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对革命一词来源的不同看法外，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笔者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早在七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将近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把这些讨论突然公开在刊物上，还是令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学生公开和自己的导师辩驳问题，总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却又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说，是涉及启蒙、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及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旦公开，如果再回避将会造成非常大的误会。迟疑再三，我决定首先遵照中国人的传统，退避三舍（半年以后），以示对老师的尊敬，然后，遵照西方知识传统，严肃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示对老师教导、对真理的尊重。稍微能得以自慰的是，或许许先生之所以公开这些讨论，也是因为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希望公开讨论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外，这大约也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特殊的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这些问题笔者在写《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历史贡献究竟在哪里》和《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中就已经提到：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不幸除了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外，还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自身状况整整推迟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以在知识界公开讨论。笔者写那两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够展开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令笔者没有料到的是，讨论的对象经过三十年，还是没有绕过自己的老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说来容易，做起来充满痛苦。笔者在这里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因为虽然从一九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的第一天开始，笔者就不断地和他争论，并且由于很多争论涉及根本的思想问题，所以经常是非常伤感情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年他招考我作他的研究生，而那时，笔者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此后，尽管我仍然经常和他争论，但是他一直对我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关心。
笔者将分两部分来讨论许先生信中的问题：
第一部分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各种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论述，以及对这个词的讨论对笔者的启示。
第二部分，笔者将讨论近代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为什么一切知识都是推测？为什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会有宗教（广义的）感情，为什么社会需要宗教（广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