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期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的哲学探索
－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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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二．关于费耶阿本德和汉斯·阿尔伯特
三．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四．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五．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六．对黑格尔，及德国传统哲学；
七．对波普和科学理论
三．对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笔者注】从根本上，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都对左派、新马克思主义及哈贝马斯持否定态度。对于费耶阿本德来说，只是由于反抗资本主义，或者更进一步说，对人生存在的浪漫反抗，后来引左派为同道。但是，正因为此，费耶阿本德由于反抗现实，而深深地陷入现实的泥坑，最后和左派们的关系，他自己也无法涤清。这可能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背谬，人生悲剧。
在这一组讨论中，费耶阿本德明确地认为，敌人是左派；哈贝马斯缺乏对哲学的理解，他的科学理论是一种极度的混乱；但他又认为，哈贝马斯虽然不是他所要的浪漫主义者，毕竟还能捏造出混乱胡涂的条例。费耶阿本德在信中说，在他的生活中不曾遇到过聪明的左派。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哈贝马斯缺乏对哲学的理解；被黑格尔的黑话弄堕落；是经院神学家，书中有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藏头遮面、装腔作势。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哈贝马斯和左派们的晦涩难以理解，不是由于深奥，而是他们自己就不清楚。在人文科学上，从智力上说很多左派属于弱智。
1967，7，27，阿尔伯特：
马库塞是柏林学生的偶像，你肯定已经听说了。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则已经不受极端主义者的“欢迎”了。对他们来说，马库塞也还是太温和了。然而，他或许会和毛泽东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毛-库-松，或毛库塞。他的解释可能首先还是来自：在具有暴力─激进─敏感易变的宽容思想方向上的，它并且还稍微带有一些自我同情，社会阴谋理论及更高层面的反思。（反思是他们喜爱的语言之一，它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黑话。只要它和模糊不清的深奥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就好象无论怎样都具有更高的理智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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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9？）费耶阿本德：
……在伯克利也同样有一个可怜的海因特尔（黑格尔主义者─笔者注）式的人，他已向我讲了非常多的关于波普-阿多诺争论和其后而来的阿尔伯特-哈贝马争论。那么，这件事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哈贝马斯冗长的哀叹我在有关哲学研究的杂志上看到了。傻，他倒是不傻，他只是同样有点缺乏对哲学事物的理解。……
1967，9，20，阿尔伯特：
关于和哈贝马斯的争论，则恰恰平静无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让它们安静了一年多。关于这个讨论他还没有为卢希特丛书（Luchterhandbuch）写答应了很长时间的后记（他一直不断地拖延约定的日期，第一个约定时间是去年秋季，最后一个〔最终的〕是今年七月初）。这本书的编辑，本瑟勒（Benseler）已经非常愤怒。在这期间，哈曾经想把这件事推给一个博士生，但是，它又被退回给他。我应该在哈贝马斯后进一步写一个后记，阿多诺写一个前言，然而，他也让我们等待。法兰克福的人看来对于出版所有有关讨论不怎么感兴趣！！对此，我能理解他们……在有关哲学研究杂志上的哀叹我还不曾看到（名字，何时出版的？）。是谁说哈贝马斯傻……其实只能说：有些混乱……被黑格尔的黑话弄堕落……被阿多诺和伽达默尔感染，一种恶劣的解释学-辩证法的混合
