威兰德(Karin Wieland)主持的研究文集,《极权主义-二十世纪思想概念史》(注解10),以及耶瑟主编的《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注解11),塞德尔主编的,极权主义研究之路》(注解12),默尔的《社会和极权主义制度》(注解13),施朗根的《极权主义——理论、发展及问题》(注解14),格里芬哈根等编辑的《极权主义的政治概念问题》(注解15),布拉赫的《意识形态的时代》、《极权主义的经验》等。(注解16)。
本文大部分工作是选摘编译和综述,除了零散地在叙述中的评述外,笔者的看法基本上在第一节、第二节,尤其是在第八节,笔者集中谈了这个研究带给笔者的六点看法。

在阅读本文的时候,笔者还要强调的是,有一些对应的西文的概念或单词,在不同的语式中意思并不相同,在中文中很难直接找到对应的意思,为了区别务请读者注意有些字词的不同,例如“极权”和“集权”,这描述的是两个不相同统治状态,不是笔误,而以前在中文世界中一直是混杂使用,这是不应该的。在这种努力中,笔者越发地感到,离准确和全面反映西文政治学中的这些想法,还是远远不够,真的研究读者还是必须要看原文。这里笔者不过是要告诉中文读者,在当代思想史中,在西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笔者在此还要感谢前辈和同辈的德国学者,他们从六十年代以来,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系统收集汇编的各种书籍、文献,出版了对于各种题目的研究,为此,这让笔者这个中文研究者进入西文领域寻找文献的时候,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用。由于笔者曾经经历过中国大陆的封闭,因此更感到这些工作的可贵。

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

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在德国,后来定居在美国。了解这个经历及其思想背景,对于理解和认识很多参与到极权主义讨论中来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思想,他持某种观点的原因,同一个概念在他那里是要表达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〇一年六月五号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德国莱比锡。他的父亲保罗·利奥波德·弗里德里希(Paul Leopold Friedrich)是外科医学教授。现在医学上用的橡胶手套就是他父亲发明的。一九一六年第一次大战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过于劳累而死在手术台上。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的议员。一六年他父亲去世后,他移居到马尔堡读中学。进入大学后,二一年首先开始学习医学,然后学习国民经济学。二五年到海德堡,阿尔弗瑞德•韦伯教授处做博士。这位韦伯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兄弟。在开始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作为国民经济学讨论班的助教,后来在萨林(Edgar Salin)和韦伯新成立的社会和国家学研究所工作。
一九二五年他亲自参与了德国和美国青年学生交流机构的建立。这个机构是后来德国的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前身,弗里德里希也作为新成立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代表被派往美国。此后他在美国与一位美国女孩结婚。一九二六年,在哈佛大学作讲师,三一年成为政府学的助理教授。在这段时间他作为有关普鲁士和欧洲的政府管理和政策问题研究专家在学界赢得了尊敬,为此,在一九三六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正式的政府学教授位置,一九三八年成为当时的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也就是后来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成员。
一九三八年,弗里德里希归化为美国公民,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战时成立的反对纳粹的宣传部门的工作,并且和帕森斯(注解17)一起领导了哈佛大学的海外管理学院,支持美国军队在接管纳粹占领区后的去纳粹化的工作。战后他成为美国政府关于被战败的德国状况的政策顾问,并且参与了一九四七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的计划,及一九五六年的马歇尔计划的制定。此外,他还是美国驻德国美占区的司令卢西乌斯•克雷(Lucius D. Clay)的私人顾问,参与了德国国家法及海伦基姆湖基本法案的制定工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政策机构起草计划中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总的宪法。弗里德里希实际上可以说是后来使欧洲成为一个国家的欧盟的设想的前驱者。
二次大战爆发时,他选择留在了美国,但是和他一起到美国留学的兄弟奥托(Otto Friedrich)立即返回了德国,继续家族的橡胶工业,为希特勒政权服务。为此他和奥托断绝了兄弟关系,直到战后,他们才恢复了来往。他往返美国德国,并且在一九五零年受邀请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客座教授,五六年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正式的政治学教授。从五四年到六六年退休为止,他以学期为单位交替在海德堡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课。退休后他依然在哈佛以及作为客座教授在曼彻斯特、杜克大学继续开课。他在六二年到六三年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六七年到七〇年担任国际政治学协会主席。
弗里德里希一生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如何预先防止和克服在政治和社会中发生的危机。出于这个考虑,他进一步研究展开他对现代宪法国家理解的理论的诠释,并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论证了对于极权主义独裁专制的认识及批评。
事实上,他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及所引起的争论不过平行于他的主要工作的另外一项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关于宪政和联邦制,并且在这方面也发展出另外一个新思想。弗里德里希把在共同体中的政治理解为构成共同的过程。他的最著名的著述是《宪政政府和民主》(1937)、《人与政府》(1963)。(注解18)他的学生冯贝姆(Klaus von Beyme)认为,他的宪法国家思想工作是开创性的,因此,应该说他是比较政治学之父。但是,正是由于看到他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宪政思想基础,德国学者利茨曼认为,在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思想深处,潜藏着反民主的倾向。(见注解7

