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3日 星期一

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上)

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
─六十年代末期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的哲学探索
-仲维光 -

一.问题
二.关于费耶阿本德和汉斯·阿尔伯特
三.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四.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五.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六.对黑格尔,及德国传统哲学;
七.对波普和科学理论

一.问题

费耶阿本德,在中文世界中享有盛名。但是,他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几乎和在西方的非哲学领域中的知名度一样,并不是由于他深谙严格的科学理论探索,却不愿完全接受它的限制,而是由于他的立论能给“非科学”的一切打开存在的大门和理由。在中文世界他又多了一层含义,他成了反抗西方“主流”社会和学术的代表人,成了反西方的代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斯·阿尔伯特,尽管在德国他是一派哲学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偏离德国传统,因此在德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始终是边缘人物。由于这层关系,在德国他甚至没有远在美国大学的费耶阿本德那样引起媒体的注视。而在中文世界,本来这位在政治哲学上作出很大贡献的哲学家,这位关于民主制度,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思想有很多重要著述的哲学家应该有很大影响,但是他却同样没有费耶阿本德那么幸运。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

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这两位哲学家是同代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五十年代,他们由于科学哲学而相识,并且成为朋友,到七十年代中期走向不同的哲学倾向。六十年代末期,他们通信频繁,这一时期,无论社会,还是他们思想的发展都处于一段非常时期。因此,他们讨论的问题和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融合在一起,涉及最重要的思想及方法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散发着哲学的睿智,而且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氛。一九九七年德国出版了他们这一时期的通信集。(《保罗·费耶阿本德和汉斯·阿尔伯特通信集》,《Paul Feyabend-Hans Albert Briefwechsel,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Frankfurt am Main
在那个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再次在德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两位作者亲身参加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的私人讨论更能使人们能追寻到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对科学理论规范转化的探索。这些讨论不仅揭示了一般历史层面上的那些争论,而且向人们毫无掩饰地展示了一个和科学理论传统,批评的理性主义,相联系的不同方面的变化,即面对它所遭遇的、并向其挑战,试图与其竞争的,在德国社会始终占据统治和主流地位的哲学的解释学和批评理论的规范时的两种反应。
这些讨论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新反省六十年代的思想和社会问题,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其后几十年,乃至今天的很多思想和社会问题。这些讨论不仅在最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而且在政治哲学领域涉及的都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及其倾向,可能是人类永远不断地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非教科书式的的讨论,更加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哲学、社会和历史问题。因此,笔者编译概括出概括出他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以供中文世界的读者思索比较: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对黑格尔,及德国传统哲学;
对波普和科学理论


二.关于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

要想了解和认识汉斯·阿尔伯特和保罗·费耶阿本德两人的生平和思想,就必须提到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他们两人都是在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认识了波普,及其所代表的批评理性主义,并且都是由此而成名。他们两人和波普都非常熟悉。但是,当阿尔伯特逐渐成为波普学派中的中心人物时,费耶阿本德却在我们介绍的这段讨论期间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不仅成为波普的激烈的批评者,并且由此成为科学理论和科学在现代社会作用的批评者。更为令人注意的是,当年影响这些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它和当时学生运动的关系。这场学生运动和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密切。他们两人,费耶阿本德受到这场学生运动的强烈影响,而阿尔伯特那时在所谓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成为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方的发言人。

