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7日 星期六

致命的誤譯:Romantic—“浪漫”,還是“羅馬式的”、“宗教式的”


致命的誤譯:Romantic—“浪漫”,還是“羅馬式的”、“宗教式的”
—仲維光—

按:由於這個誤譯,長期以來非常明顯的歐洲傳統文化中的兩個特質:科學與宗教,開放與封閉,希臘與羅馬,其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雙重奏受到華人世界漠視,甚至指鹿為馬。這個對於Romantic一詞的辨識實際上關係到重新認識西方文化及現代世界,甚至影響到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再認識。為此,筆者特別從對於紀念五四問題的質疑一文中節選出來單獨成篇(2019.7.27

(節自“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一文)
汪榮祖先生在五月一號臺灣聯合報發表的紀念文章“五四的浪漫本質”一文中說:相當多的研究者研究五四,用浪漫主義來描述分析當時的一批知識分子,例如李歐梵對於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諸人的分析描述。這類描述分析,把浪漫主義歸結為:“認為理性作為分析工具,不足以理解知識之源,若欲獲此,需要直覺、靈感、想像與同情;浪漫主義強調知識裡的情感因素,喜好毫無拘束的自然表達,故視規範為障礙。”“感情的宣洩多,理念的追求少”。
然而,這種運用浪漫主義,即Romantic,卻是和上面所說的對於啟蒙的用法一樣,是非常有問題的,它根本不是本來意義上的Romantic。它既不能讓西方學者正確地理解到這些中國詩人、作家和學者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氣質和思想,也不能夠讓中國人理解西文Romantic所包涵的深刻的文化思想內涵。因為西文Romantic,根本不是中文中的浪漫的意思。這一翻譯,可謂致命性地讓中文世界完全不能夠體會理解到Romantic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究竟意味著什麼。
事實上“Romantic”一詞的含義本來是很容易理解的。它的詞根是罗马(RomanRoma),其原义當然指的是“罗马或操罗曼语系的民族式的”。即如“希臘式的”描述的是源於古希臘的一些特質一樣,它描述的是羅馬式的特質。羅馬式的特質其主要特點絕對不是“激情”、“對夢想的熾熱追求”。相反它代表著歐洲文化中的另外一種思想氣質。這個思想氣質就是宗教氣質,即源於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文化所帶來的文化及思想氣質,在歐洲的載體,羅馬民族身上的多重特質。
一般辭書上說,從時間上說,“希臘式的”指的是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被羅馬征服,羅馬式的則指的是公元前二十七年到公元一四五三年。在羅馬帝國時期,正是基督教統治歐洲的時候,古希臘文化遭到了徹底地流失的時代。期間,只是由於伊斯蘭國家及民族的保存,才使得古希臘文獻得以在中世紀後在歐洲重新被發現並且復活。而實際上古希臘的思想文化也是受到此前的埃及等中東地區阿拉伯人的數學幾何學等的巨大影響。當然羅馬的宗教,則更是直接地來自於埃及及中東。
為此,對於歐洲的這兩種特質的文化思想,如果用最粗疏的語言說:羅馬式的、基督教文化,可以說是“沙漠文化”,那麼對於某些華人愛說的“海洋文化”,則古希臘文化只能夠勉強可以說是。
重新發現的古希臘式的文化思想,是由於人們希望從羅馬式的文化思想的禁錮中覺醒並且解脫出來。為此,如果一方面把基督教文化當作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說這種來自沙漠的基督教文化是海洋文化,那就根本是一種胡扯。
如果一定要代之以地理象征,那麼如上可說倒是可以說歐洲的基督教文化是一種“沙漠文化”。如此,到加利福尼亞的大海邊去呼喚上帝的華人,則就是妄誕之舉了。他們應該去的是加利福尼亞的莫哈韋沙漠。
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在政教分離的衝擊下,文藝復興、啟蒙潮流的衝擊下,十八世紀末期從德國開始的“浪漫主義”,準確說是“羅馬式的”思想的復興。在我所說的這一思想線索上,實際上理解起來很簡單了。它代表的是,過去千年存在的基督教文化思想對於啟蒙所代表的近代古希臘思想復興的反彈,或者說來自沙漠的宗教精神對於來自海洋的希臘的求知的氣質的反彈。
這種反彈在德國表現的是一種直接的思想方法及思想的對抗,在意大利、法國、英國以及中歐、北歐則有的是,或另外的現象或不同方向、不同性質及範圍的傳統宗教性的氣質的反彈。所以Romantic在歐洲各地的不同形式的興起,可以說是“羅馬式的”反彈的不同變形表現。而這就是它甚至在不同的歐洲國家地區表現出的形式及現象極為不一樣,有的是思想上的,有的是文學上的,有的是音樂上的,有的是陰鬱的、暴戾的,有的是熱情的、熾烈的,有的又是冰冷的、硬邦邦的……。翻譯成浪漫造成的而是人的眩暈,而無法讓人理解到它們的統一的淵源。
