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6日 星期二

人味儿与人生 ——看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纪念片感

1.父母恩情、人生伦理比党大

昨天上网在youtube上看到相声大师马三立的纪念专片。专片介绍的内容几乎都是底层的笑话趣味、为人处事,但是让你感到处处闪烁着生命和生活的智慧光芒,处处让你回味无穷,甚至不能自拔。
生于一九一四年的马三立先生,三十五岁前,出生、从艺、为生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岁后至八十九岁辞世,在共产党中国颠簸五十四年。前三十五年虽有坎坷、穷迫、劳累,可不曾受过整肃和失去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可能;后五十四年,有十九年右派生涯——是人下人,被整肃、专制的对象,有三十三年则只有仰当权者鼻息,揣摩当权者意思说笑话的可能。这一段生活,不仅没有了早年穷苦的自由,而且根本就是宫廷外的弄臣,因为即便是说好话、拍马屁,都不是随便的。主子们的分歧随时可能恨棒打人打到了你身上。事实上,吴晗、老舍们、赵丹们、周信芳们的挨整都是如此。底层的马三立当然也不可能够逃脱这个命运。所以,这个不但诛身,而且诛心,不但诛心,而且祸及前生后世、九族亲友,唯权力为第一的共产党专制,绝非是到那时已经是三十五岁了的马三立可以想到、估计到的主子。它是中国千古没有过的“极”权专制。
传统集权集的是权,可共产党极权“极”的是一切,连你们家祖宗八代,簸箕扫帚,猫狗鸡鸭都要管到、专制到。所以共产党来了之后,可以让中国的城市乡村中没了妓女、没了性,没了狗、没了雀,没了“色”,也没了“空”。马三立当然不懂这些,所以他用普通的人心来对待这个尚黑的黑党,用积极的逢迎迎来了一生的迫害,没了相声、也没了可以自由地取悦升斗小民和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马三立到死大约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招致迫害,因为就在这个片子中我看到,马三立居然到死也没有没有失去他信奉的生活伦理,失去人性。

2016年8月21日 星期日

带味儿的CD——再谈卡拉扬

Thomas Wong先生,在facebook上闲聊了几句音乐。音乐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感知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真的要感谢有网,感谢Wong先生,让我可以免费迅速学到很多东西。故此发一则到这里,周末与大家共享。希望看到更多议论的可到Wong先生的facebook上去看。
关于HarnoncourtWong先生是我的老师了。因为我对Harnoncourt不熟悉,自己有两张他的唱片,在德国电视上看到介绍他是力图用原来的配置、人员恢复古典音乐原貌,我没有上网查一下他的情况,竟然一直以为他是法国指挥家,实实地孤陋寡闻了。这大约就是有网交流的好处。免费获得了知识。
谈到Harnoncourt,我还真的有一段感想故事。我是因为偶然听了一张富特万格勒的贝多芬第六唱片,它让我大惊失色,居然有如此处理第六的,方知天外有天。为此对这个早已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的曲子,我又反复对比听了六七个版本的第六,其中有Harnoncourt的,卡拉扬、博姆、Celibidache等等……这是我唯一一次认真听Harnoncourt,认为他指挥的还能够听。可这次对比彻底倒了我的胃口的是卡拉扬。不比不知道,他竟然能够把田园演奏得你再也不想听他的音乐了。
卡拉扬的田园,是一队军曹一路小跑行军到了田园。卡拉扬的音乐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音乐味儿,缺乏音乐的魅力。在此也推荐给网友们去对比听听不同版本的第六,或者别的。这个教训也告诉我,买CD千万要小心,音乐不是装饰品,不同版本、不同演奏者味儿可太不一样了。
千万不要买一张回来装饰自己,实际上那可能是恶心自己。

2016年8月15日 星期一

忆何维凌及那个年代(下)

《1984》作者奧威爾
6.

