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二〇〇九年夏天，流亡德国的异议人士王万星先生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多报道有关哈达及内蒙古民众维权的消息，并且多次催促我和流亡科隆的蒙古族资深维权领袖席海明联系。他甚至责备我，西方国家化这么多钱建立这样一个电台，海外有影响的中文媒体这么少，蒙古族民众的信息这么少，不做采访报道是失职的，尤其是席海明不仅人在德国，而且离你不远。他还向我简单介绍了他了解的席海明和哈达的情况。
王万星告诉我，席海明先生自从流亡德国后从来没有拿过国家救助，也没得到过有关基金会的资助，一直靠自己辛勤工作为生，同时全身心地投入民运。他挣钱不多，却大量地投入到参加各类活动的旅行，以及对于国内同胞的资助上。王万星特别强调，在这方面，席海明在各民族流亡人士中首屈一指，是一位罕见的有品质、有操守的维权领袖。而对于哈达，他说，拿他受到的关押迫害和汉人异议人士相比，他在国际社会得到的关注和支持太少了！
为此，〇九年冬季我开始与席海明联系，围绕为被监禁的哈达呼吁和对流亡海外蒙人以及各人权团体有关蒙人的活动进行报道。在报道中我看到，海外缺乏对蒙古人活动报导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媒体对他们的情况了解不多、关注不够；再就是海外蒙古人散居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共同、有力的发声平台，这造成了他们声音分散微弱。从〇九年底开始，我和席海明先生联系，并且由此认识他，交往不断加深。八年来，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海外蒙古人维权运动的起伏和发展。
我对席海明先生的报道和与他的交往，立即引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在第一个报道发出后也就是一〇年年初，一位后来投靠了中国政府的前民阵负责人、席海明曾经的好友立
刻跑去警告他说，仲维光出名的难交，没见人能和他交好交长。对此，我对席海明说，不是我跟他们没交长，而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想和他们交。因为道不同，他们所要的不是我所求的。这样的人，他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我追求什么；另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品质，更是我避之不及的。
七年多来，我和席海明交往的发展，对那位警告席海明的友人不啻是一直接而有力的回击。席海明与我，不同种族、不同性格、甚至有不同的理念思想，也经常因为意见不同而争执，但是却从采访报道的关系，终成至交好友。为此，在刚刚过去的9月29号，我特别选择以对席海明和蒙人活动的报道作为我二十年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结束的封山报道，它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超越政治、超越种族的人性交往和人生追求的特殊意义。我相信，我与席海明的交往，与蒙古人事业的联系会留在当代大陆地区的思想社会史上。
事实上也正是这三点，人性、人生追求和政治态度，决定了冯晓明和那位席海明的前好友一样，对我任何有关席海明及蒙古人问题的采访报道都感到如芒刺背、无法安宁。果不其然，他对9月29号的这个封山报道的处置，又最后一次跌入我们的照妖镜！
二
我在揭示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任冯晓明问题的前六篇文章中提到，对一切有关人权、民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报导，冯晓明一定会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地封杀。对待蒙人活动的采访报道，冯晓明当然也不会例外，而由于蒙人情况特殊，冯晓明的封杀甚至更为典型、手法也更放肆。
事有鬥巧，物有故然，我揭露冯晓明封杀有关席海明及蒙古人问题报道的第一个案例，竟然是他对“中国政府向德国及境外派遣特务及渗透问题”报道的封杀。这是最早被他封杀的几个报道之一，时间是2012年7月24日。
2012年7月18日，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公布了“2012年年度安全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在德国存在的中国间谍问题，其中包括这些间谍活动的对象和手法。由于在前一年，2011年保卫局的年度报告就提到“德国必须警惕外国间谍的活动”，并且点名提到俄国和中国。为此，这份新的2012年报告中又再次强调提出中国间谍问题，就更加引人注目。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它不仅报告了猎取德国经济、政治情报的中国间谍活动，而且特别提到针对于异议人士的中国间谍的特务活动，指明2011年逮捕判决了四名从事这种活动的中国人。
作为自由亚洲电台驻德国的特约记者，这当然是我重点报道的新闻。如何能够让这个报告引起更广泛、直接的关注，我想到席海明。因为他对此有直接的切身体会。我在报告公布第二天采访了席海明，24日发出采访报道。（全文见附录1）
席海明先生具体评述并且补充了他对在德国的中国间谍问题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从来无孔不入，利用你的亲朋好友，威胁利诱，千方百计地打探你的消息，他对此深有感触。强调了最近几年他们的策略开始发生的一些变化。中国政府开始从间接变为直接主动地探听消息，甚至试图操控民运及异议人士组织。