如此,這就讓我們知道,如果離開歐洲“希臘式的”和“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這個雙重組成,即歐洲或者說西方文化思想的二元發展歷史,人們很難理解Romantic,“羅馬式的”所蘊含的確切意義。當然或許正是這個不理解造成了中文把Romantic,羅馬式的極為片面地翻譯成中文文字“浪漫主義”,從而這就使得華人,百年來再也不是在西方文化社會史中理解西方十八世紀後的“羅馬式的”——宗教式的思想運動。
對於十八世紀後的這個思想特征,如果看的不是翻譯作品而是原文,如果對原文沒有這個誤解,細心的人就很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歐洲思想家對於它的理解及使用是清晰的、簡單的。我們以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一書中涉及到的Romantic的文字為例。他在談到尼采的思想特點的時候寫到:
Nietzsche was not consciously a Romantic; indeed he often severely criticizes the Romantics. Consciously his outlook was Hellenic, but with the Orphic component omitted. He admired the pre-Socratics, except Pythagoras. He has a close affinity to Heraclitus.”
“尼采不僅不是有意識地羅馬式的,而且他確確實實地是經常嚴厲地批評羅馬式的思想。他的看法倒是自覺地是希臘式的,但是卻略去了俄耳甫斯教的宗教成分。除畢達哥拉斯外,他讚揚前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們。他的思想同赫拉克利特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
忘年交老友馬元德先生,在中文《西方哲學史》翻譯中,援用了對於Romantic的誤譯,把這段翻譯成:
“尼采在自觉上并不是浪漫主义者;确实,他对浪漫主义者常常有严厉的批评。在自觉上,他的看法是希腊式的,但是略去了奥尔弗斯教义成分。他佩服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毕达哥拉斯除外。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這個翻譯讓中文讀者根本理解不到原文所說的思想家在思想及文化史中的定位及真正的傾向。
這兩段對原文的不同理解的譯文,或者說解釋的不同點根本在於,筆者認為原文簡單清楚地說明了:一,尼采思想是典型的希臘式的;第二,宗教思想在希臘只是眾多的文化思想傾向中的一種,這和羅馬時期的封閉的、排他的一元框架根本不同;第三,羅素清楚地看到,尼采思想和“宗教式的”思想氣質格格不入;第四,它進一步讓我們看到,後來的海德格爾的思想,和黑格爾們的不同在於:黑格爾們是所謂以前翻譯成“浪漫主義”的思潮的產物,即我所說的羅馬式的、宗教思想式的產物,而海德格爾卻是希臘式的,認為應該回到前蘇格拉底,但是,他朝向的卻竟然是尼采所不要、所忽略的希臘的內容——宗教成分,即他是到希臘思想中尋找關於對人的理解的宗教特性。
由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當由歐洲歷史的這兩個來源來理解Romantic,那麼中文翻譯成“羅馬式的”或“宗教式的”,問題就變得很簡單了。
由於“羅馬式的”、“宗教式的”就是“基督教宗教文化式的”,所以十八世紀末葉在歐洲社會發生的羅馬式的潮流,即誤譯的浪漫主義潮流,在感情上的表現是世俗的情慾、情緒上的“宗教式”的狂熱;在思想上則是世俗的“經院思想”,“佈道式”的世俗觀念體系,意識形態,“替代宗教”式的思想的氾濫;而在十九世紀的羅馬式的大潮中,所謂狂熱的職業革命家,則不過是世俗的傳道士罷了。所以,無論十九世紀的革命黨人還是二十世紀的共產黨人,以及其所謂知識精英及文人,都不過是羅馬式的世俗教士。
明白了這個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你就可以進一步具體地分析,並且認識到五四那一代詩人、作家和學者,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諸人,究竟哪些人是所謂羅馬式的,即基督教式的,亦或他們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模仿,還是根本就是一種文化上的吳三桂,引西方近代迅猛擴張的世俗宗教及其思想——各類意識形態,如當年基督教社會曾經有的十字軍東征那樣,進入中國。
無論是哪一點,可以肯定地說:在思想上,“羅馬式的”對抗的是“希臘式的”,“宗教式的”對抗的是思想上的“啟蒙式的”;而在現實中,這些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開啟和繼續了五四導入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5)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六.結語:回顧與展望