在繁忙的读书和思考工作中,因为有很多依然非常值得去学习,借鉴和进一步思索的问题,所以我始终没有时间来写这类回忆性的文字。但是由于这本何维凌文集的出版带来的对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的描述,以及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很根本的问题——它不仅是历史,而且甚至影响到时下中国的形势及对未来的展望,及对下两代人依然急迫的对真理部对精神及社会的禁锢的认识及粉碎问题,因此我决定先停下其它工作,花费些时间来写这篇回忆性的文字。
本来在正常的知识环境中,在写下上面的历史以及对比之后是不需要我做更多的解释,因为在正常社会中,有一般的价值、审美、学术和做文人、做知识分子的标准,人们自可以自己去想、去判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从《一九八四》后又继续下滑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一个特殊的被彻底扭曲了精神的中国人的社会,因此很多问题必须说的牙白口清,一些时候你甚至还必须点名对号入座,否则人们根本不会理解这些问题的本来意义。而时下对何维凌的回忆和定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指鹿为马、黑白混淆即是因此而生。

6.1. 九层地狱第八圈,幼年失学少养教,何来繁星布满天——无法自圆其说的历史图像
写何维凌回忆的人钩织了一个八十年代星光灿烂,一片光明的图像?单就这个图像来说就是经不得任何历史辨析的昏话,就只能说明那些如是说的人对什么是知识、人才和历史的看法出了问题。这其实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奇怪的中国没有如东欧社会那样走出共产党黑暗统治,其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扭曲的思想,彻底占据了知识生活的垄断地位。
反观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图像实际上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十分简单的线条,我把它简略如下,称为九层地狱:

憶何維凌及那個年代(上)

1.

我可以说是何维凌相当熟识的朋友,因为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初,来往到八十年代中期,交往时几乎是无话不谈。为此,半年前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何维凌去世二十五年后,香港新出版了一本何维凌生前的文集。另一位也认识何维凌的老友则来信告诉我他写了回忆的文字,并且说,他从和我的交往中感到,与我对其他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的看法相比,我对何维凌是另眼相看的,并且问我,是否我的确觉得何维凌是个人才。我回信告他,其一,这个另眼,只是相对于那批大学生中的别的人而已。因为那批大学生绝大多数知识框架和精神都已经被“真理部”彻底改造,基本上都不堪看、不堪与言,而何维凌居然还能来往,但是也不过仅此而已。
其二说他是人才,当然细想也说得过去,因为把他和陈一谘、金观涛们比,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如我前所言,根本不能对话,因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研究能力,也就是既无学养又无思想,他们二十岁前受的教育造成了终生没有改变和进步。而何维凌却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和那时我们那些带有强烈反叛倾向的中学生对话,而且也还是在不断地有变化。可能这就是区别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掉人生与来的基本敏感,针刺到肉,还有一定的正常社会的反应,而不是那类彻头彻尾的真理部后代的革命性的迂腐反应。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苛刻,因为在我们这两代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困惑及压力束缚是容易的,而感到精神上的内在的禁锢,无法容忍则更为根本,且不仅需要智力和感觉,也需要生活的勇气。而这就是我们那批老中学生中的反叛的原因,我们感到的不仅是政治,而且更强烈地感到的是在思想方法和精神上受到的欺骗,感到过去不仅被欺骗,而且自欺欺人,为此对自己,对社会,甚至对世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说到底就是,过去的一切已经不能够满足自己,一定要挣脱它、抛弃它。而这种反叛,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我想,金观涛们,乃至陈一谘、陈子明们是不会否认这一点的。而这就是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这样的反叛是根本性的,是一个有感觉的人的必然的结果。可在那批老大学生,以及在我们这代中学生的大多数人中,对于表面的、政治上的窒息,即明确地对专制有强烈地反抗感觉的就已经不多,而在精神上内在地对自己的被异化感到厌恶和痛苦的就更少了。

2.

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

洪谦先生的历史性影响 ——与友人谈“贴标签”问题

有老友来信谈到我说过的“贴标签”问题:
“刚才在外面散步,忽而想起你经常说的贴标签,此事一直没和你讨论过。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像动物园的标签似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这样的定义被放在了分类上……”

为此,作答老友,来讲述这个关于贴标签问题的故事,对此的理解,以及涉及洪谦先生及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些事情。

1.