他以蒙古人的活动为例说，二〇一一年在科隆召开的蒙汉民族问题研讨会筹办过程中他明显地感到，中国政府开始感到蒙古人组织起来，担心南蒙古问题国际化，千方百计试图影响控制这个活动。以前是一开会就会派很多特务来，但是为了让这个会议不成功，他们甚至特务都少派了，即使如此在会上他还是隐约觉察特务无处不在。
至于德国安全局报告对潜在间谍活动数量估计是否过高，席海明认为，大使馆充分利用人情、利益和爱国宣传，诱惑迫使人为它做事，德国人的数量估计并不过高。一些人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特务，但是诱迫之下会自觉不自觉地给他们和他们合作。他警告人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易被人利用沦为特务，在德国为中国当间谍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采访报道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因为关于联邦德国安全局报告，这个没有任何理由封杀的新闻，被我们俩人简单具体地处理成一举两得的报道：也就是既报道了间谍问题又宣扬了蒙古人维权活动的情况，既揭示了间谍的手法及范围又警告、告诫了人们。但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必报的报道，冯晓明竟然也敢于封杀！
细心的人们当然会注意到，联邦德国安全局的报告和席海明的揭示，一定会让所有那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人感到心惊胆战，让这样的报道及报道传播，无异于让人们提高警惕！就为此，这个让亲者快、仇者紧张的报道，一定会让中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及人费尽心机地封杀。而冯晓明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跌到这个封杀的倾向和行动中，我想，从我已经发表的对于冯晓明先生对维吾尔人、对台湾人、对国际人权团体活动的报道的封杀事实中，读者自己一定会立即得出结论！
三
2013年是冯晓明最肆无忌惮封杀各类新闻的一年。这一年，单只是四月，他就连续封杀了两个关于席海明的采访报道。这两个报道，对于流亡海外的南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维权团体及人士来说都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及报道。相反这两个报道直接连着中国政府所关注的蒙古人活动的最为敏感的两个问题：南蒙古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及蒙古维权人士和华人社会唯一的中国政府所无法控制影响的地区——台湾的联系交流。事实上，细心的人可以看到，这两个报道的封杀直接连接着中国政府最近十年的战略，那就是一定既不能让南蒙古蒙古人问题和藏人、维吾尔人问题一样发展国际社会问题，也不能够让它的影响跨地区存在！冯晓明可谓严格地遵循了个要求。
1. 被冯晓明封杀的2013年4月9日对席海明的采访报道，涉及的是国际特赦组织科隆分部，特别为南蒙古问题组织的一次讲演讨论会。
国际特赦组织及其科隆分部在德国及著名文化名城科隆的的影响及作用毋须我的介绍。据科隆分部的负责人介绍，他们之所以特别组织这次活动，是因为看到近年来西藏及维吾尔人问题在德国和欧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人权及环境问题严重的内蒙古问题则对欧洲人来说还非常陌生。对此，他们特别提到被关押的哈达及蒙古异议人士的遭遇。
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为此为了这个活动，我事前发预告，对席海明进行采访，活动时亲自出席现场进行了录音、拍照以及采访了组织者和听众。多年来的工作经验让我很清楚如何通过广播及网页，让一个活动及对它的报道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为此我选择了两个报道重点：席海明讲述的直接的南蒙古问题信息和德国人权组织及听众的反应。而冯晓明也同样知道如何通过对于报道的封杀及对题目和文字的修改，以及版面处理来削弱一个活动的影响。所以对于这次活动的报道，他一如既往地、没有任何理由及顾忌地封杀了对席海明以及国际特赦组织活动的采访报道。
对此，我把这个报道作为附件2也附在文后，请读者自行评断、及对比这个报道的内容及质量如何。读者可以进一步对比思索，一三年国际社会对南蒙古地区及蒙古人的关注情况，以及尚在狱中的哈达，在监狱外继续遭受迫害的胡琴夫的实际情况来评断，这样的报道是多了还是非常缺乏。
在这个报道中，席海明所谈不仅重要而且内容具体、线条极为清楚，时下鲜有人能够如此简单明了地把南蒙古问题描述出来。
在采访中，席海明首先提纲挈领地点出问题，“我觉得，达赖喇嘛说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在内蒙正在发生。”接着他分析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存在需要它的族群存在条件和社会存在环境。而蒙古族民众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绝境。现在蒙古人人口在整个内蒙人口比例上越来越小。现在基本上百分之七十六是汉族，甚至一些地方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城市地方就更多，像包头可能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汉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连说蒙语的地方，或者说这种机会都没有了。”
