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5日 星期一

忆何维凌及那个年代(下)

6.

在繁忙的读书和思考工作中,因为有很多依然非常值得去学习,借鉴和进一步思索的问题,所以我始终没有时间来写这类回忆性的文字。但是由于这本何维凌文集的出版带来的对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的描述,以及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很根本的问题——它不仅是历史,而且甚至影响到时下中国的形势及对未来的展望,及对下两代人依然急迫的对真理部对精神及社会的禁锢的认识及粉碎问题,因此我决定先停下其它工作,花费些时间来写这篇回忆性的文字。
本来在正常的知识环境中,在写下上面的历史以及对比之后是不需要我做更多的解释,因为在正常社会中,有一般的价值、审美、学术和做文人、做知识分子的标准,人们自可以自己去想、去判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从《一九八四》后又继续下滑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一个特殊的被彻底扭曲了精神的中国人的社会,因此很多问题必须说的牙白口清,一些时候你甚至还必须点名对号入座,否则人们根本不会理解这些问题的本来意义。而时下对何维凌的回忆和定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指鹿为马、黑白混淆即是因此而生。

6.1. 九层地狱第八圈,幼年失学少养教,何来繁星布满天——无法自圆其说的历史图像
写何维凌回忆的人钩织了一个八十年代星光灿烂,一片光明的图像?单就这个图像来说就是经不得任何历史辨析的昏话,就只能说明那些如是说的人对什么是知识、人才和历史的看法出了问题。这其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奇怪的中国没有如东欧社会那样走出共产党黑暗统治,其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扭曲的思想,彻底占据了知识生活的垄断地位。
反观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图像实际上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十分简单的线条,我把它简略如下,称为九层地狱:


1.五四后基督教式的世俗教派及其思想进入中国
——2.二一年在欧洲人的支持下成立共产党组织
——3.世界性的战乱,抗战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秩序
——4.四九年极端化西方世俗教团共产党掌握政权
——5.连续的运动从各方面摧毁传统中国社会及文化
——6.反右派运动决定性地彻底清算各类知识精英
——7.“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所有异质文化
——8.八十年代群星灿烂(?!)
        ——9.最近二十年,社会及文化坟场的彻底腐烂

在这样一张,中国文化传统逐渐坠入九层地狱的历史表格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当代中国最黑暗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几乎可说是彻底地黑暗,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遭到了最根本,甚至可说是最彻底的破坏和摧毁,那么其后,地狱第八圈——七六年到八九年怎么可能是群星灿烂?如此,你立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不合情理,会立即感到这肯定是一种自欺欺人!
“你用什么灿烂,你用什么能立即修复这个断代,这个封闭,这个十年只有鬼叫的坟场?”
如果你不能立即发现这个说法的不合情理,感到这肯定是一种自欺欺人,你不觉得你的知识框架一定出了问题了吗?
显然在群星灿烂这一栏,你只有填上,“毁灭的继续发展和泛滥”,或者“真理部彻底统治时期”,才能够自圆其说这个九层地狱的历史过程。因为在反右运动二十年后,如果没有彻底的“否定”和“翻转性”的变化,它的表现就一定是真理部实现彻底统治后的继续和展开,至多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表现。
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这点,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占据话语权的不仅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真理部培养的一代人,而且甚至更多的是最堕落时期,在真理部第二代的熏陶下的第三代人。
海外的华人看不到这点在某些方面是因为,这个异化和变态是超出正常社会的人的想象能力的。即如奥威尔在写到共产党专制的时候所说,英国人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民主宪政社会后,无法想象共产党竟然会坏到这个地步。其实就连那些早期投入共产党,后来不慎遭到整肃的章伯钧们不也是说,没想到共产党掌权后会坏到如此地步。这样的现象及认识当然不只是在政治上在文化知识领域也是如此。
北京人话: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这道理是谁也不可能违背的。
我从七十年代初期看到自己被误导的弯路,从九十年代看到自己被彻底耽误了的青春,认识到这样的幼学根基根本难堪大任,而一路感到痛苦和痛心,直到今天我还是在不断地补充各种缺欠,无论数学、物理、古文、外文、音乐、戏曲……总算亡羊补牢,补回了一些。
我常说,这个时代除非是天才,会成大师,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可能等来了天才,可等来的最多的是天才的混子。只有各类无操守、缺乏学养却机智过人,并且带有无赖性质的混世魔王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如鱼得水。只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堕落的历史时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侏儒当道、宵小猖獗……。如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十年代群星灿烂说就是典型的瓦釜雷鸣!那些个吹捧并且与最残暴的当政者拉拉扯扯的就是典型的宵小猖獗!