68，4，20，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汉斯，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邀请我做一个讲座，在同一系列讲座中做报告的也应该有那些有名的并且看来观点极不一致的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和哈贝马斯。我已经选好了我讲座的题目“对自由来说的恶劣时代”，我将论述反对世界教会运动，拥护“单向度的人”，反对新左派，反对大学的人文化等等。写作这篇讲座给了我极大的乐趣，而听众的很多乐趣将会遭到败坏。（如果我在讲座中提到你的名字，你给我多少钱？我想，提到一次你应该付五百马克，两次我就便宜一些，八百马克。对你的反对者也是同样的待遇。）
68，4，27，阿尔伯特：
关于巴伐利亚广播电台事，提到我的名字，五百马克等。……鉴于事实上是我曾经在霍赫克普（Hochkeppel）（巴伐利亚电台的）给我打电话时提到过你来德国，并且肯定愿意讲些东西，这有点太贵了。如果我们以一千马克计算，那么就可以确实来考虑提到那些更多的够标准的内容了，诸如，“那个海德堡的有趣的人，他由于愤怒和尽数获悉这些攻击而出席了会议，这使得在哲学上发育不良的法兰克福学学派恼怒不堪，他们最近不得不在一个科学会议上（法兰克福社会学会议）招来狂热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的学生来喝彩捧场支持他们贫乏可怜的论点”，或类似于此，亦或“著名的杀害辩证法的凶手”，或“曼海姆那个反光秃头实证主义老尖”（这里实证主义是讽刺性的，你还可以带有蔑视它的人们可以听到的假笑，使人感到就是这样，你不得不这么说。）。（阿尔伯特有些秃顶─笔者注）如此我就可以考虑付款。每个这样的表述我认为值一百五十马克，这样的表述你只要不多于六又二分之一次，你就可以按照上面所说来讨债。如果哈贝马斯也要同样付钱，你也要这样考虑。虽然提到，但是永远是贬义的，轻视的和持克制态度。─而关于你有关单向度的人的段落，我非常急于知道，我几乎无法强迫自己读完马库塞这本书。
68，6，1，阿尔伯特：
至于马库塞先生，我是在阿尔卑巴赫认识他的，他至今还是左派的偶像。他对我来说有些太独裁了，也可以用你的维也纳人的话说不那么“轻佻”，他是一个德国清教徒。我现在读了他的书，《单向度的人》，只能说，一本单向度的书，不怎么样。作为社会分析，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的“新工业国家”，比它好一百倍。他对社会机制有一种了解！并且他很少受哲学（神学式的说教）影响。顺便说，“维特根斯坦分析”看来马库塞基本上是从格勒讷（Gellner）那里抄袭来的，他友好地把格勒讷分类为一个维特根斯坦分子。对此我十分厌恶。这些先生在柏林的表现会比你所曾推测的更少神学性吗？可惜你不能过来谈谈这一切。
把波普作为维也纳学派的首领？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以前人们也曾这样相信。但是十年来我一直试图纠正人们的这一看法。在哈贝马斯的歪曲影响下，柏林奥托-苏尔的人对此一直不能理解。关于我属于波普右派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马后炮，但是这自然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当我不得不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选择，那么我首先选择或许可以说是“右派”的（或者人们在柏林称之为的“左派”）。此外，我阅读了拉贝尔（Rabehl）-杜什克（Dutschke）的呼-呼-袖珍丛书，此中有一些非常好，但是，最坏的无疑是杜什克写的！这种对马克思的英雄式的信仰，神学-圣经注释性的对今天的问题的处理，这种含糊不清的黑话，这种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保存下来的东西，部分来源于早就陈旧过时的国民经济学时期！（如刚说的，加尔布雷斯要更实际、更好！）
68，7，20，阿尔伯特：
我去卡尔斯鲁厄（莫泽尔（Moser））那里找一些书籍，在那里我五年来第一次得到一个讲座，我们的老朋友莫泽尔给了我很好的报酬。我必须说，使我有兴趣的不只是报酬，而是报告和讨论。在此期间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处理那些来自德国精神生活的各种添油加醋的个人攻击。（阿佩尔（Apel）、莫姆森（Mommsen）、马库塞、哈贝马斯等等）。他们所说的东西彻底惹恼了我。
1968，柏林，施泰因广场旅馆，费耶阿本德：
我恰好刚看了科恩-本迪特（Cohn-Bendit）关于左派激进主义的书，认为很好。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我正在读，不那么恶心。然而，他的《科学理论》我就完全不能认真对待了。它是一种极度的混乱。就我而言，在波普和卡尔纳普之间没有更多的选择。促进科学和使人幸福它都不能。在柏林我和惠伯讷（Huebner）一起主持一个波普讨论班，哈贝马斯一直都来。这个人倒是不傻，只是对事情太过于严肃了。对我来说，我喜爱哥德的话：“我们知道一切，简而言之，在末日审判那天，只是一个屁。”就是这样。
1968，11，16，阿尔伯特：
亲爱的保罗！谢谢你最近的信。期间我已经考虑过，是否我们应该更愿意接受“反对方法”，对此我也和施平纳谈了。但是，我们两人本来更倾向“怎样成为……”，且认为这篇文章并不”经院气”。我们绝不认为反对方法的起诉是吹毛求疵，主要是因为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观点也能用到反对理论的构成，而最终到达维特根斯坦式的描述主义……或许克吕格尔（Krueger）就这样认为。
