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6日 星期六

谈意识形态问题



有网友希望我谈谈维基百科中有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否准确。我大概看了一下维基里的这个内容,因为网友没有链接给我,所以我不知道看到的是否是同一条。
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和定义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确有他自己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不被学界接受的。
我曾经在九一年的时候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那时我依然是在黑暗中摸索,要自己来寻找道路。好在我已经习惯了,从七零年开始走向这条社会科学之路,我基本上是在黑暗中凭自己的直觉摸索找路。七十年代初期的我遇到的困难可比九一年要多多了。因为那时候我连摸索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在摸索中还要不断修正自己摸索的方法。所以几十年下来回头看我真的是感到惊险,没有步入歧路,掉下深渊,真是我的幸运。到九一年,二十年的摸索,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了应该到哪里去找门、敲门,入门了。
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中文世界从没有人具体提到。林毓生先生虽然在研究五四的时候运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他没有提到任何当代学人对此的讨论。看他的论述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他是在借用当代人的讨论,却没有看到当代人为何,如何讨论这个题目。所以这或许也是促使我去了解这个题目的一个间接原因。
促使我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我由于要想说清,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究竟和四九年前,和当代一般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在接触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以及它的思想和文化特点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概念。我一下感到这个概念大约能够说清楚那种假大空、政治领先,那种五四以来、尤其是自李希凡以来,姚文元们、戚本禹们、金观涛们、河殇们所用的方法。它让我想到林毓生先生可能也是在当代西方人的讨论上借用这个概念的。
我先是从大英百科全书和德国的两套百科全书入手,然后索引出几个专门研究的人,接着又借来这几个人的书,然后又进一步了解这个领域中有谁在研究,究竟从哪方面,提出哪些问题。后来陆续收入近二十本书,本来是准备专门写一本意识形态问题的书,但是由于在极权主义研究中,这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在继续深入探究的时候,继而进入了极权主义概念,然后进入极权主义文化问题的研究。到现在算是走了一个圈儿。当然可能概念史的研究,我还会继续多把握几个探索过这个问题的思想家,以及一两个专门时期、专门地区的研究,如五十年代在柏林和德国思想界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讨论。
返回来谈维基词条。这个词条基本上似是而非的说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几乎每个地方又都是抹了过去,不明不白。好像焦距不准的相机,让你雾里看花,或者说刀法不好的雕刻师,刀刀下去都拖泥带水。
这原因大约有二,一是作者自己就不清楚,所以讲不清,如所引用的林毓生谈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应该翻译成意缔牢结”。这太文学化了,让人更无法把握。二是,很多东西无法翻译,一个中文词无法对应于一个西文,所以造成你无法如一张好照片那样,清晰到可看清主题乃至细节。