6.2.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何维凌栖身的群体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荒芜变态的时代,这本不是一个很难看到的问题。这个时代自四九年起,一方面彻底把社会封闭成一个铁罐,另外一方面把这个罐子中的一切异类消灭掉,第三,则是在这个罐子里形成一个自己的机制,培养只能与罐子共生的生物。
事实上,无论看到还是理解这个社会都不难,因为奥威尔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就把这个社会几乎是编年史般地描述出来。尤其是第三点,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根本就是复制了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真理部”的工作。这个真理部就是共产党执政后,至今在中国大陆还存在的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
这个真理部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上,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以一种彻底意识形态化,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彻底观念化来代替一切;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奥威尔谓之以“新话”。在这个罐子中使用的“新话”,一方面它创造了新的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说法的语言和思维,另一方面的功能是使得所有曾经存在的一切的语言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当人们再听到和看到它们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它在传统及一般社会中使用时的意义。使用“新话”和“新思想”的作用在于让你的感觉、思想,以及表达自己的手段——语言越来越少,越狭窄。最后围绕着党,集中在最简单的二分法上,即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为此,你不仅完全失去了求知欲的本来内容,而且完全失去了你的私人空间和感知能力。即便是基本的食欲、性欲,党也要改变它,使它们失去可能导致你个性化,个体解放的可能,让它完全彻底地唯物主义化,即物质化,说白了就是感官化!
在如此两个抽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和每个人施行的彻底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真理部的一切工作又都是围绕“历史”和“未来”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和人们已经具有的意识和文化、知识和思维有密切关系。忘记本来的多元的历史,以及考察历史的方法,才能够使这个罐子中的人按照真理部规定的方式生活,为此,共产党深切地认识到,谁掌握历史,谁掌握未来。为此,在这个“反对传统”的基础上,如何“重新解释历史”,如何“走向未来”,“走向”什么“未来”就成为真理部规定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竟然十分精准地描述出了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到一九八四年时的情况,到二零五零年时的情况。八十年代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竟然完全是如奥威尔预言的,主动围绕在真理部的周围,在真理部的领导帮助下,用真理部的语言,新话重新解释西方经典,重新编排过去的历史,走向未来!这不仅让人为奥威尔拍案叫绝,而且让人对于这批真理部的子弟的创造力感到可怜。不仅是八四年,而且至今都没有逃出六十多年前的奥威尔的掌心,但是却竟然如此狂妄、自大!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说:
上一代人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被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向你讲述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参见:《一九八四》,孙仲旭译,南京,201070页。以下页码均请参见此书)
到一九八四几乎找不到一本印刷于一九六零年前的书。……人们知道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未能够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78页)
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的时候,党只声称直升飞机是他们发明的,过了十几年,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飞机是他们发明的,而对于下一代人,党就会声称蒸汽机是他们发明的了。(119页)
茱莉亚是在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记不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118页)
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零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最后的三个人,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了一年多以后,被亮相坦白自己的罪行。(62页)
到二零五零年,可能还会更早一些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的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都会变。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及奴役”这种标语。照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47页)