说到哈贝马斯，他傻，似乎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但是，无论如何他关于知识和兴趣的新书提出的是极其无理的要求。他要人们分享他的整个消化过程，以一种非常冗赘繁琐，而没有很多新意的方式不停地评论某些哲学家，如果有时他试图对某个问题给予一些自己的看法，那么立即就极端地含混不清。他保持着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策略：无区别地对待区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有他的位置。这一套骗人昏话，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抓到。通过他的转意差不多他所作的评述性解释总是更坏。在极其不同形式的口头掩饰下，他悄悄地接受了波普看法的根本部分，并把它嵌入自己的系统，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在这本冗长累赘，繁琐晦涩，且自命不凡的书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新意。顺便提一下，关于阿佩尔-哈贝马斯对认识论兴趣的学说，我刚好在为鲍姆加滕的纪念文集写的一篇文章，“解释学和实在科学”中， 作了解剖分析和尖锐的攻击。我认为，它们只有一种免役功能，为了捍卫他所指定的科学不受自然科学思想的侵害，并且就这一点来说，恰好也就靠近了神学的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她是舍勒（更多天主教风格）所构思的知识形式的新教幻象。这些看法由于我认为是有用的，因此，我在大约十八年前的硕士论文写作中曾利用过。如果不是那么费力，逐渐弄清这种思维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与之相连的美丽的目标。
此外我发现，事实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恰好刚刚读了它，要更好（无论就内容说还是作为教科书！）。当列宁瞄准唯心主义并且非常恰当地分割开它时，阿佩尔、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却再次装配了它，尽管它是带着反对实证主义的面具出现，事实上它攻击的目标却是实在论。作为神学继续的解释学的唯心主义，为了在精神领域中防御达尔文和其它的发现的影响，……好了，那就让它这样吧。洛伦茨-莱豪森（新的关于行为的皮珀尔（Piper）平装本书）比所有现在解释学对此所写的东西，都更多的使我获得了关于理解的知识。（与这些灾难的同时，人们还要忍受诸如哈贝马斯的“形而上学的黑话”的折磨，和同样以模糊问题的方式如“先验黑话”那样使用它。据说，人们能由此使某些德国人印象深刻！！）。好了，别让我和哈贝马斯的产品打交道，我宁愿和列宁和马克思……。
1968，11，19，费耶阿本德
是用新的浪漫主义克服理性主义的古典时期的时候了。哈贝马斯，确实不是我所要找的浪漫主义者，因为，对我来说他唱得还不够美妙（但是这个人毕竟还能捏造出混乱胡涂的条例！）
1968，11，26，阿尔伯特：
哈贝马斯确实不是你那种类型的人，宁可说他是一位咬文嚼字拘泥于陈规陋习经院哲学家，而不能说成是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我还没不了解，人们可以从他那里读到些什么？科恩-本迪特的书我刚刚拿到。这个人为什么也写成这么厚的东西？
……
卓越的哈贝马斯，如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他的论述主要是依据皮尔斯），要揭示科学比“理性主义者们”规定的还要多。如我所必须指出的，他极其恐惧那种未被规律驯服的想象力……他要把她置于逐字逐句地表述出来的位置。他是一个经院哲学家，如他在书中所表明的，而且其中还包括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藏头遮面、装腔作势、阐释性的、经院式的，等等、等等黑话。
我从直觉上就反对这种类型的神学……但是，为什么我总是经常谈到这种革命神学呢？……顺便说，革命神学在德语空间中的新教神学教授那里将成为一种伟大的模式，在天主教那里也部分存在……他们终于发现一个新任务，这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向外膨胀摆脱思维方式的内在困难（如同某些国家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法……）。
此外，你知道吗，有一关于萨特的书，书中他被定性为浪漫的理性主义者。（Iris Murdoch 着）