1.五四及其百年陰影
綜上所述,在西方文化固有的這兩個潮流,希臘式的和羅馬式的互動歷史的框架下,對於五四及其百年來它的繼承人延續的潮流,筆者認為可以更為明確地概括敘述如下:

A.科學與唯科學主義
五四所推崇的“近代科學”本來是來自復興了古希臘的哲學及研究精神的結果,但是五四推崇的“科學”卻是作為一種絕對的判據及價值的“唯科學主義”,這種唯科學主義在古希臘的文化思想中是不存在的,它是十八世紀後基督教經院神學式的體系論、觀念論,新產生的Ideology,即被稱為“意識形態”化的思想結果,也可以說是經過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對希臘式的啟蒙潮流反彈的產物。這也就是說,它是近代復活的古希臘思想,在歐洲社會中所對抗的對象——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氣質的再次復活出現的所謂“新”事物,“唯科學主義”。
然而,啟蒙思想的根本傾向是探究式的、發展的,它會在不斷地面對的新問題的研究中不斷地深化,而非停滯。五四后,這一百年來啟蒙思想——西方源於希臘的科學思想的繼續發展,與中國的五四精英及其後人所推崇的所謂科學方向,恰好相反。他們繼續的是對於認識界限的探究,對于人類知識的懷疑。這就是波普堅持認識論問題的討論的原因,也是筆者在大陸知識界中,在科學及科學思想問題上遭遇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們徹底排斥的原因。
為此,在“科學”問題上,當代科學在思想上深化了古希臘二元論基礎上對於知識問題的探究,並且對歐洲文化的基礎——二元論帶來的問題及界限提出了根本的質疑。實際上可以說,量子力學、相對論現代科學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探索更進一步甚至帶來對於西方固有的根本的思維方式的質疑。

B.希臘民主與當代民主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4)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五.五四及百年紀念所必須的概念辨析

1.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認識論問題:
討論五四問題首先必須明白自己是從什麼角度,用的是什麼樣的方法。
“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話談的就是自己使用的思想方法及語言方式。
儘管這段話是陳寅恪先生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寫下的,然而,在最近五十年對五四問題的研究及思索中,可以說我們幾乎很少看到在傳統文化的思想基礎上,以傳統中國人的眼光及語言來評述五四的文字。當代所有談論五四問題的文字都是從西學的角度、使用西學的語言概念,這些文字之間的區別不過是究竟從哪一種傾向的思想,採用什麼類型的方法及語言。當然,這本身就是提倡西化的五四的一個結果。
當代人,無論海內外,幾乎都失去了運用傳統文化的思想及語言談論問題的能力。單是這個現象就說明了,五四帶給中國社會的變化是徹底的、顛覆性的“文化”大“革命”。這也就是說,自五四以後,中國的文化、社會及其規範已經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這種性質的變化就在文化及社會領域中驗證了庫恩的理論,以及被稱為社會學普朗克定理的普朗克的那段名言: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事實上,五四後,百年來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變化史不僅貨真價實地證明了普朗克定理,而且還進一步讓人看到,這個定理用在文化問題上時竟然非常殘酷。“通過反對它的人逐漸死光”——在文化及社會問題上與普朗克說的“學術”問題不同,很多時候不是逐漸死光,而是直接、人為地讓他加速死光,即通過迫害,宗教性地審判、政治運動,通過肉體消滅來達到這個規範的改變。而這個文化變化的獨特的殘酷過程及現象,在總結五四百年的時候是不能夠迴避的。