为此,人们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九八四年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所有的情况都如同奥威尔所描述的。
1.一九八四年的时候,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知道革命前,四九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曾经做过的探求、讨论。
2.他们已经从生下来就和世界其它地区和文化隔绝,那套以论带史,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本不可能重新把握前人以及当代其它思想和文化作品。
3.它的表现就是金观涛们既无阅读能力,也无研究能力。他们的知识来源基本上只是那些用新话翻译的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著述,用新思想介绍的西方著述。他们以为有了新思想,不读历史本来文献,以论带史就可以继续重新塑造历史。
4.为此他们依然把自己的前途完全依附于培养控制他们的权力及社会,继续前半个世纪的反传统、反历史,继续发挥、发展各种“新话”和“新思想”,及党话和党的意识形态。
5.所以一九八四年后他们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各类丛书,不仅使用的是新话,而且继续是在“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的指导下,继续彻底否定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是极权主义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也是一种适应新形势,即在斯大林、毛泽东后共产党社会如何适应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新的话语,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一个有思想的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何维凌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等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制度下存在,且如鱼得水,绝对不是因为极权主义统治者麻痹了,专制机器瘫痪了,而是因为他们依然如故地如此,“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了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是却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28页)
他们能够在当时享有所谓思想自由空间, “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157页)
所以一部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史,不过是一部真理部领导下的话语和新思想,即意识形态的修正、展开,一部极权主义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继续和发展史。如果说繁星满天,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教条思想的百花齐放,真理部的第二代精英,所谓小野人繁星满天。在这种意义下,无论所谓超稳定结构,还是后来的《河殇》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宣传物。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试图缓解矛盾,改善极权主义专制的存在,让他们重新变得稳定。
当然我的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何维凌的作为。从来没有进行过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语言及思想方法感到厌恶的何维凌,在八十年代的所谓编著和写作,都不仅是意识形态读物,而且可以说是新话、新思想,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继续改造一切学术思想的产物。它提供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把学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活生生的案例。
任何一个有感觉、有思想、有才气的知识人都不会像何维凌及金观涛们如此浪费自己的精力和生命!
对此,对于八十年代,对于后来人我还要加上一句,凡是读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等丛书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从中了解、理解那些原著的思想,那些原来的思想家。因为那些编译者完全是用“新话”,用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术语来“改写”原著,在这个过程中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九八四》中所说的,让人们忘记西方思想家、传统思想家原来的意义。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除了这套丛书中的金观涛对于中国历史的所谓理论与研究外,就是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质疑的甘阳对卡西尔的理解和解释,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启蒙、自由主义的理解等。对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用新话,党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及思想改写各类中西著作问题的研究,以后肯定将是一篇重要的博士论文题目,或者说一本彻底解析极权主义文化问题的研究著述的题目。
所以本节再次说明,八十年代非但不是群星灿烂时期,而且可说是承上启下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这批自以为精英,进行了反省改革的人手中,在经历了如此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后,竟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反思和改变。这批既无传统学养,又过了求知和学习年龄,还不知道痛苦和反省的人,这批真理部的后代,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代人。

7.

