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中)

——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之一

—仲维光—


概述: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绍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一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几乎可说是整个冷战时期讨论的基石,或者形成整个讨论的背景。本文共分八个部分。从二次大战后问题的提出,到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学者对这个理论的探源和质疑。最后一部分,笔者则概括了这个问题及这一历史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彻底根除产生极权主义问题的土壤,普适价值人权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彻底反省并且改变了今天的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后。
本文结构如下:
一.序;二.问题与方法;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与极权主义问题;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讨论;八.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

1.一九五三年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提出的极权主义理论

A.在一九四六年雷布豪尔茨和一九五一年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论述之后,极权主义概念,最终在弗里德里希那里得到系统的描述。他的描述成为迄今为止在专业领域中一直持续被引述的文献。
和雷布豪尔茨与阿伦特一样,弗里德里希对现代独裁现象也早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讨论。例如,在一九三七年他就发表过“作为独裁罪恶天才的农民”,“情感纳粹的农业基础”,一九四二年的,“普通人的新信仰”。(注解28)但是,他自己说,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手稿中对一般的极权主义理论做了论述,但是真的促使他用政治学学术方法做出总结性地描述的冲动是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注解29)而在此之前,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国际学界还从来没有过作为一个专门题目,系统地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研究讨论过。为此,这次由弗里德里希自己领导的会议可说是第一次开始了冷战时期对于极权主义的系统研究。在那次会议上有两篇相对立的文章引起激烈的讨论。一篇是梯莫舍夫(Nikolaj S Timasheff)的,“极权主义、专制、独裁”;(注解30)另外一篇是弗里德里希自己的文章,“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点”。(注解31)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
梯莫舍夫的文章题目用的是三个不同的描述专制的西文术语,TotalitarianismDespotismDictatorship,这个题目就再次告诉我们,单从中文翻译,你很难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因为被翻译成“专制”的西文甚至比这三个还要多,还有AutocracyAbsolutism,以及tyranny等,这些不同的西文对应了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西方专制。而有意思的是,这多种形式的专制告诉我们,在专制问题上,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传统远比中国丰富和广泛。

按照梯莫舍夫的观点,极权主义概念不同的理论结果带来两种意义。一方面这个概念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某些社会特征,极权主义是和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立的一个典型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的国家功能的无限制的扩张。
在梯莫舍夫试图从这两方面专制的特点来把握极权主义,具体地讨论二十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则试图从法西斯主义、纳粹和共产党之间找到共同特性,经典性地系统总结极权主义理论。

B.弗里德里希的论文题目是“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点”。他在这篇论文中讨论了两个问题:
1.和人类存在的其它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相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基本上的相同点,及类似的地方;
2.极权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历史的独特性。
在经验现象的基础上,他通过分析发现这两个问题的五个结构特征,也就是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多共有的特征:
   一个具有千年盛世主张要求的意识形态。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建立并扩张的群体性的政党。这个政党又以基督教的僧侣等级制度及领袖领导为基础。
   对军队的垄断控制。
   对于媒体的决定性的控制。
   警察的恐怖统治制度。
弗里德里希并不认为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要完全符合这五个特征,并且相同,而是认为它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相似的特征。
笔者在这里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的方法是经验现象的描述和总结(按照弗里德里希自己的说法),而阿伦特以及其他某些人的方法则是思辨性的,说得好听些是所谓哲学式的。笔者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因为所谓“哲学性的”思辨,由于它是一种推测性的讨论,因此虽然在有些时候有启发性,但是更多的时候,由于无法证实和证伪,很可能带来的只是口快及混乱。例如在关于极权主义讨论的初期,考茨基曾经立即把布尔什维克专制说成是鞑靼式的,亚细亚式的专制,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类专制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关系。
而和这样的所谓哲学性的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对象和现象出发的弗里德里希的研究,立即让我们直接看到的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集中于欧洲社会,也一定是集中在欧洲社会。而这就再次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和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及政治传统没有直接根本性的关系。为此,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及概念产生于对欧洲社会,对西方的研究。
按照弗里德里希的描述总结,他的五个特征,前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性的政党都是欧洲近代化的产物,是基督教文化社会的产物。而它的后三个特征则都伴随着欧洲社会的技术的产生,也就是现代化过程发展变化的。为此,弗里德里希非常明确地说,极权主义只能够在基督教传统,民主和现代技术这三种情况相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注解32
在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五三年弗里德里希提出这篇报告的时候,由于他明确地认为,极权主义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社会,因此提出了,此前四九年在中国攫取了政权的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否是极权主义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大约还要看它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而这个问题,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于参加会议的罗宾逊(Geroid T. Robinson)的质疑,俄国革命前不是民主国家,中国也不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国家,弗里德里希回答说,事实上人们必须看到,极权主义不是这个国家自生的,而是强加给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强力进行基督教化、民主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此,他在后来发表这篇论文时的脚注中,明确地说,“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紧密地和他们对于西方思想的接受联系在一起。对此,大约对于现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为这个论点提供最充分的证据。”(注解33
在这篇报告的结尾,弗里德里希明确地认为:极权主义社会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但是,它们为什么如此,为何如此,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极权主义能把所有那些历史中的所谓新的事实、善或恶、美或丑,都隐藏在它创生的胚胎中。”(注解34
这个结尾典型地代表了弗里德里希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他和阿伦特以及笔者在别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的弗格林(注解35)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方法的不同处是:弗里德里希的方法是描述的,力图建立在经验事实,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而阿伦特和弗格林则是思辨的,他们要论证极权主义的本质,产生它的思想、历史根源。