为此，他进一步阐释说，“社会人文环境通过大量的移民被改变了。……与美国对比，白人去了后，印第安人还有一个居留地，或保留地。但是在内蒙他没有也不会给你留保留地。所以面临生存问题不是蒙古人夸大其词，或者无病呻吟，而是确实已经到了生死存亡。”
对于蒙古族文化的灭绝危机，他特别提到日益严重的教育问题，“学校问题，原来每个公社和每个大队都有学校。现在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砍掉了很多，蒙古学校，蒙古学生越来越少。与此平行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大环境，由于整个大社会都用汉语，所以只学蒙语毕业的找不到工作。”
对此，席海明先生特别强调说，现在世界上强调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和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保护蒙古族文化不光是蒙古族民众的事情。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从内心中、从根本上尊重蒙古人及其文化。
重新看了上述席海明先生的看法，我想细心地读者自己会判断这个报道是否有价值，思索冯晓明为何会封杀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报道！
而事实上无独有偶，读者甚至可以进一步从我此前发表的对于冯晓明问题揭露的文章，“关于自由亚洲电台冯晓明封杀科隆大赦国际活动报道过程实录——冯晓明封杀自由社会声音为何如此凶恶？”一文中了解到，今年八月，冯晓明以同样几乎疯狂的手法封锁了对于科隆国际特赦组织的另外一次有关刘晓波和刘霞的活动的报道，对比这两次封锁，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科隆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冯晓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2.就在这同一个四月，冯晓明再次出手封杀了对于席海明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活动的采访报道，即在他流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突破破封锁、成功地受到台湾民间团体的邀请并且访问成行。为此，我特别延迟到在他启程时对他的做的采访，到达时发出报道。
毫无疑问，这个邀请及访问成行，对于台湾的社会，民间人权团体，以及南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维权人士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现在却可以说，由于遭到冯晓明的封杀，这使得席海明，及他所代表的南蒙古地区流亡的蒙古人及团体第一次访台和台湾社会交流的应该具有的影响大打折扣，甚至可说是无声无息，完全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及作用。
对此，毋须我说，冯晓明的封杀是露骨的、并且经不住任何追问。因为席海明作为南蒙古地区蒙古人的几乎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的地位及影响可以说与维吾尔人中的热比娅、多里坤，藏人中的洛桑森格、汉人中的魏京生相似，而对上述的哪一个人的报道，如果被封锁都是不寻常的。因此，对席海明的采访报道的封杀，当然也是不寻常的，而且尤其是半个月，就封杀了他的两个重大活动的新闻报道！
此外，席海明的这次访台对南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的维权团体及运动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因为就在此前和此后，和席海明同样地位的维吾尔人维权领袖热比娅、多里坤都无法成功访台。台湾在经历了蓝绿两个政府后，究竟还是出于畏惧中国政府的反应而拒绝了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维权领袖入境。但是，席海明却在流亡二十年后，实现了这个突破，受到了多个团体的公开邀请并且成功访台。这意义完全和如果热比娅、多里坤能够成功访台的意义一样，是南蒙古流亡人士及团体，台湾维权团体及人士的一大胜利及宣示。然而，中国政府没有能够直接阻止做到的事情，冯晓明替他们亡羊补牢补做到。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冯晓明之所以要这样不顾后果地半个月封杀有关席海明的两个跨越地区并且影响重大的活动的报道，我想其原因如席海明所说：