意识形态问题由于众说纷纭的确曾经折磨了我多年,最后明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观念论,观念体系,也就是常说的“观念领先”,即中国学界的所谓以论带史,主题优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它作为上层建筑,说出了一方面,但是只是从权力政治上说出了一个很小的侧面,而意识形态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特点,完全没有涉及。
为了一个目的,观念领先导出的东西都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学术。马克思自己的研究工作,只有针对问题的部分可以说是学术。
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不幸在国内偶然路过的那个自然辩证法界。实际上“自然辩证法”根本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学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甚至从那些以此为专业的人的“来路”和“去路”也能够看出。它在中国的主要的奠基者于光远们,以及其手下的何祚庥、范岱年们都是从老大哥的中宣部而来。这些人都曾经或者其后主管过中国各领域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批判各种唯心主义科学思想及科学家。所以,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中的那些人,先天决定不可能是学者,而只是宣传工作者。所以,这个领域中基本上也无学者可言。因为如果真的有学者误入其中,就一定会和我一样是一只丑小鸭,被所有的人所啄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意识形态化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家和学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意识形态化的工作就是观念领先的工作,它所展开的一切只是为领先的观念服务,树立观念、宣传观念、维护观念。为此,它就可以非常实用地专断地取舍,横加批判,也就是顺之者要,逆之者删,不得不要者,批。
意识形态家和学者的区别,典型地反映了这两类研究方法的区别。意识形态家肯定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学者则只是平等的讨论。
对此,我自己经历过的一段反思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八十年代中期,我的同学问洪谦先生,如何看待许良英先生的爱因斯坦研究,洪先生答道,还是贴标签。这句话我思索了十年才彻底领悟,也就是在看清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区别后才算彻底领悟。
从七零年反叛出马克思主义教条,到真正领悟这个区别,我居然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洪先生所谈到的贴标签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许先生以为过去把爱因斯坦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是错误的,现在贴上列宁曾经使用过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就是进步了。殊不知他还是在用他那套自以为“是”的观念以论带史、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因为爱因斯坦的思想和唯物主义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许良英先生和洪谦先生在科学思想研究领域中可说是两个不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行文方式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洪先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比许先生小得多,甚至可说不可同日而语,可他是个学者。许先生则基本上是个意识形态家,一位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出现的典型的左派革命家。。
以许先生一生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件工作,编辑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为例,这其实是一部典型的意识形态作品,而非学术读物。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意识形态的责任感使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一篇对他的采访中报道说,“1962年,许良英从中国科学院接到了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任务。这时,‘右派许良英已经回到了浙江临海张家渡的老家,成了一名头戴猢狲帽,腰间系着长围裙的农民。在他借阅的资料中,最先引起他重视的是一本《爱因斯坦论和平》。在看完这本700多页的英文著作,发现爱因斯坦终生信奉社会主义’,‘政治上应该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这才开始‘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介绍他的思想了’”。(见“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 中国青年报 》记者 陈卓,20130206   10 版,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216/19/6891064_265995129.shtml
为此,他在编篡这部《爱因斯坦文集》时,之所以可以对原始文本随意删削、节取,可以完全摆脱德文原本从英文翻译而不觉得有缺陷,之所以甚至肆无忌惮地加上大批判的注解,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介绍他们认为“应该”介绍的“观念思想”。
当然我们看到,因为是爱因斯坦,并且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从来没有系统介绍过他的思想,因此这部文集在中国社会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生活”中起到了很多共产党人、唯物主义者们始料未及的作用,对于人们观念的松动、观念的改变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对此,许先生八十年代大陆的思想生活中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他的这一工作却不能够说是学术的。
由此可以看到,许良英先生终生基本上不是一位学者,而是意识形态家,或者说是个观念主义者。他永远是Ideo-,精神和观念领先。八十年代中期前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七十年代中期后宣扬的不过又加上他所说的民主,然而,他一直是观念领先,他的活动是宣传“观念”、捍卫观念,而不是学术研究。
我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他后半生另外一项重要工作,他所参与编著的《二十世纪科技简史》,这本书更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且不说它非学术著作的编篡体例、文献索引,单只就这部书的成因就能够让人看到它不是一部学术作品著作,而是一部观念领先的党的政策的宣传读物。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当时科学院布置下来的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的一项重点任务。所以在通稿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住在友谊宾馆进行。这部作品甚至获得中国科学院出版二等奖。
即便说这部书宣扬了所谓“科学”和民主,那也是一部宣传作品,意识形态作品,而非学术著述。
可以肯定的说,凡是上级下“单”作业,为上级思想和当时的政治路线服务,并且不得出格,也未曾出格的作品都不是学术作品。


在李慎之先生去世,纪念他的时候,吹捧李慎之先生的做法居然也正是贴标签式的。为此它曾经刺激我写了几篇文章。
一些人随意地为李慎之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实际上李慎之是个党内异议人士,有正义感的人,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但是从语言,思想方法,思想基础上和自由主义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意识形态分子从事的永远是风马牛的工作。
这一次纪念许良英先生同样是如此,还是那套观念领先,吹喇叭的方法。他们以为把对象改变了,口号变了,就正确了。殊不知还是贴标签,还是意识形态化的,还是那套党文化。
这里我之所以提出党文化,是因为我是因为研究党文化的特点而进入意识形态化问题领域的。
意识形态化和党文化的关系让人可以看到,观念领先必然产生党同伐异,意识形态化导致一元化的观念文化,如果把这种意识形态化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也就是在社会的一切方面都意识形态化,这个社会完全意识形态化,那就产生了一种党文化,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文化。
局部的意识形态化不一定是党文化,甚至可能对社会的变化产生进步作用。但是完全意识形态化必然走向极权主义,党文化。而反之亦然,党文化必然是意识形态化,一党专制下的一党垄断主宰文化就必定是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
和后辈们不同,五四后的前辈是意识形态化的缔造者,积极的观念论者。四九年后的后辈们则是一种失去思维能力的吹喇叭者。前辈可能会改进喇叭,改进吹法,后辈则永远是用人家的技法,吹人家的喇叭,乃至滥竽充数,哪怕跌入异议人士丛中。
如前所说,尽管“意识形态”也有积极的东西,例如,在政治运动中很多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有效的、积极的影响,如李慎之先生、许良英先生晚年对社会的影响;再如从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初期导致意识形态一词产生时它的影响;更何况说任何政党政治、一般政治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有意识形态的一面,然而,意识形态却永远是“意识形态”,对于这个“观念领先”,人们对它永远要抱有警惕。因为它孕育着以偏代全,以自己的思想观念代替探索研究,说到底,不是它的观点“对”或者“不对”,而是它的方法有问题。它从来不准备修正自己,否定自己!

2013-03-05 ·埃森

发表于台湾《新纪元》杂志2013-03-14,第3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