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可以说是何维凌相当熟识的朋友，因为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初，来往到八十年代中期，交往时几乎是无话不谈。为此，半年前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何维凌去世二十五年后，香港新出版了一本何维凌生前的文集。另一位也认识何维凌的老友则来信告诉我他写了回忆的文字，并且说，他从和我的交往中感到，与我对其他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的看法相比，我对何维凌是另眼相看的，并且问我，是否我的确觉得何维凌是个人才。我回信告他，其一，这个另眼，只是相对于那批大学生中的别的人而已。因为那批大学生绝大多数知识框架和精神都已经被“真理部”彻底改造，基本上都不堪看、不堪与言，而何维凌居然还能来往，但是也不过仅此而已。
其二说他是人才，当然细想也说得过去，因为把他和陈一谘、金观涛们比，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如我前所言，根本不能对话，因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研究能力，也就是既无学养又无思想，他们二十岁前受的教育造成了终生没有改变和进步。而何维凌却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和那时我们那些带有强烈反叛倾向的中学生对话，而且也还是在不断地有变化。可能这就是区别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掉人生与来的基本敏感，针刺到肉，还有一定的正常社会的反应，而不是那类彻头彻尾的真理部后代的革命性的迂腐反应。
这样的反叛是根本性的，是一个有感觉的人的必然的结果。可在那批老大学生，以及在我们这代中学生的大多数人中，对于表面的、政治上的窒息，即明确地对专制有强烈地反抗感觉的就已经不多，而在精神上内在地对自己的被异化感到厌恶和痛苦的就更少了。
2.
谈到评价何维凌，我当然同时也审视自己。
我其实是远比那两位朋友认识何维凌更早，也和何维凌更熟识。那两位朋友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所谓改革潮流中认识何维凌的，而我则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期，他经常来我这儿。我住的灵境胡同九十七号的小屋，因为交通方便，来往经过西单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到西城办事，都顺脚到我那里一叙。可“观察渗透着理论”，人对人的评价大约就更是如此。观察评价一个人不仅渗透着思想理论的倾向而且很多时候更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甚至对评价对象的扬或抑，都和评价者个人紧密关联。捧对方，还是贬对方很多时候都和评价者对自己的褒贬相关。就此来说，人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动物。
为此，我对何维凌的看法，我常常问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为我本来对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学生极为看低，认为那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