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塘夜話 ——二十年前“當代中國無大師”文後的爭議

貝嶺、北島、桂民海

1.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發表了“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發表後引起一些當時在政治觀念上類似的友人的憤怒，招致多方面的聲討。一位女士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是受北島的詩影響長大的，你竟然如此否定北島，這怎麼行？”對此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

世間竟然還有如此一種評論精神、知識和藝術的坐標系！大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當時較為認真地回答了兩位友人的聲討。

本週，由於桂民海問題，貝嶺發表了一張照片，其中有北島，這讓我再次想到這篇塵封的回信，當然更想到北島在詩歌及政治上，二十年來在社會上留下的軌跡。

我向來認為北島不是個詩人。首先他沒有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氣質是敏感而有著鮮明的性格特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除非古往今來的詩人的定義，人們對詩人的感覺及希求改變了。其次，詩人對語言和感情、感覺的把握及運用，遠過於一般語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但是他卻沒有這個語言才能。除了只會用最粗疏的有限的中文字詞寫簡單的定語從句，或者語焉不詳、故弄玄虛外，他寫不出任何雋永的詩句。高評他的詩，除非詩歌不再是語言的藝術。

又過了二十年，人生的痕跡再次證明我在“當代中國無大師”中的看法，證明北島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正常文學領域中的詩人。在這兩方面，他都離詩人二字相去甚遠。

在充滿驚險的人生中，一個沒性格、沒脾氣的人，當然不可能是個好詩人。而如此一個堪稱沒有才能的人，時代和社會竟然讓他混成這樣，毫無阻礙地有“進”有“退”，這就不僅是“當代中國無大師”的問題了——這是我們的無能！

当代中国无大师（1999年文）

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领域的变态

《开放》三月号刊出茉莉对德国瓦格纳教授的采访，又弹起十多年前老题目，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过，这一次变了调。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诞。

某某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传说已经多年。在这个传说风头正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于出来说不。大学、基金会，一些报纸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甚至压宝于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诗，在各个刊物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样。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诺贝尔奖候选者”成为了一个头衔，成了诗人的新衣。

在文学领域中，诗人的新衣比世俗社会中皇帝的威力还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汉学家们的鉴别力哪里去了呢？中国知识界的鉴别力又在哪里？！

《开放》四月号刊出曹长青写的“大师们不敢向暴政说不”，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缩在独裁者的羽翼下，虽然偶尔有呻吟的各位专制政权豢养的大师们的真相。然而，人们也会要问，大师们难道能被豢养？！豢养能养出大师？！

豢养和大师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即使在极权社会也可能产生自己的大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生在专制制度下的大师绝对不会象张承志、梁晓声一类人如鱼得水。知识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师”所具有的“才能”和“感觉”必然使他们感到彷惶、孤独，痛苦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肖斯塔科维奇如此，索尔仁尼琴也如此……。

其实，岂只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生活在一般社会的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论自由，但是，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冲突，依然使他们绝望。卡夫卡如此，海明威如此，加缪也如此……。

当代中国无大师，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的追求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它不会容忍任何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悖的文化现象存在，它更不会容忍任何人的自由创作精神生存，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时候，包括汉学家在内却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工作。如“共产党”的“文化部长”王蒙，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王蒙”，其首要问题是“作品”和“人品”问题，即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品质问题，而不是如瓦格纳教授今天还在说的，何时读过红楼梦的问题，了解与否世界和中国古典的问题。但是，王蒙和那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并且在“学界”代替共产党把握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汉学家那里却是或作为中国的“异议”作家，或作为传统中国学术的代表介绍给西方一般民众和学界的。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及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大陆掀起的潮流则是打掉真正的大师，如鲁迅、陈寅恪，取而代之，对于如此还不尽他们意的汉学家则放肆地攻击谩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人对皇帝的新衣表示异议，就会有更恶劣的发展。

错位的中文世界，几近荒诞，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二．极权主义文化：片面西化的错向发展

看臺灣麋先生書法感

據女作家凌煙女士的介紹，這字是二十年前的一位通靈者麋先生寫給她的。真的讓我驚歎，不知這位麋先生是否還在，無論就字還是事，都堪稱世外高人！

單從字看，這字不俗！當代已經沒幾人能夠寫出來。它竟然能夠一下子從帖中跳出來，讓其它文字和照片都留在了遠處！這就是一幅字的神力之處！

一幅字，掛在墻上，能夠站立在那裡已非易事，大部分字是癱在那裡、堆在那裡，歪七扭八地撐在那裡。能夠在墻上立住，且能夠撐起尺二全幅者，難能可貴。而神能夠脫墻而出，充塞室內，甚至越窗穿戶，不覺浩然連接天地者，過人之人之字也！