7.1.起自六九的反叛与不同的追求
我对何维凌,以及八十年代的看法不仅不是事后诸葛亮,而且这种对于文化精神、知识以及社会认识的不同,这种分歧源远流长。由于这一分歧涉及的是根本的对人生的态度,因此几乎在我们这代人步入人生时,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都是在真理部的铁罐子中长大的一代人,最初的觉悟者的混沌初开起自于六十年代末期。
大约在六七年夏季后,那时我们所有的人依然是真理部的子孙,依然都满怀革命豪情。当时由于正在走向成人,因此能做的就是模仿所谓革命前辈,或者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或者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如共产学会,如新民学会。在大学是清华四一四们,韩爱晶、蒯大富们,何维凌们,在中学是四三派、四四派,以及外地如湖南的“省无联”们。大家都在开始探讨国家的未来,党的未来,自己的未来。那时反动的如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们,也不过是怀疑毛泽东的独裁,并没有到怀疑共产党的专制,并且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偏狭和变态。这个时期的遇罗克可谓是独一无二,超越了时代。可遇罗克的超越是因为他的反抗精神,而不是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
在六七、六八年,除了夏季出现的四三派宣言、四一四宣言,秋末出现的何维凌们的文章等照猫画虎的马列理论宣传文字外,韩爱晶、蒯大富邀请过四三派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一起座谈过几次未来会如何。师大女附中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郑中伟等在师大女附中也组织过几次中学生各派的对话。六八年春季开始,四三派的一零一中的任功伟邀集了几个学校的所谓有抱负的人,到香山、八大处等各处联谊、聚会,交谈读书心得等。它除了包括一零一中的鲍国路(后来的作家柯云路)们外,还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和史保嘉,三十五中的华友群,我们学校的甘铁生、陈淮子、张欣和张力思等。这个群体由于各类人都有,但是最多却是任功伟、鲍国路一类的缺乏性格和思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被我称为二流社。
早期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思想倾向上还分不开,且是中学生跟着大学生跑。但是早期老兵,干部子弟和造反派,即平民子弟的对立却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却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自己是忠于党和毛泽东的。此后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天涯海角,中学生们被排放到了乡下。大学生们拿着微薄的工资,但是却是社会中的人,在继续沿着社会,党给他们的道路走。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丢掉这个铁饭碗。中学生们则到了乡下,挣工分,甚至挣不够口粮,因此没有了饭碗,只有自己为自己设计现实及未来。社会暂时注意不到中学生,中学生中的一部分也暂时告别了那个社会的轨道。于是产生了反叛,用各种方法发泄自己的生命和热情。
可以说,从六九年底的冬季返城探亲开始,老中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路,精神、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的反叛的道路。四三派和老红卫兵继续辩论,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继续往不同方向滑。在这个过程中,提问题的方式开始改变,对社会的看法开始改变。看了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和德热拉斯《新阶级》书的部分中学生,已经开始彻底厌恶共产党,所以七零年后四三派的任功伟参与组织的在紫竹院等地和干部子弟张木生的辩论的性质已经变了,超越了六七、六八年萌发的那些冲动。
文革前到内蒙古落户的干部子弟张木生为了巩固和稳定共产党社会,根据底层的情况提出了农民问题,以及私有化和三自一包等问题,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大逆不道,破格了。可那时,殊不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十分可笑的努力。因为在看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德热拉斯的话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血液:共产党是历史上最贪婪,最残暴的一个群体,只有推翻它。凡是继续沿着以前的思路,试图改良这个社会的,在我们看来都不过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球,愚不可及。只有没有思想的人,才会在经过了那么多的灾难后,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还对改良共产党抱有希望。这些看法在七十年代初期,在我们那群人中已经成为公认的思想。所以,我们那个群体那时候,不仅没有人认真对待张木生的思想,而且认为任功伟等那些文革中活跃人士也早已经落伍出局。而这其实也是直接导致七六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没有人去天安门参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原因。
六九年底后的中学生们,反叛的无所归依的文人气的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应该是三十五中的孙康和三十一中的张鲁生,因为他们常年在北京,而且干部子弟张鲁生住在西单,居然自己有一间屋子。我说他们是核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流通的书籍都经过他们,经过西单张鲁生的屋子。
和与张木生的辩论不同的是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两种倾向的对立却不单纯是在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而更多地是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它的表现是反叛和堕落为特点的反社会的小说、诗歌作品,及生活方式,和沿着社会规定的轨道的作品,及生活态度的对立。在前者,大家传阅毕如协的《九级浪》,甘铁生的《第二次慰问》、《野玫瑰》等,以及各种放肆地发泄的诗歌,在后者则是金观涛们的“公开的情书“,”写在芙蓉花开的时候“等。在前者的群体里有很多人是干部子弟,如毕如协、张寥寥、鲁燕生,亦有游走于两边的多多、李胜平,自然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平民子弟。在后者则都是因循的,编外体制内的青年。而那个时侯的张承志、高行健们则甚至根本就是编内青年。这个分歧一直持续到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的另外一个政治时期。共产党社会重新走向秩序和稳定使得编内和编外的党的青年先天地占据了社会的有利发展位置。而这个秩序的重建也让那个反社会的群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人开始靠向社会秩序边缘,试图沿着缝隙进入社会的有利位置。
回顾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积极参与七六年在邓小平的发动下的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运动的几乎都是那些对那个社会没有进行过思索和不曾反叛的人;而对七六年后开始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感到雀跃的更是那些在思想上不曾有过任何根本性的反思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人。所以七十年代末期后的社会,只是给那些“真理部”培养的后代准备的。因为七六年前在北京的青年知识群体中精神思想问题发酵的结果是,一批人在政治上由于受到德热拉斯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影响,彻底对一党专制绝望,在文化思想上已经彻底地“反社会”,不会再觉得自己是这个共产党社会的人。而这就决定了从七十年代中期后,这批人绝对不会希望,和有兴趣再进入共产党社会。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条死路,一条根本没有希望的路!在那时候,他们就认为,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只有弱智的人才会如此!
但是人生的确不是那么简单,这不仅是一个既存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任何以往传统社会不同的极权主义社会,反叛的人,拒绝它的人根本找不到任何扎根落脚的地方,甚至逃逸的地方,而这就更决定了,能够在极权主义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鸟巢上找到位置的则一定是稻草和鸟毛。如是而已……!