2.弗里德里希的代表作《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

2.1一九五三年弗里德里希提出的这个极权主义的思想模式,构成了他后来进行了广泛修改和加工的《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一书的基本理论部分。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五六年,是他和他的学生布热津斯基的合作作品。在这本书中他们首先就指出,极权主义独裁由于历史的独特性,无法归类于任何古典的国家形式。按照这种看法,弗里德里希把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专制形式。由于他关于这种专制的特征的研究是建立在作为经验的现象的描述及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他认为,对于极权主义的设定不能够严格地按照理想型规定,各个不同的国家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它们只是在一些方面是相似的。
在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概念被分成现实型(realtypus)和理想型(idealtypus)。理想型的概念是构想、定义演绎出来的,因此有着清楚的明确的设定。而现实型的概念的设定和特征则很多是经验所给予的。因此尽管在本文后文提到的德国学者汉斯·利茨曼对此有异议,但是政治学界一般认为,弗里德里希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研究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现实型的理解。他试图由所发生的经验现象发展出一个新的、可以用于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由于这个理论具有具体的特征,所以它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
弗里德里希从这个对极权主义专制的经验描述理论出发,让我们首先看到,我们面对的这个极权主义在历史上是独特的,其次是,它有着可以和其它专制对比的特点。
从这两点出发,弗里德里希又得到第三个特点。在现实中产生的极权主义专制,不仅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和计划产生的,而且更多地是利用了政治形势而产生发展的。他们是利用革命运动,在它的那些领袖人物的领导下攫取权力的。为此,这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专制制度是利用暴力和不断产生的社会危机而建立的。
极权主义的这个特征事实上也是一个经验特征、历史性的特征。
在弗里德里希最初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前提,极权主义专制的历史独立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它所独特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在过去产生存在的每一种专制和独裁,都是或者缺乏某一个或者完全都没有这些特点。由此,弗里德里希又从已经建立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现象中进一步得到了极权主义的第六个特点,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
弗里德里希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经典性的极权主义的六个特点如下:
   一个针对敌对群体(或者是阶级敌人,或者是种族)的操控性的意识形态;
   垄断的,通常由一个独裁者领导的一党制国家;
   与此相应的通过暴力与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唯一的、绝对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及武器;
   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垄断;
   完全由国家控制和操纵的经济。
对于这六个特点,他强调说,极权主义专制不是只有某一方面的特点,这六个特征是互相联系、支持,交叉存在的,如果一个国家具有这六个特点,那么就可以称它是极权主义国家。
但是对于这六个特征,弗里德里希进一步认为,它们之间有机地联系决定了极权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就导致了他的第三个问题: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六个特征是在克服一系列的危机中开始产生,并且慢慢地发展到了它们存在的理想型的规范程度。