就憑這字，這麋先生一定是過人之人！

“字”，大約真的不能夠隨意拿出來讓人掛的。因為它顯露的是一個人的氣質和修養，猶如透視鏡，讓人藏不住他究竟有多少內涵。

字不僅是修來的，也是天生的，所以有功有性的字難求。大約也就是這一點，可以作為學漢學的老外們是否進入了中國文化試劑，他若真的能夠看出此中的三昧，且能夠“品”，那就是有了中國文化的因素。而也就是這一點，當代中國人，知中國文化之深淺的，甚至知文化、書法之羞恥的也不多了！尺二秀才稱圣，事出自然有因！

就憑這點，這樣的人去大港開唱、聽唱，去做川粉、各類意識形態化的黨徒黨孫，也就不足為怪了。

2020.2.22

長星在天、犬吠在夜 ——誦讀杜詩有感

引述了一輩子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一直覺得這些名句的出處——源詩，全文必須應該熟記乃至背誦，可到了七十歲，還是不會背誦全詩。去年背誦了幾首杜甫的七言古風後，讓我嘗到了甜頭、且悟到杜甫的真韻，為此，近日決定，一定要帶著這幾首膾炙人口的杜詩去見杜老。

對於背誦古詩詞，最近五年，我雖然再次背誦了百多首，但是非常不願意背誦長詩，因為比記誦短詩及詞，背誦長詩要費力的多。所以我寧願花力氣背誦蘇軾的“潮州韓文公廟碑”碑文，卻放棄了最後那首“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長詩。但是，去年下半年由於在背誦杜甫的七言古風的時候，深感他的長詩非常給氣，對行文極有助益，所以背誦了幾首七言古風後，我終於決定，把一輩子不斷地碰到的、有這兩句詩的“偶題”和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背誦下來，希望能夠從杜甫老那裡借得和續上更多的文氣！

這兩首詩和那幾首七言古風一樣，我竟然沒費多大力氣，沒有感到痛苦地就背誦了下來。這讓我極為興奮，且大為吃驚！

是我記憶力超強嗎？我當然比在路上經常遇到的沖我叫的狗記性好，見得也比它們多，可一個七十歲的人如何會有年輕時，兒童時的記憶，如何會有好記性。可我竟然沒有感到費力和苦惱，興致盎然地背誦了下來，而這，就讓我一下子明白：“全因為杜甫寫的好”！

下筆如有神，不是隨便說說的，詩中的那些字句就像兒童訴說順口溜一般地泊泊地流出來，而且字字有光彩，句句有特色——有圖畫對比，有人物跳躍，有錯落有致、餘音裊裊的音響，亦有千古永存、讀來神魂具震的哲理。一首短短的二十二韻，就有“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如此多的名句。

能把文字如此出神入化地運用，而且是在千年以前，他不是神人，是什麼呢？為此，我更深感杜甫真的是神人。那才是詩人！那樣寫出來的文字才是詩歌！那種文字才可稱是文字藝術！

有杜甫在，有杜甫的文字在，誰還敢說自己有才氣，說自己智力好！

有了這樣的經歷，一路走來，就是天再黑、狗咬的再厲害，我也不怕了！因為我明白了長夜漫漫的歷史中，長星在何處，也明白了何以中國話有“少見多怪”，何以越是夜深、夜黑，狗叫得越歡！

有了這樣的經歷，再碰到狗叫的時候，我甚至可以像膽小鬼走夜路那樣對狗以言壯膽：狗崽子，聽著，先把杜甫的這兩首詩背下來，再來吠！還可以再加一句：難怪中國話有，狗嘴裡吐不出象牙！

畜生來吠，自然說不出整句的、有教養的人話！可誰讓這是在黑夜呢，你碰到的如何不是這類東西！

2020.2.21

失明的時代

去年二月十六號，前毛澤東秘書，中共黨內經常持異議的高幹李銳去世，享年一百零二歲。他直到離世前都頭腦清楚。

和前輩的讀書人相比，李銳學問不大，智力平平，所以才會走向共產黨黨派知識分子之路。但是，他的性格及受的正常教育使他很有些機智，以及一般社會人應該有的基本品質，所以在共產黨內成為鳳毛麟角，最終講出了不少共產黨黨內實情，可謂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他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熟識，習近平的接班之路，也是起自他在中共組織部的時候負責的培養第三梯隊，接班人的工作。為此他對習近平可謂有知遇之恩，對習近平的學識及為人有相當的了解。他說，習近平文化低了點，只有小學六年級，而政治上，李銳則套用了民間一句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