7.2.在最广阔的背景上显示出的不同:永远存在的两类知识人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如今会遭到忽视
导致我对何维凌做出前述评价的当然不仅是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及奥威尔的启示,不仅是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反省,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而且还有我在六十年代中期后就已经开始觉醒和存在的中国文人的气质,以及骨子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一切社会中的知识人的秉性。就是这两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步入如此的人生、社会,进入一个“党”,怯懦地跟在一个团伙,一个只凭权力,而没有任何才气和道德的集团后面。
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一般化的问题,永远的人生问题。那就是人生下来就伴随的才智、门第问题所导致的,在其后成长进入社会后所遭遇到的平民与权贵、知识与权势、才能与平庸、追求独立与趋炎附势问题上存在着的永恒的对立和冲突。而究其根本,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和艺术绚烂的火花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产生的。
这种在人生中、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永远会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社会中表现的形式不同。为此它当然在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任何一个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有所感觉和认识的人都一定会感觉到、看到。事实上,何维凌恰恰在这几点上都处于一个造成戏剧性的冲突的位置。他门第低微,聪明过人。这个最好的组合,造成了古往今来的多少深刻的悲剧情节,人最丰富的感受和创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何维凌本人经历所显示出来的故事,还是那些回忆何维凌的煽情语言中,人们竟然看不到这个冲突,看不到这个冲突在当代所揭示的内涵。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感知能力,感情及思想产生怀疑。
杜甫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何维凌应该有比杜甫更为痛苦的经历和感受才是,因为在一般社会追随马屁后面、拾遗灰尘,并没有文化与语言,一般感觉问题的变异。这就是说,你的文化和语言和你追随的那个马上人还是同性的。但是在一个一党专制底下,却更有一个你是否认同党文化,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精神和生活问题。因为具有正常感觉的人根本不会认同马上的那个人的语言系统、精神系统。你不仅在社会的等级上和他不一样,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你根本已经和他不同类。如果何维凌,以及回忆他的人也竟然没有感到这点,那么也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人格与基本的做人的感觉是出了问题的。
与此平行的是,今人,一九六零年去世的前朝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曾经针对陈垣们的表现感慨地写下的感受:“晨间,适翻阅《翁山文外》一过,知古今文人不出两类:一为达而在上者,称颂功德,鼓吹修明者是也;一为穷而在下者,憔悴忧伤,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与徐乾学、高士奇、张英相较,此义自明。今日非无翁山其人,无此才笔耳。”
邓之诚先生揭示的这样两类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在共产党社会比传统社会来得更为尖锐和根本。因为在传统社会,达尔在上者,虽然庸俗可鄙,可还是有其合法性、合理性,在那样一个社会就是皇帝也要遵守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即那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天道”,所以在传统社会“革命”二字具有合法的内容。那些可鄙的势利小人在基本的做人底线上也还是不敢蔑视一般准则,还要假冒岸然。但是在共产党社会,共产党把自己等同于社会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即一党专制把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前提,而这个党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的团伙(注:Materialism,尽管共产党把它也翻译成唯物主义,可它的本意就是物质主义)。
把一个物质主义的团伙作为社会存在的绝对前提,这就是使得共产党社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人类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时下在德国经过了多年的辩论,基本上对此已经有了结论,共产党社会是个非法社会。为此在这点上,无论冯友兰、陈垣、周一良、季羡林等前辈文人,还是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这些后来者,亦或是何维凌、金观涛、陈子明等这些扒车者,都比传统社会中的那些阿谀逢迎的文人更为劣质。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趋炎附势,而根本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作为一代文人,依附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以一党专制为自己灵魂的团伙上,无异于依附在一个粪堆上,散发出的一定是臭气。