2.2在提出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的同时,弗里德里希也对它的发生和发展做了探究。他认为在基督教、民主制和现代技术的温床上,在一个被危机所动摇的社会变型中,首先产生了一种要求改变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群体运动,这种意识形态带有基督教中所独特具有的千年盛世、千年王国性质的思想,他们要在人间实现世俗的、物质世界的盛世。由此就产生一个实现它的群体性(Massenpartei)的政党。
政治学中的Massenpartei概念,在中文被翻译成为“群众性政党”,或者“民众性政党”,但是笔者认为,这都无法让中文读者把握这个概念的独特含义,并且很容易引起误解。中文读者必须看到,这个产生于当代的西文,Massenpartei,“群体性政党”概念,产生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二元论的思想方法基础。因此理解这个词的真正意谓必须在西文、西方文化氛围内。事实上,它意味着的内容绝对不是中文的“群众性”的、单纯的群组群体。Massenpartei具有基督教文化中的教会组织的性质,是一个在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的群体聚集。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及社会基础上,你才能够理解到它与一党制,极权主义的关系。而同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基督教文化基础上,你才能够理解西方社会中的政党制、多党制,实际上它们都是带有教会结构及性质的世俗组织。
这个看法不是笔者的发现,所有研究共产党问题的西方政治学者都看到并且指出:共产党集团的组织结构根本上完全是一种基督教教会的僧侣等级结构(hierarch)。而事实上,只有具有这样性质和结构的政党才具有向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专制演变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更为精确细致的意义上,中文《朋党论》中的“党”实际上根本不具有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可能性,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党”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中的极权主义,即西方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党”及一党专制,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事实上更广而言之,离开对于基督教宗教文化,教会组织的理解,根本不可能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多党制,国家结构,乃至当前的国际社会。
这种基督教僧侣制组织的政党从产生开始就向内和向外同时产生和发展秘密警察,同时恐怖和宣传也立即就作为改变社会的革命工具。而在使用这两种方法的时候就必然导致必要的对于武器和经济的垄断和控制。所以一党制极权主义,绝对不只是一种统治制度的官僚化所导致的一元化、极度化,而是一种特殊的,如同以往的基督教所要求的那样包括对于“精神的控制”的专制。
极权主义在对于人及其精神生活的控制中取代了上帝,提出“世俗性”的要求和控制。为此,在这一点,弗里德里希在这本书中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不只是强调它的结构和单独的六个特点,而是更多地强调“恐怖”对于极权主义制度性命的“决定性”作用,尽管这个恐怖不过同样是六个特征中的一个。
弗里德里希对此的强调也导致他认为,尽管在苏联、意大利和德国早期都已经具有了这六个特点,但是,还只是前期极权主义,一种为了实现意识形态而运动,并且向着这个方向运转的独裁政权。他认为,苏联是在三十年代后,德国是在三七年后才形成真正的恐怖统治。这也就是说,二十年代的苏联和早期纳粹都还不能够完全看作是极权主义政权统治。这也就是说斯大林主义并不是由列宁主义的基础所决定了的。为此,弗里德里希也为当时的左派中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释提供了一个较为灵活的可能。而与此同时它也没有彻底排除极权主义独裁向传统的专制或者那种功能性的独裁政权退却的可能。

3.对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讨论

A.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立即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批评,这个批评和讨论持续了几十年。
反对弗里德里希理论的人认为,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考察并没有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他不仅从一开始就是把极权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社会在价值上的对立物提出的,而且他把共产党制度和法西斯及纳粹的相似地方都等同并列。
对于这种批评,提出批评的人也承认,这种倾向并不是从弗里德里希开始的,而是在二十年代,一产生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对立物出现的;还不仅如此,这个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时出现的这个概念,又是从一开始就被同时转移使用到布尔什维克在苏联统治上。弗里德里希只不过是继续了这种倾向,延续使用了这个概念及思想而已。这也是在二次大战后,这个政治学的概念很快就被作为冷战的工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被更普遍使用的原因。
为此,批评弗里德里希的人还指出,这个概念实际上帮助了五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拯救自由委员会等所发起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反动。

B.批评弗里德里希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这个概念事先就断定,在他们所称为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民众没有自由。批评者认为,实际上对于自由和没有自由的深入探究让人们看到,这种说法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持这样看法的弗里德里希,当然还有当时的海耶克等人所谈到的自由是当时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想学派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这类学说的主张者是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而这样的看法就是在自由主义者中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C.批评弗里德里希工作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他对于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看法。按照那些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说法,资本主义要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负责,因为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的纠正。但是按照弗里德里希的观点,也可以说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极权主义理论是源自这种要从中央控制经济的制度政策,它不是自由经济过分而导致的问题,而是匮乏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变革。为此,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不是治疗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现象的药方,而是带有极权主义恶果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病毒。
为此,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这些对于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性的论断,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一是在冷战时期,一些新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理论家经常把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探究简化为整体的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二是在中央计划经济问题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都几乎很少有这种特点。
对于这些批评,弗里德里希为了维护他对于共产党国家和法西斯、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特征上的相似性的主张,他没有区分论证资本主义的私人垄断和国有化资本主义垄断间的区别,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由经济的对立物来处理。此外,他把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情况只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一种经验现象。