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及极权主义问题

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起于俄国一九一七年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二十年代法西斯在意大利崛起后,使得对于这个新出现的、与历史上任何专制形式都不同的共产党、法西斯专制的讨论更为广泛化,而随之产生了“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称谓。这场讨论几乎可以说贯穿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本来在整个讨论中,如何认识苏联以及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极权主义特征,及是否能够把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相提并论,一直是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三十年代后期,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而使得苏联和西方结盟对抗纳粹和法西斯的结盟,从而在现实政治的对抗需要下,也模糊了对于极权主义的一般性的讨论。
在经过了残酷的战争和巨大的牺牲后,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盟国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经历了如此一个伤痛、疲劳期后,随之而来的既可能是自我麻痹的陶醉和休整,也可能是继续这个胜利所带来的势头,重新把战前的问题,战争时所无暇讨论的思想问题继续深化展开。当然战后的历史,如同一切历史现象一样,各种倾向并存,究竟哪种倾向更占上风则也同样是事在人为。

1.知识分子与政治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盟国的胜利,一方面是对于两个极权主义国家,纳粹和法西斯的胜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带来的也是不相称的,对于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苏联,这个在战争前期纳粹的结盟者的宽容和放纵。一七年后到战争初期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曾经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现在都不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在共产党和工会非常强势的法国和意大利更为如此。对苏联极权主义的怀疑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萨特在当时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政治思想学说中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注解19
曾经有一段时间和萨特紧密合作的梅洛•庞蒂在战后不久,一九四七年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中,对于斯大林主义下曾经犯过的任何罪行,共产党所实行的恐怖统治毫不怀疑及遗憾地进行辩解。他说,暴力是所有的统治制度所拥有的共同的出发点,对此,共产党没有任何新的发明,而是重新找到的。如果说专政(Despotismus)是一个具体的绝对化的主体把所有其它对象变为对象客体的行为,那么在自由国家中殖民地现象,失业现象及工资支付工作也都是同样的专政。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是否有暴力,而是把暴力用于什么目的。(注解20)对此,共产党持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根本毋须争论的,这尤其是他们对于未来的理想目标,那些为了人类的最高存在本质而奋斗的人,他们应该拥有和运用暴力,因为他们是为了人类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是实现它们的独裁和集权的型式是什么。因为施行独裁的是人类最纯净的一批人。(注解21
当然,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以加缪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思潮。对于这种现代暴力统治,加缪在自己为主编的报纸上撰写文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发表了“既不做牺牲者也不做刽子手”一文。(注解22)在这篇文章中,加缪不仅是试图理解把握这个新出现的独特的现代暴力专制的特点,而且涉及的是更为根本的在面对这种现代专制的时候不同知识分子在根本的性格和才能上的区别。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四种责任义务。
1.认清并且揭露批判极权主义;
2.拒绝任何类型的谎言,坦率承认自己无知;
3.拒绝任何专横及操控;
4拒绝一切专制,包括所有那些专制为自己辩护的各类托辞,以及那些所谓为了善的目的的专制。
对于这个每个知识分子都面对的现代专制,加缪在五一年出版的《反叛的人》中进一步指出,我们通常说的“暴政”(Tyranny)不过是属于过去时代的暴力统治,它把奴隶锁在战胜者的战车后,在城中凯旋游行,把敌人如被捕杀的野兽那样侮辱。对于这样的犯罪,你是可以明确地加以是非判断。但是,这个时代的犯罪就不一样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哲学,完善美化了暴力统治下的犯罪,为那种权力欲望找到最优美的托词。这样的暴政甚至直接把谋杀犯变成法官。(注解23
在加缪的文字中并没有使用过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称呼他所说的现代专制,但是在他的这组文章后不久,一九五一年的下半年阿伦特出版了她对于这个现代专制看法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注解24)极权主义概念在经历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发生、发展后,自此,五十年代初期后再次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展开和讨论。