2.用西學的方法來研究五四,基礎是當代西學中討論的基本問題: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3)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五四與文化研究的新視角:

在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關係到五四問題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文化研究問題。因此,任何關注五四文化及思想問題的人,如果沒有關心、甚至竟然沒有看到西方對於文化研究這一百年來的變化,不僅涉及文化現象的變化,而且涉及在研究中出現的新視角、新方法,那他對於五四以及五四百年紀念的看法就一定有致命的盲點,乃至步入歧路。
由於近代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都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因此由它們衍生出來的對於文化思想及思想史的研究——文化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等文化學,就更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其中不僅很多研究只是開始並且在不斷地修正自己,而且不斷地有新的方法及思想出現。前文提到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弗格林對於當時嚴峻政治形勢、社會問題,從獨特的文化視角的研究起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而自由主義者阿隆對於文化問題的關注始於三十年代末期的二次大戰,但是全面而深切地反省卻是五、六十年代以後的事情。五四那代人及其繼承者關注的多是文化及西化問題,所以所有西方在這個領域中對各類問題的研究,對於認識和反思五四,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此,我們談三個這一個世紀在西方學界文化研究中出現的新視角和新方法,它們是涉及五四研究所無法也絕對不能夠迴避的問題。

1.文化的開放與封閉問題:
文化研究的開放和封閉問題,是筆者在提出當代西方還不是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同時提出的關於文化問題看法的一個新視角。但是它其實真的可以說不是一個新視角,因為開放和封閉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就在研究共產黨問題時提了出來。面对對當代社會的問題,波普把它歸結到根本的開放和封閉問題,認為人類面臨的抉擇是“開放的社會”還是“封閉的社會”問題。從社會問題到文化問題,在思想研究中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波普從三十年代開始關注的政治、社會問題,就已經滲透著文化問題,而到了晚年,他在六十年代后討論的大量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更為普遍的社會文化問題。他針對西方社會遇到過的災難,面對的危機及困境,非常直接地對於西方社會由於其封閉性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提出質疑。很多時候,他更是明確地表達出無奈,不知西方是進步還是退步,是否能夠走出困境,而只說自己還是抱有一種樂觀態度,因為在物質上人類還是比以往進步了很多很多。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2)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涉及五四必須了解的西方百年來對歷史的不同方向的探究

如上所述,認真定位研究五四及百年紀念,必須了解西方在這一百年來對自己思想的走向的認識,尤其是那些直接關係到我們思索五四問題的具體的思想及文化動向。為此在一篇簡短的文字中,雖然不可能全面並且詳盡地列舉出來,但是我還是願意在此談幾點在談這一百年來的思想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也不應該看不到或者迴避的問題。

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並且應該看到,在過去的一百年西方歷史發生了幾乎可說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人製造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兩類極權主義國家,一億以上的人或者死於戰禍,或者死於族群屠殺和迫害。為此,對於歐洲和西方來說,在歷史和社會文化問題上不再是十九世紀中期后那種充滿樂觀精神、侵略精神的擴張,而是反省,甚至可說是惶恐的反省。究竟西方發生了什麼問題,未來會如何?
西方對自己的反省表現在兩個方向,即在對於自己社會的思想及文化進行的反省中,它究竟在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是一種倒退,還是一種前進的結果。它們又各自表現在哪些問題上。
在開始的時候,即一九一九年五四的那一段時期,人們認為歐洲社會出現的危機及災難,民主社會的崩潰,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是一種倒退,發生的原因,歐洲人甚至到別的地方尋找原因,如認為俄國出現的專制是一種韃靼式的、亞洲式的專制。但是很快這種觀點就發現這種解釋導致很多無法解釋的矛盾,為此開始到歐洲自身的歷史及文化中尋找原因。對此,出現了大致兩種傾向:一種是繼續沿著啟蒙主義的方向,另外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思索。
一九〇一年出生於德國科隆,其後移居成長在奧地利,三十年代末期逃亡到美國的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是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災難發生的原因,西方社會出現危機的原因在於:一個社會失去了它存在的信仰前提、宗教基礎,政教不能夠分離,人不能夠為“本”,更不能膨脹乃至替代上帝。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1)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老生常談”的五四及百年紀念

