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介紹並且研究布拉赫給我們的啟發和教訓應該分成四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方法論上的啟示;第二是具體的他的歷史和政治學研究及其意義;第三,是他的學術經歷的經驗教訓。最後就是跨越這三方面,在整個對西方、人類歷史的認識中的啟發。對於這四方面的啟發及教訓,筆者在介紹中已經從很多方面進行了展開。因此,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希望集中在兩方面,進一步更明確地具體對比、強調布拉赫的研究對中文界特別要強調的啟示及可以汲取的教訓,即布拉赫究竟在方法論中,以及在他的學術思想中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4.1方法論啟示——從布拉赫與德國思想傳統的對抗談起
18世紀的80年代,康德在談到啟蒙究竟是什麼的一篇文章中,明確地談到啟蒙的對象其實就是知識問題及知識分子自己。因為啟蒙是釐清和弄明白,而這就意味著啟蒙要扔掉蒙昧的、束縛、扭曲人們看問題的方法的教條及其教義。為此,康德學術首先做的也是對自己使用的衡量外界的“尺子”的考察,它能夠做什麼,不能夠做什麼。認識論、方法論問題永遠是最重要的問題。
布拉赫在戰後步入德國知識界,他的工作及遭遇再次說明康德的看法。而這就是給我們中國知識界最重要的啟示。為此,如果說布拉赫在戰後的德國首要的就是方法論上的變化,並且他的反對者也深切地感到他的變化,那麼在一個被徹底意識形態化,被真理部再造了的極權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社會,如果甚至經歷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不曾感到需要方法論上的轉變及啟蒙的需要,那麼對於這類知識人來說,他們對於自己的否定,是不需要筆者再來做出的。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筆者集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知識界生活的經驗及遭遇,感到和關注這個領域的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分享布拉赫先生的探究在方法論上的啟發及教訓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