1-费耶阿本德

费耶阿本德,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维也纳出生。他在维也纳第八区的一个中学毕业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参了军,并成为一名军官。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受了重伤。这次受伤影响了他终生的生活,一直被它折磨。正如他的夫人格拉茨娅·包瑞妮·费耶阿本德(Grazia Borrini Feyerabend)所说,“由于战争时的负伤,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疼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必须不断地服用止痛药。
战后,他到魏玛学习戏剧。几年后,他得到一个机会,做布莱希特的演出助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一职位。对于当时的这个决定,他后来认为是他一生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一九四七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成为历史、天文学和物理学系的学生。然而,很快他就不再理睬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因为他不喜欢那些过时的套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维克托·克拉夫特(Victor Kraft)。克拉夫特是在战后恢复时期研究所中最后一位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费耶阿本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费耶阿本德首先参加了克拉夫特圈子的活动。其中主要是学习研究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在这个群体中继续讨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战争时期,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驱逐到国外。在这个圈子中,他也了解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他始终抱有对维特根斯坦的特殊景仰。他也是那些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断地争论的哲学家之一。后来,在他准备到英国前,维特根斯坦去世了,因此他未能如他最初计划的那样到维特根斯坦那里学习。
在研究所期间,他以研究所里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哲学方法不断地和黑格尔主义者埃里希·海因特尔(Erich Heintel)争论。最后,他在克拉夫特和弗里德里希·凯恩兹(Friedrich Kainz)指导下以“关于基本句子的理论”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一九四八年,费耶阿本德在阿尔卑巴赫(Alpbach)认识了波普和哈耶克。有许多年,他对他们非常感激。在维也纳期间,他也和共产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瓦尔特·霍利彻(Walter Hollitscher)成为好朋友。一九五五年他离开维也纳迁居到英国。在那之后,他虽然把波普《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翻译成德文,但是,他拒绝了波普提供给他作为助手的位置。同样在阿尔卑巴赫,一九五五年他认识了汉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和他有类似的经历,在战时参军并成为一名军官,战后重新进入学校学习。
在这期间,费耶阿本德经过一个短时的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工作后转到加利福尼亚,一九五八年在伯克利大学得到哲学教授位置。尽管有繁多的旅行,客座教授和经常有离开伯克利的想法,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位置,他保持了将近二十年。在那里,他认识了托马斯·库恩和塔斯基(A. Tarski)。在那里,他和维也纳学派出身的哲学家库尔特·鲁道夫·费舍尔(Kurt Rudolf Fischer)再次相遇。费舍尔一九五四年作为奖学金生在维也纳和他相识,他们之间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一九六五年,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伦敦斯组织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库恩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并由此揭开了波普─库恩争论的序幕。费耶阿本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一阶段他仍然承认自己是批评理性主义者。他提交的论文是“对专家的安慰”。他曾经把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在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讨论班上做过报告。当然,他也没有回避对波普某些观点的批评,如克拉夫特强调的,费耶阿本德已经转向批评现代经验论的两个基本要求,即,
一.一确定领域中的新理论要与迄今为止的理论保持一致;
二.其基本概念的意义要保持不变。
关于第一个要求波普也曾经明确地反驳过。费耶阿本德认为,只有依靠竞争理论的帮助,对一个理论的批评最终才能成为可能。其后,他逐渐成为批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乐观主义的批评者。
在这之后的思想探索,就是本文介绍的这段时期。
费耶阿本德在去世前,94211日给其通信集编者的信中说,“我不是哲学家。如果我可能是一位什么的话,那么我可能会致力于一个有多重兴趣的团体,而不是批评理性主义。在那些教席上有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但您不不要由此认为我是一位哲学教授。我过去和现在和很多批评理性主义者非常友好地交往,或曾和他们的争论,您也不要被它误导。在其它圈子中我也有同样好的,甚至更好的朋友。例如,在被称为分析哲学的领域中的朋友,费格尔(Feigl)、卡尔纳普(Carnap)、亨普尔(Hempel)、弗兰克(Frank),我都熟悉,并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曾在费格尔的研究所呆了两年,并总是在帮助他工作。我和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一起领导一个讨论班,为初学的人写分析哲学的认识论。维克托则为我的论文提出了指导建议。瓦尔特·霍利彻从1950年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年复一年地争论基本的哲学问题。如果维特根斯坦不死,我就会到剑桥他那里去学习。他已经接受了我。此外,您还要考虑到,我所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暂时的作品。我不加思索地写下它们,而没有考虑它们应属于这个或那个教会。因此,您或许看到,任何认为批评理性主义和我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看法都是由于把宗教和新闻工作混为一谈而产生的。一个记者会访问很多人,与他们谈话,写他们,但是,却不会皈依固定的信仰。我在某种程度上唯一认同的一个人是恩斯特·马赫。但是,他也拒绝把他归为哲学家。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位‘专心的漫游者’。”