4.关于极权主义与西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关系

A.弗里德里希的理论引起的第四个争议问题是,关于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和“基督教宗教及其思想方式”的对立及依存关系。他明确地说,西方社会的思想习惯,是由基督教及伴随他产生的神学所制定的各种规范创造产生的。每一种神学形式都导致人们对它的习惯化,理所当然化。为此,他说,这也就是说,人们每天的一切生活形式及规范都是在一个广泛编织紧绷的宗教神学所规定的‘理性’(!)的框架系统中。如果后来这个宗教神学的框架系统被世俗化,用人和世间的内容代替了上帝和基督教,它就转变成为了意识形态。(注解36
对此,弗里德里希认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宗教。(注解37)它是在基督教社会的信仰崩溃后,作为基督教思想方法,生活方式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对立物。各类基督教的存在方式就成为产生世俗化的替代物极权主义的温床。(注解38)极权主义在政治、社会乃至文化上占据的每一个位置都是过去基督教所占据的位置。为此,弗里德里希特别提出,这同时也就从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教就一定会在极权主义产生的同时,就立即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堡垒。
对于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开始提出极权主义问题的另外一位政治学者古利安(Gurian),在五三年为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提出极权主义理论的这次讨论会提交的报告论文,“作为政治宗教的极权主义”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内在的信仰和那些乐观的世俗主义者们的思想并不产生直接的对立及冲突……它只能够在那些真诚地信仰神,相信神的启示的人们中受到强烈的反对。……因此,在教会和极权主义政权之间产生的矛盾及斗争,要远远比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更为广泛和尖锐。(注解39
在这个会议上,另外一位学者富兰克林•利特尔(Franklin Littell)则在会议对于古利安的论文和他提交的论文,“新教教会和极权主义”的讨论中,明确地要求一种旨在对抗、反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说,“每个现代社会都已经陷入极权主义的危险中。为此我们有责任来阻止它。而阻止它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展一种极权主义无法打败的意识形态,用它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努力中,教会会发挥主要的作用。”(注解40
为此,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问题则更进一步概括说,“基督教的教会,作为反对极权主义不受限制的暴力要求的保护大坝,如同他们被极权主义独裁者所超越忽略时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抵抗和其它群体的抵抗相比,或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无论对于新教还是天主教都一样,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接受极权主义。”
反驳弗里德里希的观点认为,他的这些论述并没有被实际所证明。首先是,事实上那些在他的分析中被他认为是对抗极权主义的基督徒们,都是一些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者。
其次,在那些基督教文化存在的国家中,极权主义都被认为是一种二十世纪的反对基督教、非道德化倾向的结果,一个完全无神论的政权。它是一种世俗化,一种对于超越的宗教的破坏和诅咒。而在那些非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把这种极权主义的一些方面归咎于基督教的说法就更为困难,如在中国等国家。为此,它的存在其实更要依赖于它在那一个地区的前提。所以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从哲学上,都不能提供它存在于基督教文化思想传统的理由。
第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世俗化宗教中的对宗教的需要本来只是人的一种宗教需要,并非是专门为基督教所有。此外,这种一体化的倾向也绝非基督教所特有的。所谓基督教的一体化倾向其实在早期和现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也都存在。