五四發生已經百年,紀念五四、反思五四也已經成了一個例行的題目。然而,這個題目,幾乎每個談五四的人都會承認,它改變了中國一百年來的歷史;而又幾乎是所有人都看到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災難以及文化和社會的毀滅性的變遷。儘管如此,在談論思索紀念五四的時候,卻是在年復一年地重複以往的論點,使用同樣的語言方式,總結也罷、反省也罷,甚至所謂“研究”也罷,用“老生常談”來形容每年紀念五四的文字毫不為過。
很少有人質疑這個“老生常談”,但是這個老生常談卻是非常明顯地存在在那裡。我們說它是老生常談,首先因為它對於百年來有關五四提出的問題,以及討論的語言方式的回顧,它從來沒有讓人感到有過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或者說需要有一個對這些問題的基礎的質疑。相反,一直運用並且圍繞西化、科學和民主等等類似的概念,在一個固定的程式中周旋。這也就是說,它從來沒有感到需要對這些概念自身的定義及內容問題,以及圍繞這些概念的歷史問題、文化問題的討論,重新進行審視。
細觀五四前後以及其後一百年的歷史,任何有思想及思維能力的人、有感覺的人,或者會看到五四出現的現象的影響所受到的源於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及思想,那是那一階段歷史性的、相對性的看法,不是絕對性的,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或者會更進一步看到,那些看法不僅在當時就受到質疑和探究,而且百年來一直在被人們不斷地質疑和研究。我相信,有感覺的人一經提醒就一定會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怎麼可能一百年前接受的這些概念,隔著文化及語言的思想,沒有任何問題?百年來沒有任何深化甚至否定性的變化呢?
了解如何思索、評價五四提出的西化口號,科學、民主乃至啟蒙等西化內容,首先必須進入當代西方思想史、社會政治史的研究領域。這是五四研究、百年總結思索的基礎。

2019年7月18日 星期四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 ——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簡介)

這是筆者剛剛完成的有關五四及百年紀念問題的文章目錄。讀者從目錄可以看出筆者討論的思路。

筆者認為五四是當代西方——世俗化基督教社會,“政治化、物質化宗教社會”擴張史的一部分,因此基於當代西學的思想史、文化及社會政治學的對於這些問題討論的基礎,系統地討論了五四問題。上部討論了五四問題的必須了解的思想背景及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下部討論的則是具體的五四所涉及的思想及概念問題。

本文近三萬字,筆者對百年來五四遇到的主要問題進行了顛覆性地辨析。全文會在近期發表。歡迎有興趣的朋友關注這個討論。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
——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仲維光—

(上部)
.“老生常談”的五四及百年紀念
.涉及五四無法迴避的兩個根本問題:西方中心主義及多元文化問題
A.西方中心主義與歐洲文化思想特點
B.多元文化問題是啟蒙以來的近代思想產物
C.阿隆對多元文化問題的沉痛反思
.涉及五四必須了解的西方百年來對歷史的不同方向的探究
A.文化保守主義對歐洲社會發展趨勢的看法:
B.啟蒙學者如何看政教分離後的歐洲社會困境
.五四與文化研究的新視角:
1.文化的開放與封閉問題
2.庫恩理論帶來的新視角—不同文化不可比
3.文化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問題的經驗研究

(下部)
五.五四及百年紀念所必須的概念辨析
1.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認識論問題
2.用西學的方法來研究五四,基礎是當代西學中討論的基本問題:
3.五四推崇的科學和民主究竟是什麼
4.五四推崇的啟蒙是什麼
5.對Romantic的探究:“浪漫”還是“羅馬式的”、“宗教式的”
六.結語:回顧與展望
1.五四及其百年陰影
A.科學與唯科學主義
B.希臘民主與當代民主
C.歐洲近代啟蒙與中國當代啟蒙
D.小結
2.展望——五四百年後的起點
3.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中學研究的推想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關於川普及川粉問題的雜感