2-汉斯·阿尔伯特

汉斯·阿尔伯特,192128日生与德国科隆。今年德国的学界和出版界庆祝了他八十寿辰。战后,他就在科隆的大学学习经济和社会学。1952年以“理性和存在”作为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以另一种方法对思辨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评性地考察。论文的第二部分后来作为单独一本书出版,书名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制度政治学辩论中的经济学论述》。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仍然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信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化悲观论者。后来,经过一些弯路,主要是受维克托·克拉夫特工作的影响,他找到了维也纳学派哲学,最后在卡尔·波普著作的影响下,他脱离了逻辑实证主义。1957年开始在科隆做教授升等论文,1958年他在阿尔卑巴赫认识了波普。1963年在曼海姆的经济学院,即后来的曼海姆大学获得教授位置。
汉斯·阿尔伯特是今天最重要、最具权威性的德语科学思想大师。在德语世界中他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和“批评理性主义”或称之为“理性批评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理性主义是现代哲学中的一支,它主要是由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卡尔·波普所奠立的。阿尔伯特和波普有将近四十年的紧密联系,并且为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的哲学在德国的生根做出了决定性地贡献。他和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威廉·巴特利(William W. Bartley),早期的费耶阿本德,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和约翰·W·N·瓦特金斯(John W. N. Watkins) 都属于批评理性主义的第二代。他的主要兴趣在社会科学,尤其在政治和伦理哲学问题,他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且由此,阿尔伯特在把批评理性主义由科学哲学推广到普遍有效的思想方式方面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自己甚至称之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构思”。
阿尔伯特遵循了波普的信仰,人们一切解决问题的试图首先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一原则不仅对于科学有效,而且对于伦理和政治也恰恰是有效的。一切解决问题的提议都仅仅是暂时的,它必须在现实中得到证明。因此,它的表述形式必须能够被批评性地加以检验。由此而来的“结构和批评”的相互影响作用表述了批评理性主义的主导旋律。阿尔伯特断然拒绝所谓精神科学的特殊角色,甚至方法上的完全自立。。这种要求主要存在于以前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假设中,即有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波普在四十年前已经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阐释了它无法立足的原因。
然而,这些题目仍然导致批评理性主义和传统的德国哲学的代表之间的冲突,这一传统德国哲学今天主要是由批评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德国唯心主义的产业,尤其是黑格尔的遗产和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政治分析和假设联系在一起。赫伯特·考埃特(Herbert Keuth)甚至把由此而涉及的批评理论称之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来表明它的特性。
于尔根·哈贝马斯,批评理论最著名的年青一代代表之一,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说引导到日常政治生活中,并且公开地作了一些修改。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批评理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局限在学术范围中,而是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它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时,即人们经常谈到的所谓“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在公众社会引起广泛的注意,或许可以说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差异。
于尔根·哈贝马斯,批评理论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在一九八一年确认,批评理论的历史哲学思想曾经忍受明显的“基本概念的混乱”。这一责备正是阿尔伯特十五年前在批评阿多诺、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是提出的。东欧集团的崩溃暴露了它的另一方面,即“批评理论”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最根本和无可救药的是,它缺乏批评性!
对科学哲学的信仰决定性地使得阿尔伯特和大多数属于德国唯心主义传统,或者说海德格式的语言魔术的哲学潮流分道扬镳。阿尔伯特在他的工作中竭尽全力地努力的方向是,最大可能地使论述清楚,可以理解。任何形式的晦涩眩晕都令他痛恨厌恶,他从来不畏惧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倾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包含着详细的分析哲学的论点,他对此字斟句酌地对它所能表达的能力加以检验和批评。这种风格对于德国的哲学听众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相对抗的。自从黑格尔以来,德国人已经习惯哲学家必须要“深邃”且不能理解地写作,并使故作高雅的乏味陈述成为精神卓越的证章。
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如批评理性主义经常揭示的,主要有这样一种好处,使得所陈述的论点(很多时候甚至根本就没有论点)完全隐藏在黑暗中,而逃避对它批评性的检验。
阿尔伯特从最根本的哲学认识论问题出发,对此作出了摧毁性的批评。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偶然原因,他的影响至今仍然被限制在德语世界中。
研究波普和阿尔伯特的时候,人们还应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两个极权主义都是产自德国、和德国的文化思想传统!极权主义者对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不是偶然的,在德国思想文化领域中这二者的联盟也不是偶然的。因此,阿尔伯特,及波普学派在德国思想领域中的遭遇也就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了。

3-六十年代中期后的阿尔伯特和费耶阿本德

1965年,费耶阿本德第一次到阿尔伯特在海德堡的家中做客(121日至7日)。后来,他又去过四次。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1990104日。
有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通信与时俱长。1966年到1973年阿尔伯特是他最主要的通信者之一。1966年费耶阿本德除了在伯克利和伦敦外,还得到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头衔。1970年在Minnesota研究中发表了他的“反对方法”一文。其后他不断补充、加工,最后成为一本书于1975年在伦敦出版,德文本的题目为《反对方法桎梏─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方案》。这本书明确地和批评理性主义决裂,是他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著作。由于此,在德语世界中,他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注意和讨论,尤其是197210月在基尔召开的第十届德国哲学会议上,他关于“科学理论─一个至今未曾被研究的错误形式”的报告,引起了轰动。
大约在此前后,阿尔伯特在德国的批评的理性主义思想领域越来越活跃,成为卡尔·波普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
196110月在图宾根召开的德国社会学协会工作会上卡尔·波普和阿多诺的报告在德语世界中点燃了所谓实证主义的争论。当费耶阿本德逐渐不仅与波普,而且与批评理性主义分道扬镳之时,阿尔伯特在反对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中为批评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在德国的生存做了重要的工作。也正是通过这场争论,青年哈贝马斯开始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中成为领袖式的人物。这就是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讨论下述问题的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