第一中国政府绝对不希望海内外蒙古人的声音逐渐变大，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第二，谁都知道，中国政府最为忌讳的就是“五独俱全”，即具有独立倾向的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台湾及香港的维权人士交流合作。所以凡是可能具有这样影响的活动，都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封杀。也正是这个原因，热比娅、多里坤的访台至今没有成功。而席海明过了初一，共产党政府的长手却绝对不希望他再过十五。因此，在媒体上封杀对他的报道自然就成了他们为共产党政府服务的人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基于我对冯晓明的多年观察、记录，我当然知道它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冯晓明劣质的人格特质。这是一种不仅看人低，而且专门欺辱穷人的那类生物所具有的恶劣品质。他以为劣势的蒙古人的维权领袖可欺、可辱，可以随意封杀！因为对于魏京生等人，他绝对不敢如此。所以，在这一点上，无论对处于劣势地位，处于被侮辱与被迫害地位的维吾尔人、蒙古人来说，还是对于席海明以及多里坤、迪里夏提等个人来说，实在是雪上加霜，带有侮辱性的封杀！因为，这个民族，这些为此奋斗的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冯晓明对这些报道的处理，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不仅是蔑视你、侮辱你、而且是毫无顾忌地、放肆地处置你。
为此，现在揭露冯晓明的时候，我也要亡羊补牢，把这次活动当时没有发挥的影响弥补回来，让这个封杀变成欲扬先抑，让那次访问应该具有却没有发生的影响，由于冯晓明的封杀而变成一个独特的历史性的事件，让人们永远记住。
为此，从两方面说，二〇一三年席海明访问台湾是当代蒙古人维权运动最重要的事件、蒙古人应该自强不息：
首先他打开了坚冰，蒙古人第一次公开与台湾社会及人权团体交流历史性的事件；
第二，它也是蒙古人维权史上所受到的公开损害，乃至可说是侮辱的重大事件。因为任何人都看到，如前所述，如果维人热比娅和多里坤，藏人洛桑森格访台，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席海明访台，却遭到冯晓明如此放肆的封杀！竟然如此无声无息！所以，正如冯晓明对于维吾尔人报道的伪造、封杀、消音一样，他侮辱的不是我的报道，刁难的不是作为记者的我，而是席海明，及所有有尊严的、奋争的蒙古人及维吾尔人！（详细请看附件3）
四
2017年9月15号，冯晓明“提前”足足半个月给我来信，通知我不再延长合同。由于那一周发生此前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其实是我早已经预感道德。为此我在14号中午和席海明通电话的时候就明确地跟他说，在经过了两年多的平静生活后，我赢预感到中国政府在手能够伸到的地方要对我进行干扰了。我将会遇到一些麻烦事情，对此我已经做好准备。所以15号冯晓明的通知虽然让我感到突然，但是也感到该来的终于来了；虽然让我感到未来的困难，却也更感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彻底的解脱。六年来的噩梦终于有了尽头！而我也终于有机会把六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公诸于世！为此，在接到这封信后我就进行了仔细的考虑：在为糊口做了二十年记者后，究竟以什么题目来做封山之作。这让我立即想到席海明和蒙古人的事业，想到南蒙古代表大会。
我由于记者生涯，王万星的催促而开始加大力度关注蒙古人问题及其活动，认识席海明七年，期间却有六年生活在在这个噩梦中。对此席海明有所知、也有所体会。因为在每个报道前，我都请他原谅我的处境，报道可能不能完全尽如人意。所以，我想，以对席海明的采访封山，不仅对恰好成立一周年的南蒙古大会的新闻报道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且席海明会理解并且配合我，把最后一个报道做到恰到好处。
其次，对于我个人来说，七年来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蒙古人的维权运动，筚路蓝缕，我内心中欣慰的是，作为记者，作为汉人中的知识分子，我为蒙古人的权益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一份贡献。对此，尽管我自认为对于藏人在欧洲的影响，维吾尔人在欧洲的活动的报道上，我都有特别的贡献，但是对于蒙古人，由于我和席海明先生的交往，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及感情，它拓宽了我在民族问题上的很多认识，并且丰富了我多方面的感觉力。
为此，在我作为自由亚洲记者封笔的时候，我特别选择了关于世界南蒙古大会，选择了对其主席席海明的采访。我以为这个报道不仅对时下的中文社会，亚洲社会有着极强的新闻性，而且它会提醒汉族民众，提醒蒙古族等各族民众，提醒国际社会：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各族、各国民众的关系是超越族群边界的。
与此同时，我当然也希望，最后一个报道不仅次让世界再次关注南蒙古代表大会的活动和声音，而且要让这个报道的分量永远压在冯晓明的灵魂上。
17号，我通知了席海明，告诉他以后我们在新闻报道上可能没有继续合作的机会了，如果南蒙古大会及他愿意，我希望能够以对他们的报道结束这段记者生涯。但是第一，仍然要请他原谅，由于冯晓明的存在，我还是必须以报道能够发出去为准；第二，在这个前提下，希望他们尽量利用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把在别处无法发出的信息传达出去，我一定会尽力。席海明接受了我的建议，一周后，他和我商议说：