8.

8.1.再谈对何维凌们的评价
我在上面描述出了四条线索,它可以让人们在从历史上,学术上,个性和社会存在上,以及这一代人的经历上来让后代和历史评述定位我们这代人的各类人在最近四十年来的位置和工作。
我想,当我们看到,何维凌和我们当初那个中学生反叛的群体的交往并不是在他的生活的主旋律中,对此的答案也就应该有了。当然,如果我们更为具体地研究他在《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所谓著述,再看现在出版的他的这本文集,就会更清楚。因为那是最典型的真理部的文风,对待知识的方法的产物。所以,综上所述,何维凌不过是一个在根本上气味不完全属于共产党氛围,大洋国版本的高级于连。一个混迹于共产党内的高级小政客。因为第一,他在知识范围内显示的,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传统的看法和修养,他不过是一个熟练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第二,这点,显现在经验事实上就更为清楚。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主了政,就让他们那种灵活的机会主义代替共产党气,可到死为止,可见的事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趋炎附势,从来没有过自我,当然更无从谈起“自我”实现。而他所曾经显示出的“自我”,在八十年代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不过是动物庄园中的自我,基本的饮食男女及对权势的顺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级市侩。
与此同时,与上述评价平行,在评价何维凌的时候我也看到,他虽然没有反叛过,可他骨子里的政客俗气决定了他也不属于共产党,当然更不属于任何一门纯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探索者。而这其实大约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反叛的少年来往的原因。在我们这批人和共产党,大洋国的真理部的文化及其子弟们的对立之外,有一个灰色地带,而何维凌就是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事实上方励之也属于这个灰色地带的人,不过是另外一个类型,从思想和气质上他比何维凌还要接近正统共产党。可他和共产党的那个权贵核心的距离却比何维凌要远。
大洋国政界及真理部属下的知识界不可能接受我及我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一下子就能感到我们是异类,我在自然辩证法那个圈子中的遭遇即是为此。可他们能够接受何维凌和方励之,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说到最后,对何维凌的重新思索忽然让我明白,北大技术物理系出身的何维凌和北大物理系出身的方励之一样,都不过是智商高于大洋国知识精英们,寄生在共产党文化中的长虫。如此而已。
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影响上,在另外一个方向方励之比何维凌走的更远,因为他以为吃准了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国家的看法,吃准了共产党集团的底线,也就是如何玩弄擦边球,为此在外行看来有风险的地方,他自以为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地带。而何维凌在共产党权力阶层中玩弄思想文化则比方励之走得更深,他居然自以为已经能够深入了决策阶层、权力阶层,能够潜伏在那里发展。此中的冷暖苦痛他应该深深有感,而如果无感而如鱼得水,那就更严重了。
为此,人生诡异的是,这两位北大物理专业的人才,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居然在人生中,人文领域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人的案例。它不仅展示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而且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欺欺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罢,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罢,其结果都是叫人如何不唏嘘!
我们的时代,我们这四十年的延误,全被这些小智小慧,小玩闹耽误了。这么大的国家,任何小智小慧一定误国误民。而这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中没有有才能的人吗?不是,因为时代和社会,也因为这些人,凡是稍微有些才能的人,不仅受到政治,也受到这些人的打压和封锁。他们自己不反叛,也痛恨你的反叛。这层层的罗网,等你冲破的时候,已经老了,已经筋疲力尽,好在还是能够为未来和下代积累一些教训,让下代人有一个好的起点。构筑这个起点,可能是我这代人唯一可能做的真的有用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我以为给我们最确实的经验就是,要想成大才,必须反叛,而反叛需要勇气和才气,生在这样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谁不能在这点上做出货真价实的牺牲和努力,谁就一定是自欺欺人,就如何维凌,就如方励之,一定会经不住历史的涤荡。无论你在黑暗的专制年代,在专制的天穹吹起多少泡沫,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历史会不断地为这个欺骗人生与历史的人加上注脚,加上更多的案例。