1969，10，13，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在耶鲁我以科恩-本迪特的一些观点作为科学理论讲座的开始。这使人们感到突然。但是，在我的讲座开始前就和左派有一个争论（这一次不是在科学理论课，而是在序言课上）。我必须要说的是，他们理解的不多。我越来越发现，我坐在旧式的理性主义和“革命”两把椅子之间。它们都不适合我，因为，在这两方面都有道德主义者，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者，而我是个人主义者，不赞成任何运动。此地的一个左派同事对我说：“和我们一起，我们能发挥你的用处。”对此我的回答是：“没有人能利用我”。他回答以“但是你有责任……”！这不过又是古老的清教主义而已，只是用了另一个符号。“人若已经愤怒，人就不再思索”，如果人们单单只有愤怒时，他就会随意践踏其它人。这不是为我准备的。而且，这个“体系”，包括波普，也都不是为我的。因为我早就不能严肃对待这个稻草怪物了。那些道德主义的限制比比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事情究竟如何发展。
1969，10，27，阿尔伯特
（关于十月中旬在杜塞尔道夫开的德国哲学家会）……哈贝马斯，糟糕，非常糟糕。他想公开展示，他使用这种极其可怕的紊乱不清的分析性语言，并且最终象魔术师从空帽子中变出兔子来那样，由他的私人代词中，或非常类似于此的、可怕的辩证分析的浓汁杂烩中得出他迄今为止的那些观点，是由于他学习了奥斯汀。
1970，（书信集，第97封信）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规则的、安静的、秩序的、在性上也和在其它社会生活一样的朋友，
由于肝病（酒喝的太多了），德国波普主义酒徒的祝愿只能在我的被观察的病床上空飘荡。这本来是一个矛盾，不是相处非常好的德国的波普主义者们（批评理性主义的威廉时期），而是波普主义者们的狂饮暴餐。然而，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确实已经习惯自身并不辩证的矛盾。前两天我是这样渡过的，（A）对正在进行的离婚提出一些忠告，（B）负担流产和到瑞典旅行的费用，及（C）以以下警句：敌人存在于左派，我作了两次激动人心的反对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讲演。亲爱的朋友，你们或许知道，，这里除了麻醉药外还有其它的东西。在伯克利、西雅图、纽约有小规模的革命。在伯克利有安放炸弹、砸碎窗子玻璃、涂抹墙壁。我由一辆大众牌公共汽车上最近距离地看到，并且几乎由此挨了一顿训斥。因此，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在我的两个班上我开始批评。首先，我要分清，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行事的。在一张地图上我准确地说明开关装置的位置，还要说明人们怎样能够使它们喷射（在战争中我毕竟不曾是先锋），而后是水泵站的状况，等等。第二是战术考虑，意识形态等等，如此来说明，由一切可以观察到的观点来看这些行为为什么是不完全的、愚蠢的、幼稚的。敌人是左派，下周将在有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党棍们参加下讨论。此外下周也要讨论作为发展学说的起源说的适用性，关于隐藏的参数（在伯克利大学正在做关于此的试验）。我将让对于这个班来说是陌生的、一个戏剧小组的成员参加这个课并且由他们自己来讲，以此使学生的那些消极行为变得可笑。很长时间来我已经放弃了那种系统的讲课。每一次课都是一次“偶然”，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真的会是什么。这很符合我的懒惰，我相信已把这件事作成更娱乐性的了。我的同事，首先是系主任，都快要中风了。他们在考虑怎样才能摆脱我。但是，这很难。（如果人们把我从伯克利扔出去，你是否能接受我做助手，或者在玛莎“下面”作下面助手，为了不完全忘记性欲问题）。
1970，3，2，阿尔伯特，
亲爱的保罗！
你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信件增加了欢娱的旋律。我有个印象，由此能够析出一种振荡规律。因此，令人高兴的是，由于你的信件属于少数几个人，我非常愉快地阅读它并总是愿意回复，而不必有义务压力。此外，它也使我们这个小群体的其它的成员感到愉快……你对左派的攻击当然尤其使我高兴，特别是他们在政治的光谱中积聚了非常大量的唯心主义的弱智思想。希望你不要走到得罪一切的地步─包括大学的管理机构，从而两头落空，尽管你现在有足够的位置可供选择。无论怎样不要放纵感情，要保留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的下层建筑，现实主义。因为，你想要得到一个助手下位置─比如说在玛莎下面。确实这件事调侃的东西是不应该小看的，而且你的战术还没有遭到官方的限制。但是，在此我也想到那些人向你提供的可笑的报酬。主要是你不负责任地放弃了你的作品的可观的收入，─便宜了那些弱智的左派，他们永远不会感谢你。
1970，3，6，费耶阿本德，
……
