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性，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写在刘宾雁先生八十寿辰（2004）

左起筆者、龍應台和劉賓雁（1999）

 一．“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

五七年第一次听到刘宾雁先生的名字，我还是个八岁的孩子，只是依稀地感到他是一个妖魔鬼怪般的大右派。七十年代初期，再次接触到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内部读物，《苦果》。这是一本英国人编辑的，选编记述五七年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情况的文集，副标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其中选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那时刘宾雁和王蒙对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少年人来说，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共产党社会也是如铁打江山。我根本不会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共产党集团能够崩溃，也没有想到日后能够认识刘宾雁先生，和他共同反对残存的几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但是就在那本集子中，刘宾雁先生和王蒙的文章，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文章相比，我觉得是苍白的。

稍后更多地知道刘宾雁先生，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出了共产党社会，所以虽然我不时看到刘宾雁先生的文章，看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纷纷扬扬，并且经常听许良英先生提到他，但是我并不很以为然。由于我早已经彻底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因此我不认同他对社会、对共产党以及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八九年后，我甚至经常在文章中把他的观点当作具有典型意义的肤浅观点批评，例如他对他成为右派以前的“共产党的肯定”、“对刘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所谓温和、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我把刘宾雁先生归于和体改委中的那些人一样，是在党内斗争失败了之后，逃出来的另一类“共产党”人物。坦率地说，我没有他们那种对共产党的感情。

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2004旧文）

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

“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答许良英先生（2004旧作）

去年九月初，我收到许良英先生这封后来公开发表了的信。由于信中有关革命一词的看法和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有很大的不同，信中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西方的一般学界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立即非常谨慎地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够继续和许先生进行讨论。（见附件）但是在十月十号，有朋友告诉我许先生通过“友人”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这封信，这令我有些诧异，此后我上网看到。

除去对革命一词来源的不同看法外，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笔者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早在七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将近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把这些讨论突然公开在刊物上，还是令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学生公开和自己的导师辩驳问题，总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却又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说，是涉及启蒙、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及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旦公开，如果再回避将会造成非常大的误会。迟疑再三，我决定首先遵照中国人的传统，退避三舍（半年以后），以示对老师的尊敬，然后，遵照西方知识传统，严肃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示对老师教导、对真理的尊重。稍微能得以自慰的是，或许许先生之所以公开这些讨论，也是因为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希望公开讨论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外，这大约也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特殊的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这些问题笔者在写《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历史贡献究竟在哪里》和《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中就已经提到：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不幸除了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外，还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自身状况整整推迟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以在知识界公开讨论。笔者写那两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够展开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令笔者没有料到的是，讨论的对象经过三十年，还是没有绕过自己的老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说来容易，做起来充满痛苦。笔者在这里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因为虽然从一九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的第一天开始，笔者就不断地和他争论，并且由于很多争论涉及根本的思想问题，所以经常是非常伤感情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年他招考我作他的研究生，而那时，笔者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此后，尽管我仍然经常和他争论，但是他一直对我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关心。

笔者将分两部分来讨论许先生信中的问题：

第一部分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各种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论述，以及对这个词的讨论对笔者的启示。

第二部分，笔者将讨论近代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为什么一切知识都是推测？为什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会有宗教（广义的）感情，为什么社会需要宗教（广义

附件：许良英先生把我逐出师门的绝交信（2003.09.01）及我的回信

附件1.

许先生：您好！

    昨天，九号，收到您九月一号的信。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误会。我七月初完成了那篇有关中国知识界最近二十年来的几个社会问题的文章后，在七月十九号邮寄给了您。八月一号发表时，我把它转发给了谢泳等几个朋友。后来，谢泳的来信说，他刚刚到您那里去，您没有收到。谢泳并且婉转地批评我说，我发表文章应该及时给您邮寄去，您对我很关心。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写信给谢泳，向他解释，已经给您寄去，可能邮寄丢了，并告诉他我会立即再次邮寄一次。考虑到可能是由于信件太厚的原因，我此次分两次邮寄。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后，谢泳来信说，他可以帮助我打印一份寄给您，并且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您的信可以发到他的信箱由他转寄。由于我已经邮寄了一半，因此犹豫几天后还是把第二部分邮寄了。

    关于您九月一号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会思索。尤其是关于革命一词，我会立即查询订正补充。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查阅了一些资料，但是，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关于托马斯·库恩，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推崇，只是谈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可以用他的理论。而对于波普，他的政治哲学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在科学哲学上，我认为他在很多看法上很武断，后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很多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实在论问题上，他和爱因斯坦非常接近。至于在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上，波普和库恩的学说是對立，甚至水火不相容，他的两个学生，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后来都成为他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到波普和库恩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措词都非常小心谨慎。

为迅速把信发出，先写这几句。昨天在网上看到，新加坡又有一例Sars病，天气转冷，望您们倍加注意身体！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2003-09-10

（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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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编者按：此信经许良英先生本人授权，在此摘要发表。

维光：

　　７月１９日来信，７月２８日收到。花了一个整天功夫看完了你二万多字的《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感到非常吃力。文中有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不少重要论点我不能同意。你说的问题竟如此多，如此广泛，要逐一讨论，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