1
推薦一篇臺灣島內難得的好文!尤其是這一段,涉及台灣和美國都很準確!
“川普已經把種族主義的魔鬼釋放出來,可以想見他要再度利用這個魔鬼打2020的選戰。老實說,這是美國民主自內戰以來最大的危機,也難怪哈佛大學兩位教授要寫「民主如何死亡」一書,提醒美國民眾危機當前。他們寫這本書可以說是用心良苦,在導言中有這麼一段話:「現在美國政客把對手當敵人,恫嚇自由媒體,威脅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他們企圖弱化我們民主的制度性緩衝,包括法院、情報單位與倫理機構。」看了這一段話,讀者大概有一種錯覺,這不也是台灣正在上演的情況嗎?”

2
為什麼來自大陸的第一代華人川粉多?這問題其實就是典型的黨文化的產物。他們剛剛從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家出來,腦子,甚至可以說腦細胞都是共產黨改造過的,根本不懂得民主社會和極權社會的區別,更不懂得個人價值及尊嚴,以及對別的個體的尊重。
我實在是沒時間來談這個問題。但是仔細讀讀《一九八四》中關於真理部的那些小崽子們的表現,也可以說我那一代紅衛兵的表現,以及真理部對於語言和們思維的改造,就很容易明白川粉們的言行作為。
反了十年的黨文化,那些川粉們推崇川普的語言方式,思維方式都是典型的真理部的產物。
為此,和川粉們談這些是沒用的,因為黨文化首先使他們失去的就是反省自己的能力。他們的知識框架及方法就是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分法,這些人熱衷於政治,到處搞政治。把文化問題,不同宗教問題,人道問題,族群問題、經濟問題、兩性平等問題,甚至放蕩的性行為……,都歸於非黑即白的反共與否的政治問題。可真的到了反共的時候,他們又對共產黨最大的頭子,血債累累的掌握實權者,散佈幻想。在這些方面,認識問題和論說問題方面,他們和五毛沒有區別。嚴重地敗壞了大紀元九評發表後帶來的良好氣氛。所以切莫浪費時間和他們去理論。
3
一位由於出身不好在文革中,在大陸經歷過殘酷的族群迫害的朋友讚同我的看法。而這就更讓我對那些川粉們不齒。因為川普的問題根本就不需要多麼高深的知識和思想就能夠看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換位思考就能夠理解很多!
當那些人攻擊穆斯林的時候,我就想,如果換位是攻擊我的信仰會如何;當攻擊黑人的時候,我就想,黃種人又如何……。別以為你的信仰比穆斯林高級,你的人種比黑人、阿拉伯人高級!
與此同時,人不僅要有同情心,還要有同理心,更重要的是要有尊嚴!
誰都不是二等人、奴隸!無論你是不是白人,信不信基督教,先來的還是後來的,甚至是作為難民來的,你都不是二等人!
那位朋友的感覺是對的,經歷過迫害的人如果面對劣勢的族群和個人迎合川普,成為川粉,那就更加證明他們的劣質!我就是從文革中汲取的教訓,從那後,我想了五十年,重新找到了忠孝仁義,四海之內皆兄弟。這裡我要再說一遍,那個出身論同樣是西方來的,現在川普氾濫的也是這類東西,族群歧視、對立。川普的放肆,是毫無新意的沉渣氾濫!


2019.7.17

2019.7.17

附臺灣報紙評述:
從川普謬論看台灣民主走回頭路
美國川普總統日前在推特大發謬論,劍指「某些民主黨女眾議員」,批評「她們都來自一塌糊塗的國家,政府腐敗又失職。」他還強調「美國可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棒的國家,」「她們為何不回去自己的國家,改善那裏的種種問題,再回來告訴我們如何做?」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會為川普的言論感到不可思議,因為美國一向以「民族大熔爐」自傲於世,問題是,川普為什麼會這麼大膽,或者說冒天下之大不韙?