B.对于弗里德里希所提到的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笔者认为,他关于意识形态和基督教的关系的论述,直接告诉我们,不仅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现代社会的观念化的思想方法,各类意识形态问题都是基督教思维的产物,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观念论,在中国式的思维中是没有的,它是来自于上帝与人的二元对立,上帝对人的布道,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表达方式。
其次弗里德里希上述论述使我们想到的第二点就是,对我们今天常说的,对于来自西方思想的Ration,“理性”的理解。理性,并不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不具有单一明确的含义。相反它和具体的文化和思想相联系。基督教的理性依附于基督教的神学标准和教条,所以近代启蒙才会首先有以经验对于理性的审查开始,继而又有对理性的批判,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个典型的启蒙的题目。
这一点,在把极权主义作为我们探究的对象的时候,它给我们中国学人的启示是:共产党有着依附于它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它自己固有的观念的理性,这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理性”,所以我们在对于共产党所产生的问题,或者说犯下的罪恶进行反思认识的时候,对于共产党社会的人,首先带来的问题是如从基督教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启蒙时代的人一样,是对于共产党所曾经说的、使用的所谓“理性”的反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启蒙。而就是在这点上,追随共产党的李泽厚,及李慎之一类的知识精英们没有对于自己曾经使用的思想框架进行反思审查。而如果没有对自己曾经使用的所谓“理性”的重新认识的批判,就如启蒙时代的康德那样,就无法,也根本没有走出共产党极权主义及其文化的冲动及可能。所以,对于所有这一切,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些历史事件的思想原因。
只有在这种真理部的那种对于启蒙和理性的解释下,才会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才会有给极权主义的滥觞地——党中央启蒙。在共产党的政治及思想框架中推崇“理性”和“科学”之说,推崇唯物主义的理性及科学。究其根本,其目的及结果都绝对不会越出“救党”,越出共产党及其制度所规定的禁忌与界限,它所做的依然不过只是力图完善共产党及其制度而已。
而对于反驳弗里德里希的第三点,笔者在此也要加上一个提醒: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来源,一样的二元思想方法,此外,这样的宗教冲动,寻求政教,社会一体化,以及寻找一个外在的神来救赎,这在佛教,更不要说在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中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现代社会及其知识精英中,民众中,极权主义的替代宗教的冲动源于西方化,近代化和全球化。

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弗里德里希在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中所显示出的价值立场,毫无疑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为冷战中,对抗极权主义的阵营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武器,他们同时也借助弗里德里希的学术地位和名声来增强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但是与此同时,由此而带来的相互对立的两方对于极权主义理论问题的争论也随之加剧,弗里德里希也在争论中,以及在历史的变化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

1.改革后的共产党政权才是标准的极权主义

弗里德里希在五三年第一次提出,五六年全面系统地修改论述了的这个极权主义概念,从一开始就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讨论、质疑乃至挑战。而这就不仅推进、深化了政治学中人们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而且也为历史现实的发展注入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思想和价值因素。
冷战的气氛,不断发生的事件,如五三年柏林工人起义,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斯大林去世,解冻的出现,以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乃至其后的中苏分裂对立、布拉格之春、东西方的缓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出现等现象和事件……,使得一方面对立在继续,而另一方面两个集团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问题也不断地变化,这尤其是在共产党阵营内部。为此,冷战时期对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出现了很多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所不曾遇到的现象和问题。
伴随这一切,弗里德里希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对五十年代的理论进行修正。他开始重新评价斯大林主义及其统治。因为斯大林已经去世十年,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一样,实际上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题目来进行研究。
他在“人和他的政府”(注解41)一书中提出了和过去流行的一些看法完全对立的观点,他认为,“在斯大林极端的、个人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党失去了更好地处理问题的位置,这也成为有十几年以上的党代表大会(1939-1952)中党不再存在的一个象征。对此,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时期是苏联最为极权主义化的阶段。但是,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把斯大林时代看作是这种专制的腐败,或者变态反常时期更为恰当,这就如同我们在看以往其它类型的专制时,所看到的那种类似的变态反常现象那样。”(注解42
在他六五年第二版的《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一书的修正中,尤其是其后紧接于此的三篇论文中,“理论变化和极权主义的实践”(1968),“极权主义:最近的理论”(1969),“极权主义展望:三个观点”(1969),(注解43)他强调了他在哪些地方继续坚持他的观点,在哪些评价上做了修正。
对此,对于他最早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权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极权主义独裁的模式,现在他认为,这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相差。这两个极权主义的原型并不是典型的,而应该被看为是一种蜕化,变形的形式。斯大林死后的发展,“改革的共产党政权”才在走向“正常”的极权主义!
为此,弗里德里希的这一修正的结果进一步扩展了极权主义概念的使用范围,(注解44)它在一方面使得这个理论在经验范围内的应用得到了扩展,在另一方面则在分析的具体内容也有了相应的改变。这尤其是在关于恐怖问题上,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也是一个极权主义统治的典型案例,为此,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人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是可以有所放松的。
恐怖不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作为极权主义对于威胁的一种微妙的多重反应使用的手段。而对于恐怖手段,则有不仅是生理的,而且还有心理的。弗里德里希把诋毁、社会的尊重和蔑视,特别是秘密警察的存在,也作为共产党所惯用的心理恐怖手段。至于究竟使用哪一类的方法,则要看处理危机的具体需要。为此,弗里德里希提出了极权主义的进化,或者说演化问题。
极权主义通过改革不断修正自己,扩大它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及稳定性。这种改革与扩延将使得特殊时代,特殊的极权主义,如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最后到达一种在“通行的能够流行化的极权主义”(popular totalitarianism),而在这种能够流行化的极权主义中,恐怖将更多地存在于宣传中,为此,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和共识就变成了连体双胞胎。(注解45)。
弗里德里希认为,正常的极权主义统治是一种内化的极权主义,在它的统治下大多数镇压都成为是被镇压者自己造成的,自找倒霉,自己碰撞红线的结果。恐怖将被看成,根据被镇压者离开社会固定的界限的多少而衡量如何及采取怎样的手段。
在一般化、流行化的极权主义社会中,恐怖变成一种控制社会的常规功能,如何采用它将和政权的“安全度”紧密相连。为此,恐怖就不再如以前说的那样,是一种贯彻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了。