……现在，在这里你又要指责我把逻辑和心理问题混淆在一起。是的，因为我是一个奎因主义者。我相信，奎因已经表明逻辑学─心理学的是没有不同的区别。但是人们是能完全独立地论证，科学是由人来从事的，进步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如果某个人向我说，出于心理学原因，某一确定的逻辑必然性带来的是进步的停滞，那么我就会说，逻辑比这还要坏。因为逻辑应该进一步帮助我们（亚里士多德的弟兄们也这么说）而不是制定一个使一切思想停滞的精确的理想（你怎样看性交的“理性姿势”，对此你只有十年的训练，可能仍然还有很大的困难，且由于时间很短而不能达到性高潮？）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还是非常开放的，需要讨论。为什么我引述黑格尔爸爸的话的另一个原因很简单，我想要激怒我认识的某几个人（不是卡尔）（指波普─作者注）。人们应该学会最有血性地处理事物，一篇简短的论文似乎就是一个清教徒自我剖析，其中一切都必须真实。人们大概会仓皇失措─而我却暗自发笑。那么你们，我不忠实的海德堡青年，反正知道我经常是假情假意、讽刺挖苦地写作。我最后将这一切困苦让新左派书店出版也是完全出于同一性质。当然我丢了钱（虽企鹅出版社将编辑出版平装本，还能给我带来几文钱），但是那种人们只能在正派资金雄厚的出版社出版的想法，我就是没有（在格罗夫（Grive）出版社出版这整个杂烩更好，它出版一切淫秽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此外在那本书中对左派有很多旁敲侧击，（在还不曾存在的书中）或许关于马库塞的贫困有整整一章（用这个题目：马库塞博士的遗嘱）。我向你们许诺写这一章。（注解：后来在书中没有这一章，马库塞只和黑格尔一起被提到一次（肯定性的））
1970，4，7，阿尔伯特，
……
现在，我不断地得到讲座邀请，这确实首先是因为和哈贝马斯的那些旧有争论。很多人的确相信需要我作为反对的另一端，并能动员所有可能的东西。（这时常有一种保守的味道，因为人们会很轻率地把法兰克福的反对者按照这个方向归类为保守。最近居然有以为雇主基金会的代表来找我，他想尽办法想从我这里挤出对黑森州新的的高等学校法的看法。我对此根本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兴趣，只是立即抱怨负担过重。这是这种人很容易理解的一种语言。负担过重看来可能是一种美誉，永远会被善意相待，尽管在一定情况下只能追溯到他没有能力说不……）
1970，7，15，阿尔伯特，
……周末我们到慕尼黑参加一个马克斯·韦伯讨论会，也有些消遣活动。一周后我在伯尔尼有两个讲座，一个是对经济学者，另一个是对社会学者和哲学学者的，并且和社会学学生一起进行了讨论。他们刚刚占领了研究所……非常有趣。如他们在此曾经不断感到的，由此出发来看，这些人还有些“落后”，最好的不过是哈贝马斯分子，其中还没有列宁主义者。其后，为了本学期有一个良好的结束我最终开向法兰克福，以便在我的老对手自己的领地上攻击他。这使我非常开心。那个非常大演讲厅坐满了人。我开始就宣布，现在我要向哈贝马斯-阿佩尔科学学说进攻，然后提出代替解释学的方法。我相信，我使一些人非常震惊。在讨论中反对声音很弱并且逐渐消失。可能哈贝耗子根本就没有从洞里出来。……这也是造成我所有那些会受到惩罚的疏忽的回答的原因。但是，我最终也想从曼海姆的日常生活中抽出一些身来例如为我所计划的国外旅行（伦敦等地）做些“练习”。
1970，11，25，海德堡，阿尔伯特，
……星期五，为了败坏他们那些大学政治化的主张，我在德国工程师协会的会上刺激了新左派的一些人。其后，在晚上和那些听讲的大学生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激烈的讨论。重创了他们，尤其是他们最初是以极其傲慢的态度提出模糊混乱的论断和似是而非的论证，这使我非常愉快。在讨论中他们甚至连一些最简单的句子都不理解……
1970，（上信的复信，无日期，书信集第122封信），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说到学生中的左派，我拿他们开心已经多年了，在柏林（我说，“你们还想要什么？你们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好的条件，”）和在此地伯克利的各种场所。只是我除了用锤子外，很少论证。如Ｎ所说的？然而对我来说，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夏天，在一次课上，我只是顺便提到，如果要我在尼克松和一位学生革命家中间选择，我当然选尼克松，并且毫不犹豫。这时有一个年青人问我，“费耶阿本德教授，如果你的一个助手在校园中被警察射中，你将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照顾好他的女友”。─对此，那位提问的先生以离开演讲厅（或逃离）来表示抗议。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根本不会严肃对待，因为对这些傻瓜不会有用，现在越来越多的规定进入大学。检查队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巡视，检查是否讲课在按步就班地进行，他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在此我在一封公开信声称，我要把每一个这种检查队员赶出去，即使校长参与其中。
1970，12，12，海德堡，阿尔伯特，
……
感谢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出版物上对我的所爱的辩护。我很担心，讨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黑话问题，是否会有助于为我的作品在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的开拓。关于“典范系列”，我仍然还没有听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接受它。无论如何，对于传播波普的思想我在此地确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一定不能把它推倒极端，如今再转而使用顶礼仪式，无论怎么说都不是我的想法。然而，这可能刚好就是，卡尔确实不完全理解我，或不理解我的原因。