8.2.再谈我们及我们这代人
诚如本文开头所说,我和何维凌曾经是好朋友,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有交织,我相信还是会有往来,因为他的不拘一格,聪明之气和交友的江湖之气。但是促使我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却全因为根本性的思想问题和气质问题,根本性的对于二十世纪历史,对于这百年的的中国历史的看法和评价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做人、知识追求及对思想历史问题的看法,我和何维凌都有分歧。我们走的道路太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悖。
我不相信,如果何维凌、陈一谘们今天居于王岐山的位置会有什么和王岐山,甚至可以说与习近平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初他们在京城中是属于同一个群体,操着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思想方法,沿循的是同一性质的社会阶梯。这个阶梯导致他们的眼界及作为是一种极为狭隘,彻底的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是一种彻底世俗教派化。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王岐山的存在就是对那些对何维凌未来可能如何的推测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他逃不出这个窠臼,甚至在稍微有要离开这个窠臼的可能的时候就一定会被做掉、清洗掉。
为此,这就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的这个分歧,如我上面描述,实际上更深地涉及到如何认识百年来,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的灾难。
这一百年来发生的各类灾难,二次大战,各类大清洗,文化大革命,以及公然用枪炮坦克在电视镜头下屠杀民众和学生,几百万犹太人丧生,上亿的阶级敌人、党的敌人被迫害致死,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我们有幸活到今天,如何能不对这些问题深思和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面对。