2.极权主义的“震荡”和“实用主义”

在斯大林去世后,共产党人看到了危机而在政治上重新做出调整,并且开始把它制度化,它们对于自己内部的决策机制结构进行了实用性的转化。为此,就出现了一种虚假的多元的意见和思想的表达现象,意识形态似乎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作为教条学说的大厦,富有成效地指导和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告诉人们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在共产党的这种所谓制度改革中退化为仅剩下一系列的忠诚口号。弗里德里希对这个转化的解释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现在从观念变成一个与行为有关的最机动的动态实体。
为此,弗里德里希在功能关系上修改了他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它反映了那一段历史时期理论对于实际现实改变的适应。他的基本观点是,尽管在共产党改革派中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改变,但是,在他的极权主义理论中所做的结构分析还是没有被否定,不能够放弃。为此他认为,独裁者跨越了斯大林主义的高峰,用下坡返回的方法来增加对于矛盾和斗争的控制,对这个现象,不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解除极权主义”,或者说极权主义是在向传统专制、威权专制,及功能性独裁专制的倒退演进,而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极权主义独裁专制自身完善化、规范化的努力。
弗里德里希的这种观点同时也强化了这个看法:通过更为大众化、流行化的改革,改革派改革了的共产党制度,就更加类似法西斯及纳粹的制度和社会。它们之间具有了更多的可比性。
对于这一反向演变,弗里德里希一方面并不把它看作是法西斯主义回潮的明显证据,另一方面,他同时提出这是共产党改革的一种推进发展。这个两叉现象,弗里德里希认为,它意味的是,极权主义的循环特征。按照这样的解释,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就会在一个圆圈中运动,所采取的社会镇压会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减小。
为此,弗里德里希认为极权主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特征,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变化了,不再是极权主义,而是一种微观结构的“振荡”,一种在更多的强力控制还是稍微小一些的控制之间的震荡。
对此,弗里德里希认为,极权主义统治不会由于不断增加的暴力镇压而走向最后的崩溃。共产党为了避免失败绝对不会拒绝其它的方法。(注解46)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个看法却也提供了对弗里德里希自己的振荡论的反驳:有可能出现除了振荡意外的第三条路。这就是说,这个统治集团的精英有可能更独立地远离它的意识形态的目标,而更为实用和机会主义,甚至可能不小心越出界限。
弗里德里希的这个理论修正,在当时被认为,是否能够接受它将依赖于未来极权主义的发展和结束是否会真的如此,也就是说依赖于政治上的历史性的实际结果。对此,大约他的批评者们也没有想到,后来苏联在八十年代的末期,戈尔巴乔夫居然就应验了这条预言。可很多生活在这个幻想中的中国知识界的人八九年等来的却是天安门大屠杀。

弗里德里希的讨论,他对于共产党改革派的这个看法使得极权主义理论在此进一步得到一个三阶段的反题,它把对于极权主义研究的视野再次推远了一步。
极权主义问题,由最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经过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以及其后的演化是否类似的分析讨论之后,再次被推向前台。而这一次,通过弗里德里希的讨论,发展变化了的共产党独裁政权重新再次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这个研究也把对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在经验现实的统治结构上的类似性的认识,导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而与此同时,他的这个理论所含有的价值基础,即由于他所进行的不仅只是经验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且也还含有政治上的推论和预言,所以它在现实中也就变得更加工具性。为此,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在六十年代后的冷战时期,曾经被作为民众通俗教育的意识形态而在西方社会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