對習近平的評價是不需要智力就可以做出的，這不是因為他白字連篇，而是因為講話及行文的膚淺之氣是無法掩藏的。但是，居然權力就是能夠讓現存的世界盲目，看看臺灣那些同文同種的所謂知識人，談到習大大的時候那種無骨媚態，看看最近八年來大陸的某類人對習近平的期待，再看看流竄在世界各地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川粉，就足見這代人、這個世界及社會的令人可憐及悲哀之處。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那位諾貝爾得主劉曉波身上，他的文字、思想絲毫不比習大大好多少，由於他是所謂馬列美學博士，在文字領域縱橫的更多一些，因此荒誕不經、荒腔走板，比習近平更為甚地無處不在。這同樣是一個居然能夠讓世界瞎了眼的案例。

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在《論寬容》中說，專制造就英雄。可現實已經讓我們看到，極權專制連英雄也造就不出來，造就的是侏儒、弄臣，其中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子弟，他們自己的所謂知識精英。

極權主義徹底毀掉了文化及傳統，人性及人的存在。所以胡平那句不是因為他們高大，而是因為時代矮小顯現了他們高大，已經絕對無法表述這個時代的悖謬，無法描述出這個時代的特點。這個時代只能夠說是太黑暗，它黑暗到已經讓人無法分辨一切；或者說這個時代太變態了，連基本度量的尺子都是扭曲的。

如今，“中世紀的黑暗”，雖然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可現在，極權主義，即世俗化的基督教及其政權，以及後基督教社會的世界，卻讓你明白地看到：一個物質化、世俗化的西方現代化社會，即物質化、世俗化的基督教文化及社會，帶來的黑暗及荒謬，已經遠過於中世紀，讓中世紀的黑暗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而這就讓我們終於感到，且必須看到：我們現在比文藝復興時代、啟蒙時代更加需要復興及啟蒙，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俗基督教及其社會、世界。具體說就是：

我們面對的是各類替代基督教神學的、窒息人的心靈及精神的意識形態；

我們面對的是各類帶有教會教派特色的世俗黨團及其教士、各類弄臣；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徹底地世俗化了的後基督教世界。

它如此徹底的黑暗讓我們明白，我們知識人、乃至人類的對手，不僅是極權主義等各類權力，而更多的普遍的文化及精神。今天最為迫切的是文化復興及啟蒙，所以我把塵封的這兩篇雜文發表出來：

“造神和造圣”：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24.html

“悼念的癌變”：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8/02/blog-post_9.html

“詩經新篇：宵雅——鶴鳴•蝦聖”：

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8/06/blog-post_3.html

我唯一的希望是，現在及未來起來對抗這一切的年輕人，不再如我一樣要孤獨地在黑暗中從零開始摸索，可以從這個參照系開始！

2020.2.20

述懷

胸中沟壑眼中纓，

笔走龙蛇意不平，

五十年前驚梦醒，

八千里外度余生，

前來京华籠蟲噪，

後去天涯虿蝎横，

斩棘披荆殊有径，

回眸百载是奇情。

2020.2.17

劉世勤_武家坡片段_20181125_Azalia Liu

源遠流長留世情，淳淳梨芳瀝人生

感心動耳、盪氣迴腸，繞樑三日、不絕如縷……

當代能把京劇唱出欲揚還抑，欲進且退，欲抒又止，一波三折、錯落有致者，唯臺灣劉世勤也！

……

三劇（劉世勤的鎖麟囊、六月雪、武家坡）聽罷，三月不知肉味！

再談“反共是做人的底線” ——來自武漢災難的啟示

1.一黨專制與反人類罪

幾年前，我曾經公開提出“反共是做人的底線”， 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思索和認同。現在，來自湖北武漢的災難再次證實了我的這個觀點。

事實上，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一切當代自由主義學者，啟蒙運動的繼承者，普世人權與民主、自由的堅持者及捍衛者的觀點。因為法國自由主義巨擘阿隆不止一次強調過，“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科學哲學家波普說，就是物質生活再好，我也絕對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國家。

共產黨及其政權，是一個做事沒有任何底線的政黨及政權，所以正如曾經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吉拉斯所說：它堪稱是歷史上最殘暴、無恥，最沒有人性的團夥及政權。中國的共產黨當然不會是例外，它從一九二一年建黨開始，每隔幾年就會犯下一個巨大的、令人髮指的罪行，並且犯罪的形式不斷地變換。

這個黨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對此，他們並不掩飾。可就是因為此，他們不僅在危機時出手鎮壓兇狠殘暴，毫不猶豫、毫不留情，如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而且在困境中，他們可以好話說盡，可以非常實用地採取一切手段，放利、收買、賄賂，乃至出賣國家利益，出賣自己的親友、同仁及黨徒。為此，他們欺騙了無數善良的人，誘惑利用了各類投機家、詐騙集團、利益集團和他們合作。然而，在歷史的路上，用過以後被他們無情地扔進監獄、迫害致死的合作者、同路人，也可謂不計其數。

詩經新篇：宵雅——鶴鳴·蝦聖

1.