1.这个时间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六十八周年，也是世界南蒙古大会成立一周年，为此可以从根本的价值的对立问题来谈南蒙古大会以及南蒙古地区现状。南蒙古大会成立一周年主要做的几件事情，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人的悲惨命运有关。
2. 涉及南蒙古大会最有时效性、新闻性及特点的动态是，八月在南蒙古举行的阅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庆祝，以及时下的所谓国庆，它首先显示的不是庆祝，而且共产党政权对于蒙古人人权华人维权运动的加倍增加的攻击及迫害。
3.中国政府采取了渗透，严密围堵，以及有选择性地以“蒙人”制约、制导蒙人。对此，他具体举例说，被严密封锁的中国网路，在国庆前夕居然凡是攻击南蒙古大会的信息都能够畅通无阻地通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庆祝现象。此外，就是在海外中文媒体中，对南蒙古大会进行的信息封锁和消音，它们的目的就是力图使南蒙古大会，蒙古维权活动在海外逐渐消失。
我同意席海明的建议，为此，二十九号上午采访了他，中午两点我把制作好的最后一个报道发到台里。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个对席海明的采访报道中谈到的内容，在庆祝中共所谓国庆节前，超脱了泛泛的民运八股式的政治口号，非常具体地点中了时下蒙古乃至大陆政治形势的命穴，而就为此，我当时就感到，这最后一个广播一定会最后一次刺痛冯晓明。为了它的发表，我进行了加倍软化及客观化的处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因为我的大意，而让南蒙古大会和席海明的声音被封杀。但是，基于我对冯晓明的疯狂，以及他那种顾头不顾尾的狡猾的了解，我还是吃不准它是否会让冯晓明再次自我暴露，再度采取近乎愚蠢疯狂的封杀。为此，那一天，从台里更新网页开始的时候，我就跟踪网页，它虽然没有和往常那样在德国时间下午四、五点钟上网，但是在晚上八点多的时候终于上了网。为此，我松了一口气，觉得我对蒙古人，对席海明有了一个可以打上句话的完满结尾。了解这个情况的席海明，也为之松了一口气，为我们的合作圆满结束感到欣慰。（见附件4）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最后一幕却依然没有轻易地落下。这最后一个报道竟然让我经历了中国那句老话的演变的过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五天后，10月4号，我收到最后一张账单，看到这个报道居然没有计算在内。由于我有过2014年9月23号的经验：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负责人德利奥斯关于伊利哈木被判刑立即发出的对德国政府呼吁，报道上了网，却没有广播，没有计入账单。于是我立即明白，这个报道一定又是没有被播出。我所经历的冯晓明的戏剧居然在最后一刻依然是歹戏拖棚！难道真的是应了中国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席海明、南蒙古大会和我所期待的圆满结局，难道被冯晓明耍弄了，依然留下遗憾？！
由于此前10月3号，我已经在海外的网路上发表了第一篇公开揭露冯晓明的恶行的文章，“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主任冯晓明究竟在为谁工作？”，因此，我虽然例行地立即告诉会计所存在的这个问题，但是不愿意让会计为难，没有请她去查原因。我当然能够想到已经知道了我对冯晓明的揭露的会计对此产生的惊讶。因为按照通常惯例，这位负责的会计凡是我发现有问题的信过去，她都会立即在一、二十分钟内回复我。但是这一次，却足足有两天没有下文。我自然也不准备再问，只是再记下这个等待公布的冯晓明的恶行就是了。然而两天后，10月6号会计通知我说，“刚发现，10月份编辑们才播出了一篇您9月29号的报导”。坦率说，一看谁会都知道这是好心的会计为冯晓明的恶行缓颊。因为谁都明白，她如果告诉我没有播报，那等于送给我一个冯晓明的把柄，再次暴露冯晓明的恶行。但是，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一个29号做的、南蒙古大会对于中国国庆问题的反应的报道，有什么理由要放到国庆后去播报呢？而如果真的是放到十一后播报，那不也应该是一件恶劣的，让新闻变成旧闻的恶劣事故吗？
我没有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冯晓明大约更没有想过中国这句古话为何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变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是因为谁都不能够一手遮天，真相一定会大白，对冯晓明当然也不会例外。他自以为狡猾，实际上却让这最后一个广播的影响及意义再次超离了原来的新闻报道范围，而成为了扩展的、戏剧性的事件。而这就使得这个广播会双倍、三倍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会超越报道本社的所谓国庆内容，在新闻史上永远让人记住。就因为此，我的这个采访南蒙古大会、席海明的这个封山广播，就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它已经进一步成为我揭露冯晓明封杀蒙古人的最后一幕。
这最后一个报道经历的过程和这篇文字让我想起了京剧《盗御马》中窦尔敦的唱词，“这封书就是他要命阎王，众贤弟且免送在这山岗瞭望！……”冯晓明几次暗中对蒙人发出的甩头镖，最后一次可能是击中了他们的左臂，不过我相信，它究竟离传说中对蒙古人维权运动实施的所谓的斩首计划还差很多。然而，这最后一个，让冯晓明最后一次露出马脚的封山广播及现在这篇揭露文字，却将成为冯晓明的“要命文书”。