好了，左派学生。在我的课上有一个空话连篇的饶舌的人。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省下很多草稿纸。他在讨论进行中发言，即兴地提出异议，有时几乎到了低能的边界，用不着我继续进一步多说了。上周三，他请求我给他大约五分钟时间，做一引言。后来，他谈了十五分钟，向人们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科学”。他“导出”了这个聪明的论断。你能想到是怎样导出的。接下来我只提了一个问题，他感到了问题后的戏谑，显然受到重挫。我根本不在意他的印象是什么……
1970，年底，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祝贺左派的渗透。在我的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聪明的“新”左派。我去年在耶鲁讲课的时候，由于在我的班里充满了对理性的批评言论，这几乎使我从新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反对这些人最好是用一点列宁的药，如《怎么办？》，或《左派幼稚病》，如此等等。我恰好正在浏览列宁全集，那里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封他给他的唯一的一位女友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信。在此我能看出她和列宁的太太确实在竞争。我必须说的是，今天在左派中发生的，是在列宁、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的水平以下，深陷黄泉（相对的是高耸入云）。这就是我首先要指责这些人的：他们和传统的关系，“只是隶属于传统，而完全没有从传统中学到什么。”因此，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女士和先生总是保持沉默。现在我的汽车来了，我要到一个有超乎寻常漂亮的女招待的饭店中去吃午饭了。
1971，1，30，海德堡，阿尔伯特，
……
对《资本论》人们应该这样阅读，那些马克思不一定非要努力处理东西，要略过去……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之后本身几乎只是蜕化。或许罗莎·卢森堡和类似的人（希尔弗丁？（Hilferding）（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德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是个例外。今天的那些分枝实际上几乎不值一读。我刚好在图青参加了一个的基督教学会会议。在会上我必须针对其它三个人讲话，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Alfred Schmidt），他真的很努力，但是却苍白无力。一位是神学家（Janowski），他的问题在于，他的神学今天应该定居在什么地方。（解答：我能向他证明的只是，他应该定居在法兰克福学派之侧，而不是我这一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直觉）。反动的反启蒙主义的弗格林（Voegelin）的一位学生，他用极其混乱的，并且伴有过分要求的方法彰显自己。对所有这三位先生和他们在听众中的支持者，我用有所针对性的问题及其它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有时帮助他们互相驳斥，把他们对我的攻击转移到别的方向等，揭露那些自命不凡的命题是微不足道的无聊之谈。……可惜我的报告总是有些生硬，直到到讨论我才在一定程度上清醒过来（我才化冻）进入状态。……
四．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笔者注】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阿尔伯特被归入右派，保守的行列。但是，作为自由主义的阿尔伯特，根本上是一位改革者，只是对学生运动和左派们的行为和思想，道德主义及甚至由此而来的自命不凡的傲慢，心胸狭窄固执等等，有所看法，才在现实中站在了这些所谓“革命者”的对面。
费耶阿本德虽然属于左派，但是他反对学生运动要把大学变为新的教堂，对学生革命家们的思想持激烈的怀疑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简单幼稚，态度是反人道的。
68，2，29，费耶阿本德：
会议内容：“骚动的学生”；高等学校规定：现在如果我去柏林，肯定将也要受到叱责。但是，如果他们这样试图，那不过是啃一块铁，我那维也纳式的放浪会变成德国学院式的投入。这种事情我真的不会严肃对待。（亲爱的汉斯，你也不应该严肃。你的职位现在如此稳固，丢掉这些鸡毛蒜皮，致力于你的工作和休息。在委员会上大家应该坐着，此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一个人们要把大学变为新的教堂，在那里训练精神，我维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想法。大学是一个智力的超级市场，在那里已经成人的、而且成熟了的（如果不成熟，那是他自己的责任。）学生到处游逛挑检他们喜欢的，扔掉不喜欢的。学校当局的关心的是提供多重选择，但是不必关心购买者的精神。由于它是对私人生活的干涉，真正的购买者也应该禁止这种干涉。但是，这些新的学生幼儿却不想这样，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教堂。）