東林有雀，無行去遠，

垂羽叢中，饕餮靡風；

西溟有魚，無命去水，

遊走蝦塘，逐浪趨波；

天高地厚，物傾類聚，

嗟悼哀誄，各不相同，

是以為歌。

2.

鶴鳴九皋，聲聞於野；

鳥噪于塵，雀躍於市；

鶴鳴九皋，聲聞於天，

居高聲自孤，流俗禽眾多。

鶴鳴九皋，聲聞於野，

魚洄于池，自得於食；

鶴鳴九皋，聲聞於天，

居高聲自遠，塘中蝦奉聖。——2018.6.3

注：取意齊白石詩文及畫——“塘里无鱼虾自奇，也从叶底戏东西。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

造神和造聖（2018）

最近很有一些人在批评习近平的造神运动。这习近平的造神让人们看到的是，完全是在按照当年毛泽东，乃至斯大林的造神的道路及方法，竟然是毫无一点创造力。

毫无创造力，我是理解的，因为罐里养王八，一代不如一代，一定会如此！习近平受的教育、一生的经历，读过几本书，有何学识，我和他是同代人，太熟悉了。

在那个封闭的时代，没有几本书的时代，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指鹿为马的时代，他求知年代得到的学识，可想而知。

毫无创造力、无知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不知自己的无知。在成年以后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世界事物及知识的时候，还看不到自己的无知、还卖弄，而这就不仅贻笑大方，而且一定会在现实及政治上有同样的表现——不知道自己无论经历还是学识甚至无法和毛泽东相比，却居然还亦步亦趋地使用毛泽东的一切手法。

如此，毛泽东、斯大林的造神，让人感到这个枭雄可怕的野心，毫无束缚、深不可测的残暴，可习近平的造神让人感到的是可笑，是不自量力，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仅此而已！

然而，无独有偶，这个时代不仅有这类的林中称王，还竟然有草丛中称圣。这真的是同一个时代的两种产物，一块劣币的两面。朝中有人称神，朝外没条件称神，却也有人在造圣。而匪夷所思的是，造圣的人是一方面振振有词地抨击造神，另一方面在用同样的方法奉圣。如果人们想到造神的人还拥有一些权力及资源，拥有一些庙堂，而造圣的人却不过是把野葬岗子当庙，乱鸦寒螿鼓噪，更為可悲！。

悼念的癌變

一位正在研究我前半生的思想之路的年輕人寫信給我說，“我在收集他人評述先生的文章時讀到了一些悼念李慎之的文章，意外萌生了一個想法，也許具有“中國特色”的悼亡文章會是一個有意義且有趣味的研究題目，比如‘意識形態式的（党文化陰影下的）悼亡文章——以悼念李慎之先生的百余篇文章為例’。”這年輕人的想法讓我感到欣慰，因為這就是提出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他已經走在了路上。而現在這本悼念劉曉波之書，以及成書前後的現象則讓我更感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題目。

1.

我們這一代人真的可以說很可悲，連悼念的能力都沒有了，也就是基本的人的感覺，人生的感覺都沒有了，永遠是意識形態化的大話，假大空。至多說好聽一點是文青式的煽情。

最早讓我感到這樣的震動的是李銀河對王小波的悼念——竟然沒有一點人的那種固有的喪失了親人的透骨的悲痛。當年李慎之去世，我之所以介入討論也是為此，我厭惡那種假大空的、不著調的政治化煽情的吹喇叭。當然，那一次我參與的討論只是在思想領域，而非更廣袤的感情及人生。但是這一次，去年七月劉曉波的走，在天地間、人生中卻極其具有戲劇性。而如此強悍的震撼，居然還是沒有能夠讓人有超越政治的、具有更深的人的內容的所動、所思，——那些參與悼念的人，居然是如此缺乏人的基本感覺，居然依然是泛政治化的假大空，既無感情也無思想！

你無法分清是親友的悼念，還是文學的悼念、思想學術的悼念，你沒有感到細微卻無處不在、無法抑制的哀傷、悲憤、憂思、希望或者絕望，你看到的仍然是徹底的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假大空的吼叫。

對於劉曉波的生死，思想領域的內容我暫且不想說了，因為單只是人的生死、生命問題，這個事件就讓我瞠目結舌。它真的含蘊著超越了人的感知能力的更多地內容。

在那之前，劉曉波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我一直在想，這天大的笑話及鬧劇，老天如何收場。劉曉波的一個獲獎辭就已經讓我驚訝到極點，要思想沒思想，要文字沒文字，甚至連高行健那種感覺到“照葫蘆畫瓢”、應該模仿什麼的能力都沒有，那麼一堆軟踏踏、狗屎一樣的文字拽在了人間的所謂聖殿的牆上。那根本就是在羞辱這個時代和所謂的精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