 川普是精明的生意人,更是政客,他的算盤打得比任何人都精。川普如此充滿種族歧視的發言,如果放在過去,那可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政治前途必然斷送無疑。但是自從川普上一次參選總統之後,即不斷挑動白人至上的潛意識,把它從原來潛藏在心底的意識,變成公然大膽的話語,並且藉此贏得總統大選。換句話說,川普已經創造了另一種的政治正確,因為這種政治正確才是他的政治資本。

 川普已經把種族主義的魔鬼釋放出來,可以想見他要再度利用這個魔鬼打2020的選戰。老實說,這是美國民主自內戰以來最大的危機,也難怪哈佛大學兩位教授要寫「民主如何死亡」一書,提醒美國民眾危機當前。他們寫這本書可以說是用心良苦,在導言中有這麼一段話:「現在美國政客把對手當敵人,恫嚇自由媒體,威脅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他們企圖弱化我們民主的制度性緩衝,包括法院、情報單位與倫理機構。」看了這一段話,讀者大概有一種錯覺,這不也是台灣正在上演的情況嗎?

 川普利用的是種族主義,把種族主義當政治資本;民進黨利用的則是轉型正義與恐中症,也將其當政治資本在揮霍。在轉型正義的掩護下,民進黨成立促轉會及不當黨產委員會清算反對勢力。在恐中反中的掩護下,民進黨以國安為名修訂國安五法,並且還準備制定中共代理人法。除此之外,台灣民主應有的制度性緩衝,包括司法、監察、中選會、通傳會、及情報機關等等,也都成了民進黨鷹犬。

 中研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出席「台灣與民主的距離」研討會時指出,看待蔡政府許多作為,不是擔心走回威權體制,而是擔心落入威權體制和自由主義民主中間的灰色區域,可以稱為「競爭性的威權主義」或「非自由式的民主」,其內涵就是指表面上有多黨競爭、規律選舉、當選人執政,基本上符合民主選舉的條件,但政治自由卻受實質限制。簡單的說,只有符合民進黨意識型態與利益的,才享有各種的自由,這樣的民主,頂多也只能算是半個民主。
台灣民主走了這麼長的路,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卻開始走回頭路,真的是歷史的大諷刺! (作者清道夫,台灣資深媒體人)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悼念程派第三代大師呂東明先生辭世一週年

1.
七月二號是呂東明先生去世一週年。
呂東明先生是程派第三代大師一級的藝術家,第二代是程硯秋先生自創流派后的曾經直接追隨他及這個流派的高華、趙榮琛、王吟秋,以及章遏云、新艷秋及李薔華諸人。
呂東明先生生於一九三〇年,二〇一八年七月二號辭世,走完人生八十八年的歷程,經歷了社會及文化的巨大變化,可謂歷盡人間人生及文化的滄桑。
呂東明先生十二歲進科班,四九年後因為第二代程派藝術家趙榮琛先生到東北工作,得以向趙榮琛學習程派,由於政治氣候的變化,禁止了以前梨園界收徒的傳統,所以一直到六〇年共產黨有所放鬆允許恢復收徒的“形式”的時候,才得以正式拜趙榮琛為師。雖然這時候的師徒關係,早已經不是傳統梨園的師徒關係了,但是因為這一對師徒都有著傳統文化及倫理的底色,所以可以說是中國最後一代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師徒了。
呂東明這一代藝術家乃至文人,可謂是最痛苦、最不幸的一代人她們的痛苦在於,在無論人生還是藝術都到了已經成年的年代,正是突飛猛進的時候,戛然而止政治不僅是阻礙,而且根本是毀滅了他們發展的任何可能。在最好年代經歷了最黑暗最殘酷的文化大革命。說他們是在地獄及深淵中度過了壯年毫不為過。再次能夠重新接觸到舞台的時候,他們已經過了五十歲!就為此,讓他們此生的藝術成就大打折扣——他們已經絕對不可能達到上輩藝術家的高度。儘管如此,八十年代開始復出繼承各種傳統戲的呂東明們還是顯示了他們對於傳統京劇藝術的理解及修養的能力及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