对此，我同时认为，这个广播也同时可以作为古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以最终变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现代经验铁证。因为席海明和我竟然能够让这个“人”难受到无法克制，一定要采取反常行为。而这其实就是我们异议人士的智慧，具有追求精神的人的智慧。我们没有权势，却可以用良知与信念，游戏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人。
为此，冯晓明在和我交往的时候，为何最后一次仍然不由自主地钻进捕兽陷阱，原因也就是很清楚了：因为他为人不正、来路不正，他身上的那道死穴决定了他一定会如此！而这封要命的文书，就使得他今后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印记，闻到不良的气味儿，看穿他的伪装！什么事情都不会相信他！至少是走到蒙古人那里、维吾尔人那里、藏人那里！
就为此，我相信，我的这个对席海明，对南蒙古大会的封山报道一定会留下历史性的记忆！
附件1：
2012年7月24日，关于如何看待德国宪法保卫局年度报告对席海明先生的采访：
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七月十八号公布“二零一二年年度安全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在德国中国间谍存在的现象、间谍对象和使用方法。究竟如何看待这份报告，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采访报道。
二零一一年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在年度安全报告中曾经提到，“德国必须警惕外国间谍的活动”，并且点名提到俄国和中国。七月十八号，宪法保卫局公布了“二零一二年年度安全报告”，报告再次提到中国间谍问题。在报告中不仅提到中国间谍对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情报的搜集，而且提到对于异议人士所进行的特务活动，以及去年逮捕判决了四名从事这种活动的人。
对于如何看待这个报告，记者采访了流亡德国的内蒙古蒙古族著名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关于这份报告，席海明先生对记者说，“对此我深有感触。因为过去共产党就是无孔不入，利用你的三亲六故、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千方百计地打探你的消息。这里面有不仅有威胁而且有利诱。现在，在近几年我觉得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他们原来是防守姿态，只是靠那些打小报告的人，探听消息。现在是主动出击了。原来被动地打听消息，现在主动地搞消息，甚至控制组织。”
对此，席海明先生进一步具体谈了他的感受，“比方说去年我们在科隆召开蒙汉民族问题研讨会，我感到，共产党是无处不在，到处都有平常你不觉得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因为共产党政府觉得西藏问题国际化了，维吾尔族问题国际化了，现在担心内蒙古问题也国际化。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很多人受到使馆，或者跟使馆有关系的人的威胁不敢来了。平时是一开会就他们就试图派很多特务，但是为了使这个会不成功，人数减少，他们居然连特务都减少派了。”
对于报告中所估计的，潜在存在的间谍活动的数量的估计是否过高，席海明先生说，“使馆利用中国人的恋乡情节，或者是爱国情结来维护党国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个数量估计不是过高，并且我们也应该是对此有充分的估计。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给他们当特务，但是，有很多中国人受利益或者是所谓爱国主义诱惑，自觉或者不自觉会给他们提供信息。这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特务，但是这种事情是经常不断地发生。”
为此，席海明先生说，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易被外界所利用。他说，“我觉得爱国主义绝对不能够成为当特务的借口。当特务是一种出卖灵魂的卑鄙。我们在西方生活享受人权自由，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去伤害别人，为虎作伥。”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附件2，
2013年4月9日，科隆大赦国际邀请席海明先生演讲内蒙古族民众面临的严重问题：
内蒙古蒙古族民众面临的人权和环境问题引起德国大赦国际的关注。四月十八号，他们将邀请流亡德国的著名蒙古族维权人士席海明先生在科隆举行公开演讲讨论会。席海明先生说，他将重点介绍内蒙古民众面临的文化种族灭绝问题。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人权、环境，以及对于人类历史上少数族群所创造的文化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最近半个多世纪西方的社会中最关切的题目。为此，中国境内的西藏问题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近年来维吾尔族、蒙古族民众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欧洲社会的关注。