布洛赫加上杜什克（Dutschke），是的，由于他们吸了青年人的血，这些老吸血鬼保持了他们的生命。（只是我恰恰不想要杜什克的血流在我的血管里）。我很高兴我在柏林的第一次喧闹（一切差不多都计划好了，五月三日我在那里进行第一个讲座）。是的，亲爱的汉斯，你确实有幽默感，但要实际使用它，不要只是留在伯格勒豪夫（Boeglerhof）（阿尔卑巴赫的客房─笔者注），而要让它在会议上，也就是你神不必守舍。！
68，3，9，阿尔伯特：
关于学生和大学你所写的─超级市场─好极了！你必须一下子把德国的杜什克们涂在黄油面包片上，在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中它产生于异化，或类似于此，这种说法的商业看法要归功于你。这种黑话逐渐令我厌恶。由此他们似乎占有一切真理并且还在道德上完美无瑕。（可和罗伯斯皮尔的道德相比）。你确实能在柏林的这一学期有时间来这里吗？且到阿尔卑巴赫？布洛赫、马库塞即其它人对你来说必定意味着一个精神的宴会。
68，5，28，费耶阿本德：
几天前我曾给你们打过电话，并和令郎交谈甚欢。本来我也打算在上周六到你们那里去，只是直到最后一刻才没有成功。尽管令我很遗憾，因为现在的事实是我属于左派，而你们和波普属于右派，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不想拜访你们。如你们所知，在柏林，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党派，而主要事件是，在我离开这个城市时研究政治的苏尔研究所（Suhr Institut）被占领了。右派反对这种占领，它获得维也纳学派的支持，在那里主要是波普，他被说成是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理由是，在那里事实决定理论，思辨推测没有完全的自由。增值和不可同约，按照它们也没有坚实的知识基础，我对它的陈述是，它是左派的哲学实体，他们已经向我表明非常愿意接受这些思想。波普学派的轻微分裂在柏林甚至也导致政治上的极端化。我曾经有过三个助教，一个是克拉尔（Krahl），他使法兰克福大学运转停滞，是法兰克福的杜什克。另一位却可以说是传动排挡，他在苏尔康姆普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越南的书籍，第三位是凯尔（Kaehr），他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科学理论看来在柏林已经在成长为革命的中心。但是对我来说十分确切的却是，如果革命越多，那么讲课就会越少。此外，我也就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大学了，就如同我的很多同事，他们居然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学生领导研讨班等）是非常理性的。总而言之，我越来越滑向左派是基于我在柏林所曾有的很多消遣开心的事情。于此，我其实在开始时是故意对抗阻碍学生革命的，而眼下，我却是支持的。现在我希望能有机会向你们口头解释一切，但暂时却看来是不可能了。
注：克拉尔，是学生运动的左派领导成员
1968，6，1，阿尔伯特：
你看来还是有些低估了我们的改革乐趣。在曼海姆和柏林并不完全一样，这可能与此有关，我们和柏林的很多教授不一样，不那么保守。在曼海姆的社会科学教授中废除了头衔称呼已经五年以上。我们有一个学生同行团体和我们一起讨论改变的建议。长期以来我们就有对讲课批评，讨论这些课如何上。大体上在他们能适应的情况下，讨论班就由学生接过去领导。当然不总是这样！在这里我们也相信有些改革建议非常好。然而我们被德意志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干扰破坏的是这件事，他的一些成员表述显然已经背离了基本立场，且象神经病患者一样地反应，其实也只是提到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而已。这令我们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其它一类的人。但是，在曼海姆我们已经登记退出。理由，不可能讲述相悖的观点。还有教会，正如你曾十分恰当地描述过他的过去。在柏林是另一样吗？或许你什么都干得出来，改变它？
1968，12，8，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汉斯，紧急：由于在马库塞的理性＋革命（他的唯一一本好书）中我发现了一篇非常精彩的导言，我在越来越多地研读黑格尔。这里乱七八糟─加利福尼亚州长已经宣布伯克利（大学）为非常紧急状态。大量的警察，中心讲演厅付之一炬（物质损失五十万美元），炸弹爆炸，殴打平民，我把课从大学搬到教堂，支持“革命”，批评其蔓延，我的讲座主要的内容：穆勒《论自由》，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你知道吗，伦敦经济学院由于骚动已经关闭？在柏林我所有可爱的同时都对我愤怒。兰德曼给康德协会写了信，要他们千万不要邀请我作讲演，我已在学术上名誉扫地，等等。还有同样令我忐忑不安的是芝加哥的Loyola 大学送到我家中的一封信，一所耶稣会大学，且要授予我名誉博士。一定是疯了。眼下我还有很多要写给你们，但是现在我必须走了，一位金发女郎在期待我的一切美妙。
