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

“红”字下的反人类罪

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写于大约二十年前,一九九六年,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促使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因为一位到了德国的清华附中学生居然在三十年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不属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看法。我那个时候在认识论的问题,思想方法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上探究。这类历史问题、回忆问题本来我是准备在思想工作,也就是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整理记述,但是由于那个刺激,并且也想到趁着记忆力还好,把一些东西先写出来也有其好处。
那篇文章因为内容都在脑子里,所以写来并不费力,只化了三四天的功夫。当然还因为我当时正在构思写作另外一篇文章,关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与极权主义专制的关系,也就是我那时提出了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的和实用主义的。这后一篇文章是我更用心的。但是两篇写毕投出去后,第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引起的反响远比后一篇我着力很多的理论性的文章大的多。这后一篇文章被刘晓波注意到,并且在九九年的文章中使用了我的观点。所以我真的以为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及态度有了改变,在后来独立笔会的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他。但是其后的发展让我看到,词句的接受不等于立场和处事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那篇关于红卫兵诞生的文章当时甚至给某些刊物带来长安纸贵,尽管如此有三点我心里很清楚。
第一,在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上,我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厘清,如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极权主义专制和传统专制的区别,启蒙是什么?东西方的不同是什么?二元与多元问题,马克思主义继承的是西方的什么东西等。这就是此后我这十五六年的工作。

第二,伴随我思想的进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它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根源的认识我会不断探究下去。这就是十八年后今天的我的状况,我已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从上个世纪初期在西方,尤其是欧洲两次大战给社会和知识分子带来的问题,从极权主义的产生带来的文化问题上来研究这个极权主义的普遍现象在中国的特殊反映。
第三,就是这篇文章为周围人带来的新鲜和刺激我自己也是料到的。因为那是我从七零年以来,告别那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的结果。尽管很多看过的人,乃至叫好的人大约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想和文化的距离,但是三十年来走出的距离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和看到。所以我当时对朋友们说,这篇东西我虽然并不认为写得很成熟,可二十年内大约没有人能够写出超过这篇的文字,也就是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能够涵盖住此文,并且给人更多的描述视角和思想启发。事情发展也真的是很不幸,二十年几乎已经过去,我认为我的预言基本上成了现实。这其实毫不奇怪,犹如唱戏一样,几句简单的唱词,可唱好它的功夫却是几十年的努力。因为没有人付出过我那样的努力来告别那个社会,重新学会如何说话和描述。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我为了认清并且说明我所参加过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从马列哲学的反省、反叛进入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自学了外语、物理、数学,其后又在大学和研究生继续学习了物理,更不要说在文史上必须下的功夫。我在思想和历史领域中的“音准”,首先是抛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野狼嚎”,然后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学习、练习而来的。
如此说法我的确有些放肆,因为借用了共产党样板戏中的语言,“野狼嚎”。可共产党《人民日报》的语言,假大空、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比“野狼嚎”更为甚。这就是我对我的同学卜大华的弟弟,低我两个年级校友卜伟华的文革史研究的看法。其知识框架和语言使用决定了其文革研究不过是文革继续。我对卜伟华毫无个人恩怨,卜大华说一直对我不错,这我也清楚,我点卜伟华的名字只是同情他而已。一个人居然搞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这从生命的角度看是很可悲的,可说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枉为人一场!
搞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的当然绝对不是卜伟华,还有金观涛们。不信你去分析他们的语言和概念,他们思索和谈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至今金观涛谈文化大革命及他们那代人,谈马克思主义乃至阿伦特,居然依然完全用的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说的新话和新思维!
我的另外一个校友闫阳生在看过我的这篇文章十年后,也写了篇有关红卫兵的文章。闫阳生大约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再继续文化大革命了。可惜他由于没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没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或者说更为准确的参照系,他对文革的看法依然没有跳出牢笼,摘掉那副六十年代给他佩戴上的眼镜。他以为从“反校领导”到肯定校领导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是超脱出去看文化大革命了,殊不知他开始高度评价的清华附中校领导其实是文革的先锋,他们在六十年代在清华附中推行的一切,包括教改,都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说都是一场大的反传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当年的清华附中校领导,清华大学校领导与红卫兵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五十年代开始的院校调整,教育革命,阶级路线,推行又红又专为红卫兵的诞生奠立了基础,创造了温床。蒋南翔和万邦如的党团支部与红卫兵的区别不过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党卫军(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简称Waffen-SS,)的区别。小巫见大巫!
我曾经感叹过命运捉弄人,因为那位张承志想出来的“红卫兵”与“党卫军”简直是天造绝对。就凭这个名字就毋须多费笔墨揭露红卫兵了。只要一说到“红卫兵”三字,正常的人就会立即想到“党卫军”这三个字!而这就牢牢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因为党卫军是希特勒专门屠杀不同族群的核心暴力组织,而红卫兵的成立首先就是专门执行阶级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因为他们感到蒋南翔和万邦儒们在阶级路线上还不够纯粹,不够残暴,所以才有了红卫兵。
闫阳生温情脉脉的回忆意味着他的什么问题呢?我想如果他善良,他自己应该会去想。他只要明白,不再想用野狼嚎的腔调来谈文化大革命不只是轻声细语问题,因为只要概念和方法没变,音调就没有根本改变。而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要写文化大革命,要看清、反省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反叛,抛弃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没有反叛,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和伦理标准,不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也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谈文化大革命谈不出任何新意,或者说谈不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来。
为此,时下陈小鲁和宋彬彬的所谓“道歉”,人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要反省道歉的是什么?
对“反省道歉”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从懂事起就跟着推波助澜,大力推进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那是货真价实的“族群灭绝”。你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把地富反坏右,乃至他们的子女当作人看。你可能真的没有直接打卞仲耘、沈宁(陈小鲁的同校同学),可你们始终积极推动的是对他们的践踏和暴力。取消高考、破四旧、成立红卫兵,哪一件事情不是如此呢!你们什么时候觉得那些平民的命,“地富反坏右”的“命”是“命”呢?就是现在不也是依然如此吗!你们觉得那些有自己信仰的人,藏族、维吾尔族民众的命,那些不接受一党专制的人的命是命吗?
所以反省和道歉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对宋彬彬们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就如写文化大革命,写红卫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却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正为此,二十年后,我觉得我的那篇二十年前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还是没有过时。
为此,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对自己以往的颠覆和反叛,道歉是虚伪的;而真诚的道歉则一定导致颠覆和反叛。因为人,只有到了他深切地体会到任何人的尊严都是不可触动的,任何人的命都是一样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反省。这不仅是西方所谈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伦理。用我们伦理观说,就是接受“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而这只有放弃一党之私才会有新的视角,新的开始。
文革始自阶级路线、族群灭绝、一党一己的专制,红二代的反省和道歉和整个历史的反省一样,首先就应该是对那个“红”字下面的反人类罪的罪恶的反省与摈弃。舍此都是自欺欺人!

2014.1.19,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