记者获悉，德国大赦国际组织将邀请流亡德国的内蒙古著名维权人士席海明先生，举行一个公开演讲讨论会，为此记者采访了席海明先生。
他首先对记者介绍说，“大赦国际在科隆的分部去年年底就给我来电话，邀请我十八号在科隆做一个演讲，整个情况是想让我介绍一下内蒙古的人权方面的情况。蒙古族感到自己的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我觉得，达赖喇嘛说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这在内蒙正在发生。”
为此，席海明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存在需要它的族群存在条件和社会存在环境。而蒙古族民众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绝境。“现在蒙古人人口在整个内蒙人口比例上越来越小。现在基本上百分之七十六是汉族，甚至一些地方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城市地方就更多，像包头可能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汉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连说蒙语的地方，或者说这种机会都没有了。
除了文革时期外，官方倒是没有禁止说蒙语。但是在生活中你如果到呼和浩特，或者包头，到很多商店你如果用蒙语说话，售货员不会理你，你买不上东西。”
为此，他进一步阐释说，“社会人文环境通过大量的移民被改变了。不管他叫做支持边疆，建设边疆，开发边疆也罢，或者现在的疯狂掠夺内蒙古资源也罢，不管什么名字进来的，总之蒙古族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成为绝对少数。
与美国对比，白人去了后，印第安人还有一个居留地，或保留地。但是在内蒙他没有也不会给你留保留地。所以面临生存问题不是蒙古人夸大其词，或者无病呻吟，而是确实已经到了生死存亡。”
对于蒙古族文化的灭绝危机，他特别提到日益严重的教育问题，“学校问题，原来每个公社和每个大队都有学校。现在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砍掉了很多。孩子们只好到旗里上学，这样失学的孩子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家是由于经济原因，有的人家则因为孩子小，父母舍不得。所以现在由于经济原因蒙古学校，蒙古学生越来越少。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大环境，学蒙语出来找不到工作，整个大社会都用汉语。”
对此，席海明先生最后说，“现在世界上都在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濒临灭绝的植物，但是漫长灿烂，光辉历史的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就要灭绝了。所以我认为保护蒙古族文化不光是蒙古族民众的事情。蒙古族文化的保护很重要，不仅对于蒙古人，对于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达赖喇嘛所说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问题这在内蒙正在发生。”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附件3，
2013年4月26日，台湾民间协会首次邀请著名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到台湾访问：
流亡德国的席海明先生是最近四十年来内蒙古民众中出现的一位著名维权领袖。流亡德国二十多年后，四月二十五日他受台湾民间团体邀请，作为蒙古族的著名维权领袖第一次访问台湾。关于他的这次访问，以下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采访报道。
流亡德国，居住在科隆的席海明先生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后蒙古族民众出现的一位著名维权领袖。他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内蒙古的学生运动中担任总指挥，八九民运后流亡德国。现在是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内蒙古人民党，以及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主席。记者获悉，流亡德国二十多年后，席海明先生受台湾民间团体邀请，二十五号启程前往台湾进行访问。这不仅是他流亡后第一次访问台湾，也是第一位在海外享有重要社会影响的蒙古族异议人士领袖访问台湾。为此，记者在他启程前采访了他。
关于这次访问，席海明首先对记者介绍说，“这次去台湾是受台湾图博之友协会邀请，安排我们蒙古人、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到台湾进行一系列的讲演和座谈。图博之友协会是台湾的一个民间协会。‘西藏’是藏族的汉语说法。按照西藏人自己说就是‘图伯特’。我们蒙古人也称西藏人为‘图伯特’。因此按照这个协会也就是汉语的‘西藏之友协会’。它的会长是周美里小姐。”