8.3写下这篇回忆,还因为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如今,文革五十年后回忆何维凌和我们那代人的时候,在重新面对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曾经面对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那代人所提供的回忆、思想及反思,却居然还不如七十年代初期。我为我们那代人,以及我对面的那批人感到惭愧。五十年来,我们那代人步入社会、步入人生面对的问题,居然一切都还停留在原地,唯一不同的是反叛的人的声音,由于极权社会返回了正常道路,也由于这代人被风雨的消磨、侵蚀,似乎远不如七十年代初期那样成气了。
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谈到共产党人的时候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阿隆的评断用于对我们这代人评价也再合适不过。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如此黑暗残暴的时期,如此荒诞的文化气氛之后,既没有对自己、对支配社会的信仰,也没有对自己、对垄断社会各个角落的思想方法进行怀疑和反弹,这本身就说明智力和性格品质的欠缺,而五十年后还沾沾自喜于此,就更是情何以堪。
我也曾经在六九年到七零年苦读了将近两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围绕他们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斯坦,乃至几乎所有中文能够找到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但是现在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涯,我感到的是痛心和羞耻,因为那时我居然无知地以为这些是人类最高的学问和学术,最好的思想及历史著作。而为此,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受到排斥,被占据了时间。我真的是感到痛心。这个苦读,实际上有很深,很明显的无知和愚昧的烙印。但是居然这一代人至今有人还在津津乐道地炫耀当初读《资本论》,及那个深陷意识形态的泥潭的时期的可悲经历,居然还有人在晒那荒诞时代的,被禁锢、被限制出版的极为可怜数量及范围的书单!那不是光荣,而是表明我们这代人无知的耻辱。
走过七十年代,在我回首,痛心之外,我也常常感到幸运和后怕,因为我居然没有深陷在里面,而在一年多后,七零年就彻底走了出来,其后亦步亦趋地重复了波普、阿隆及弗格林的那种彻底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路。我居然走出了那个社会及其文化。
而这个追求又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这将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困难的应该是中间那二十年,也就是何维凌们发达的时期。那时你是彻底地孤独,既看不到山顶——未来是如何,也看不清你中途转向步入的这条路,它的过去——你不曾走过的来路,以及它对于未来所蕴含的意义和可能面对的问题。在这些困难和迷雾中,不仅你面临的打击、封锁、桎梏一直企图窒息你,而且这个极权社会带给你的,你首先必须采取的政治反抗行为,更是会轻易地把你引入无休止的,充满各种诱惑的政治“事业”的泥坑,深陷其中而永远远离思想和学术。
在这二十年里,我们那一代人绝大多数人像一条内陆河,消失在不同方向……就这样,几乎烟消云散。但是现在我自己感到幸运的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展示的那个反叛方向,它所代表的未来,可能的未来,我还是坚持把它展开了。而这个展开使我回到正常的人生,以及精神思想道路。我不再觉得我们的时代只是个特殊的时期,而是看到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有着前人的追求,人类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通性,我已经走在陈寅恪、邓之诚、杜甫、李白、庾信、司马迁、屈原……历代文人走过的路上。
这个时代有着更加尖锐的文人与官僚、自由与专制、才智与平庸、傲骨与阿谀、等级与门阀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

8.4.在结束这篇回忆,这篇对我的半生,对我们这一代人半生的总结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最近三、四十年西方思想界一直在讨论,是否应该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相提并论。我认为从根本上,这两个派别、党团是一种文化的两种世俗化结果,是相同的本质不同方式的反映。
这两个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群体,是基督教社会政教分离以后的世俗结果。它们都是用人的世俗化观念和群体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及上帝的结果,都是“教派”纷争,互相征伐在一个没了基督教的世俗社会中的结果。这就是说,这两个群体存在的观念基础都是世俗化的宗教征伐及灭绝,都是建立在族群灭绝的基础上的。
基督教世俗化带来的族群灭绝是造成二十世纪所有大的灾难的基础。为此,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希特勒纳粹的同质性。为此,共产党从过去宣布的阶级消灭,到现在的一党专制,凡是有异于这个党都毫不留情、丧心病狂地予以镇压消灭,也就决定了它最后一定会如希特勒那样被国际法庭审判。东欧共产党、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都已经步入这个被审判席。这个在二次大战后才被人们警觉到的反人类罪,一定会被越来越普遍化,直至被国际社会彻底接受。
一党专制的基础就是族群灭绝,就是反人类罪,就为此,历史已经注定,最近一百多年产生的共产党,无论思想还是罪行都是在被审判台上。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纳粹德国发生过的历史为鉴,那些凡是想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表演的人,都一定会留下比任何社会更为丑陋的东西。
法国已故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说,“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210页)“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928页)
我们离这个时代越远,就会越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我写下这些字,也是希望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忆。我们那代的人不是只有红卫兵、造反派,真理部的后代,也曾有过明确地、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拒斥极权主义——共产党社会的追求者。

2016.8.7 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