今天回顾二次大战后,一九四六年加缪的看法,它让我们看到,不仅是对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攫取政权后的苏联,二十年代后的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三十年代后的德国纳粹的描述,而且根本就是对战后共产党集团,及其后中国的各类运动,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镇压法轮功,西藏、维吾尔民众的暴行,柬埔寨波尔布特的暴行,南斯拉夫发生的暴行的直接且准确的揭示。可还是不断地有新的萨特,甚至比萨特还更无耻恶劣的人及团体产生。
这个战后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从来都有出于各种私人或党派利益,闭眼不看事实,蛊惑人心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今天对中国共产党的蓄意美化都不是个别的,而是指鹿为马,历史和人类社会永远会重复出现。

2.大战后再次进入思想领域的极权主义思想
要了解一九四五年后,二次大战后对于极权主义讨论的展开,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战时由德国移居英国的政治学者雷布豪尔茨(Gerhard Leibholz)。(注解25)至于被中文界误认为所谓最早讨论极权主义的阿伦特,即便在战后的讨论中,也是后来者。
雷布豪尔茨是不仅是政治学界公认的冷战后对于极权主义问题最早进行呼吁,并且开始继续战前就开始的极权主义的讨论的学者,而且也是那段时期在政治学和社会中影响最大的学者。雷布豪尔茨在战后,一九四六年他在BBC所做的系列广播讲座中就明确提到,独裁专制的极权主义形式,国家集权现象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现象。(注解26)对此,在政治学思想史中认为,此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赫尔农(Klaus Hornung)和诺尔特(ernst Nolte),乃至鲍尔曼(Friedrich Pohlmann)、耶瑟(Eckhard Jesse)、布拉赫等人接受的都是他的这个看法,并且在这个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二十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这几位学者都是后来国际社会研究极权主义的重镇。正为此,笔者在前面一直强调,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影响并非是阿伦特。而事实上,如果进一步从方法论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结论就更是非常明确的。
雷布豪尔茨在一九四六年的分析直接引述的是大战时和战后,苏联占领区所发生过的事实及经验。他认为,如果暂且不谈在严格地系统理论化争论中的问题,而是更强调道德方面,那么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更为直接明确地揭示出这个历史现象。(注解27
对于雷布豪尔茨来说,二十世纪的这个政治现象,关于国家的集权,人们已经能够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共产党苏联来具体分析这一发展的规律。他以纳粹德国为例分析了“一元化的战争”,“一元化的彻底动员”。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以这个制度所独特具有的动力方式按照他们的意志动员民众,彻底地把国家变成实现他们的意志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这种毫无限制地使用国家暴力中,它在欧洲的历史中显示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现象,它实际上已经和一切政治传统决裂。
在雷布豪尔茨看来,极权主义制度最终可以归结于是人对上帝,对神的全面反抗,对过去一切传统价值的对抗,它的政治制度形式明确地显示出的是对自然和人性的违背。
雷布豪尔茨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的一切具体特点都是从一种完全一体化的原则中导引出来的,如对每个人生活的彻底控制,完全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权利,个体存在的权利。垄断了一切权力的政党的领袖,不仅拥有所有的决定权,而且拥有不可分享的真理及意识形态和立法、执法权。为此,对于雷布豪尔茨来说,这就一定会导致在一个国家中所有存在的各种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等各种关系的破坏,从而一定会导致社会各类关系混乱,乃至无政府主义和战争。
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机器的国家,事实上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毁灭者。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个轮廓中看到这个集中了权力的国家的逻辑一定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事物有所偏离。一个极权国家内的事务永远是要么听国家的,要么就不能存在。
为此,无论是纳粹、法西斯还是共产党政权它的特征完全不是建立在结构上有何独特的特点和坚持上,而都是在对国家的认同上,说到底就是对于权力的绝对要求及对它的认同上。任何“结构”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重要的,都只是一种形式,或者工具。
对于雷布豪尔茨的这个描述和分析,时下的政治学界认为,他的这一论述和其后五一年阿伦特发表的极权主义的原理和起源,使得极权主义问题在战后进一步获得人们的关注和讨论;阿伦特五一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让极权主义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但是雷布豪尔茨的讨论则实际上在战后把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另外一个层次。但是,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接受和讨论,在战后真正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研究及人物却应该说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弗里德里希。今天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政治学、社会学及历史领域,不了解弗里德里希的工作,才可以说是根本没有进入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