保罗
1969，2，21，海德堡，阿尔伯特：
《理性和革命》看来真的是马库塞唯一一本好书，而《单向度的人》确实是他的最坏的书之一。穆勒的《论自由》，我以前曾经读过，非常好……在我们这里，学生走到这一地步，自由派认识也渐渐远离他们。显然，成功地走向所谓极端的左派的领导位置的总是那些弱智者和暴力分子。缺乏理性思维，而代之以傲慢和恐怖，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混合。毫无幽默，装腔作势，自以为占有真理，喜爱黑白分明的图画描述，……人们究竟能对这些人期待些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应该支持这种伪革命呢？这些肆无忌惮人几乎不可能劝阻，因为他们总是要找某些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们准备把这一切合法化。我刚好读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塔尔蒙（Talmon）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此后的第二卷是《政治上的弥赛亚（救世主）主义》。在书中可以发现很多使人们能联想到我们的左派的内容，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简直就是一种时代错乱。马克思可能要嘲笑这一切。
1969，3，26，伯克利，费耶阿本德：
亲爱的汉斯，在佐治亚，亚利桑那，两个地方我都催促大学的管理人，并提交了我的计划：废除基本结业考试（与博士学位相关）之前的一切考试；学生参与管理任务、选择教授、规范考试、讲授内容等等。学生中极端分子的目标（如上）我完完全全地接受，但是他们的策略，我认为过于陈旧，没有新意；他们的共同的哲学简单幼稚、态度则反人道。在此地的罢课骚动期间我整天的批评学生，我的课没有任何其它事情可作。首先是，“革命”是正确的吗？你们知道所谓“革命”都作什么吗？革命不只是意味着打碎一些窗玻璃，称警察为猪，组织人齐声呐喊“Fuck Reagen”！（Reagen，是这里的州长，另一个字什么意思去问玛莎（Marsha））。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其它民众那里革命还意味着是广告，政治宣传。报纸以如此这般的论证推行它。胆小鬼是那些只考虑自己的奖赏而不为看来与自己无关的同胞考虑的人（谁曾想过，一个在这个可诅咒的国家中的警察或许也不是非常幸福的？他的生活也象学生一样越来越坏，付给他钱是为了要他什么也不要做，或少看书，此外他能作的是可以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如此而已。这就是我对学生革命家们的态度。我直言不讳地天天向他们讲。但是，正是由于此，我将不会向我同事或这个“制度”中的朋友讲。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悲剧，它使青年人无所作为，努力改变他的“理智”。人们若不吞咽忍受它，就只能毫无理智地反对它。
然而，究竟是谁在试图扭曲“理智”呢（如果我们思索一下争论中的两党）？我能数小时之久地继续于此。当然科恩-本迪特不是新的，然而他使人们注意到极其简单的事情，而且使用的方式不象大多数社会学家那样乖僻。我们需要简单的事情。人们怎样教授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处之？阅读，或讲述：毛关于矛盾的论述。博学的人流下痛苦的眼泪，但是，却不是出于兴趣。谁关心封闭社会的居民的头脑，并唤醒他对于理智上转变社会的能力的信仰，那就是毛。我已经完全不关心向另一位教授去谈，对此我毫无兴趣，而关心大多数人，民众的教育。他们将有能力看穿那些所谓“专家”，而不再受那些“确实确证的理论”影响。想想法庭审判，一个聪明的外行，律师，能够在一个月的学习后使专家陷入困境并摧毁他的光辉。这就是毛对那些普通民众所教导的，去实践，他为此而赞扬它。但是，对于学生骚动，我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对策。你看，我以“一种”方式而完全没有离开批评传统，并且完全没有落入到学生革命者中去。然而，于此我却不再爱我的哲学同事，除非他们象你、伊姆雷和在某种痉挛范围中的乔斯科（Joske，费耶阿本德的一位女友─笔者注）那样具有幽默。
现在我必须起身。我要和一位令人眩晕的漂亮的金发女郎和她的褐发胞妹吃午饭。
祝一切好─希望我们很快见面。
保罗
1969，10，27，阿尔伯特：
你现在发现的对革命青年运动的看法，我们早就认识到了。道德主义及甚至由此而来的自命不凡的傲慢，心胸狭窄固执等等……。我从根本上对这种装腔作势饱了。相信贝特尔海姆是正确的（Bettelheim），他在《冲突》杂志（Encounter）六九年九月号上的文章，陈腐的青年人，你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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