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女士嘱我在《八九民运史》出版时为此书写一个序言,而且希望提出最尖锐的批评。这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工作,因为一旦进入专门的领域,要做出一些扎实的,经过反复推敲的批评需要时间和功力。它和风花雪月的文思,海阔天空的闲谈,酒后茶余的调侃,完全是两回事。作为一个在大陆封闭环境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当我反叛出那个思想藩篱之后,回头看以前的文章,剖析自己,深感脸红,写得东西总有那个社会的痕迹。因此,更不敢随便写东西。
文章中的什么是那个社会的痕迹?就是那种在哲学中杂七杂八地扯进文学,在文学中张冠李戴地塞进哲学,从古希腊谈到中国当代,把各种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的门缝中刚看到的概念,还没有理解就似是而非迫不及待地堆出来。因为不深刻,所以用所谓的慷慨激昂来弥补。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要研究谈清问题,而总是在文章之外,为政治,为现实服务。因此自然会有虚张声势的特点,题目越谈越大,语言越用越空,感受越来越假,到头来“假作真来真亦假”。现在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反而求“真”要受到怀疑,力图用学术标准谈问题要受到指责了,据说是你超出了现实历史条件考虑问题。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这种双向怀疑与指责的挤压下成长的,即我对自己的怀疑和指责越深,我所受到的“外界”的怀疑和指责也越强烈。多年来的确有时感到很孤独,但是每当我走出大陆知识分子和所谓“汉学”那个小的“外界”,看到世界及其汗牛充栋的书刊杂志,则深感自己不过是置身于这个大潮中的一个稚童而已,早晚有一天中国会象东欧一样进入世界。
所以小雅女士的要求我是很难达到的。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此书的内容和问题都是我非常关心的,所以还是想借她赐给机会重新强调一下那些问题。
早在八七年我就在许良英先生那里听到过陈小雅女士的名字,知道她对那些依附共产党权力集团的学界“风派”人物很有自己的看法。我从来对那些在共产党集团边缘活跃的北京学界的一些半瓶醋不以为然,所以只是感到她说了一个简单的真理,ABC而已,没有往心里去。94年5月,去国六年,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很想多了解一些北京知识分子的情况,于是冒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从此认识陈小雅女士。那时她刚刚完成《八九民运史》不久。我自己从来对共产党社会的“名人”既感怀疑,也不注意。因此只是在此后才从别的朋友处得知,小雅女士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就已经是北京城著名的女记者,出版过《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与道路》一书,并且是北京几位活跃的“著名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