对于这次访问席海明先生介绍说，整个访问从四月二十五号开始，到五月十二号结束。“我对于这次访问感到很高兴。我们蒙古族民众直接受到中共的压迫，而台湾人民则是间接地受到中共的威胁，例如一千多枚导弹每天都在对着台湾。所以我觉得交流一下想法，除了了解台湾人民的处境外，把蒙古人民的苦难和处境讲给台湾人民。我觉得民间的交往在未来的各自命运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
有关他准备演讲的内容，席海明先生说，“这次我的想法是，不想毫无实际意义地谈所谓统独问题。我准备主要谈内蒙古面临的处境和问题。例如草原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疯狂地掠夺资源后带来的后果；传统的蒙古文化面临的危机状况；还有人权问题，例如哈达的处境问题日益恶化问题的等。”
对于内蒙古的维权运动，席海明先生说他还会特别介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党的问题。对此，他说，“四九年以前的情况，在台湾文史资料，经历的人，见证人都有。四九年以后，内人党等内蒙古的状况因为文字出现不多，所以我想专门就此作些重点介绍。这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再次成立内人党，在海外我们蒙古人比西藏人起步晚，我们搞了哪些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对这些有个清楚地了解。”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附件4，
2017年9月29日，席海明，世界南蒙古大会已经深切感到中共国庆的阴霾：
（题目被改为：中共庆祝建政68周年
席海明忧虑蒙古族未来）
十月一号是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八周年国庆，世界南蒙古大会主席席海明先生认为，这个庆祝让蒙古民众更深切地忧虑民族的未来。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十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针对中国政府将要在海内外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流亡德国的世界南蒙古大会主席席海明先生对媒体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再次向欧洲和国际社会呼吁，在这个庆祝的阴霾下，希望世界关注蒙古族民众在过去六十八年经受的迫害，以及正在面临的生存危机。为此，关于世界南蒙古大会这个针对国庆的声明，二十九号上午，记者采访了席海明先生。
席海明先生首先对记者，“中共的国庆马上就要到了，正好我们大呼拉尔太成立也即将一周年。这一周年来我们主要做的几件事情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人的悲惨命运有关。”
关于这个国庆和蒙古人命运的关系，他说，“关于这个中共的庆祝，我们大呼拉尔太觉得，这个庆祝实际上是欺骗蒙古人的鬼把戏。蒙古人实际上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文革中，对蒙古人，对和平的、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民族施行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也不能够保证今后不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蒙古人必须思考自己民族的前途。”
对于中共的国庆，席海明先生特别强调说，不仅庆祝和蒙古人无关，而且作为世界南蒙古大呼拉尔太、即世界南蒙古大会，他们再次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政府最近在国内和海外对他们的封锁和围剿加剧。“因为我们大呼拉尔太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知道我们蒙古人的悲惨命运，知道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向往，得到国际社会的公正对待、理解和支持。所以在我们成立前有一年的时间，中共他们在国内组织各种各样的人对我们进行攻击封锁，想阻止我们成立大呼拉尔太，世界南蒙古大会。在成立的过程中，采取威胁、利诱等各种办法对我们进行恐吓和阻拦，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对此，他特别强调说，严密封锁的中国网路，在国庆前夕居然凡是攻击南蒙古大会的信息都畅通无阻，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庆祝现象。“现在国内的、海外的，只要有攻击我们的，不管是什么人，中共政府保证他们网络二十四小时畅通无阻。还有就是在国际上试图孤立我们，在海外中文媒体中对我们进行信息封锁，进行消音，目的是力图使我们销声匿迹，所以我们世界南蒙古大会下个阶段还会继续努力，我们不会让中共主导，使得我们的运动走向歧途。”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2017.12.2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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