对这句话的推崇和传播的确是始出于我,它大约发生于一九八五年,我的同学,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的学生在走访洪谦先生——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的时候,请洪先生谈谈如何评价当时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研究。这故事的讽刺性还有,这本来是我那位师兄想为许先生索好之笔,不想由于没有对于基本的认识论思想及维也纳学派的了解、缺乏感觉,变成现实版的画蛇添足,为许先生索来如此一句——“还是贴标签”!这其实也说明这位师兄,虽然已经拿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的硕士,可还是不知道经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严密科学带来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从根本上对抗这种“观念论”的产物。
去找一位建立在“反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的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评价一位“以论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这真的是无异于是想把自己的先生放到火上检验一下成色。
我在同一年,八五年到洪先生家拜访他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对洪先生说,这句话给我

2016年7月12日 星期二

在最简单问题上的迷雾

——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后记 
1.
最近十年,我在读书写作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问题本来是十分简单的,而我们却恰恰在这些简单问题上出了差错。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困难是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受了不良的教育,带上了变色眼镜,亦或我们自己为了现实需要只顾眼前,或自己蒙蔽自己,自欺欺人,或者囿于压力而回避问题。
这个认识使我看到,知识及思想领域的探究和写作,居然和文学艺术领域一样,返璞归真对于一个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很多研究的结果事后都会发现,抹去迷雾、摘掉眼镜,竟然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写作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一文,让我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这点。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底色的力量 ——听八十六岁的吕东明先生程派演唱有感(2016)

八十六岁的吕东明先生,在纪念赵荣琛大师诞辰一百周年的清唱会上,最后压轴,以一曲《苗青娘》,半段《锁麟囊》,技压群芳。
岂止是技压群芳,而根本是技压天下,她让最近三十年,王吟秋先生辞世后的中国京剧舞台黯然失色。
岂止是黯然失色,而根本就是让那些后来的所谓程派相形见拙,原型毕现。
这样的穿越时空的功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赞誉吕东明先生的演唱,绝对不是因为她在八十六岁的年龄上竟能唱到这么精彩,而是因为就是和最当年的三四十岁的人,那些在舞台上正走红的青年人相比,吕东明先生的唱腔之清澈,之圆润,之吐字发音,都让人立即感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艺术。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吕东明先生的演唱让我,和吕先生成长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一代人深思!
四九年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我,幼时确实就知道吕东明先生。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后,京剧界还依然是繁星满天,后羿的毒箭还没有遍杀星空。吕东明和吕东来的京剧团,在北京是年轻的、二三流的剧团,几乎很少能在有名的大剧院,如人民剧场、长安戏院、吉祥和中和戏院演出,只能够在前门外大栅栏中的一些戏院演出。但是这些剧团的剧目繁多,且有很多故事性很强的戏,为此,他们在报纸影剧栏目中的广告常常让我感到好奇。但是由于父亲绝对不会带我去听,所以,尽管幼时的我着实地看了不少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们的戏;由于父亲酷爱程派,也几乎听过几乎所有在北京能够听过的程派的戏,对赵荣琛和王吟秋有一

2016年5月31日 星期二

红歌从来唱未衰 —关于红卫兵诗人郭路生的争论

1
在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最近几年唱红歌的问题被人们注意起来。但是,红歌不是从近年来开始重新唱的,红歌不是从薄熙来唱起……
红歌,就如同样板戏,不仅从来没有停演过,而且多年来新编样板戏,如《江姐》势头不减,一直在继续高歌猛进。除了从“江青”换成了“江姐”,什么也没有变,豪言、壮语、咬牙、瞪眼、挺胸,跺脚,热血满腔、杀气腾腾——一如既往。
同样的情况当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如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被金观涛们继承了一样,以论带史,为政治服务,为当权者服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历史规律、封建王朝,超稳定结构, 一套真理部来的陈词滥调、八股教条,既用不着读历史史料,也用不着辨析方法就可以信口雌黄。区别只有,戚本禹是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金观涛是为了邓小平的共产党改革。
这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极权社会的必然现象,一个没有反叛与反省的知识界、文化界的必然现象。

2016年5月21日 星期六

几点历史问题杂感

有朋友让我谈他正在写的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看法,这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泛泛打字过去说了几点后,突然觉得可以抛砖引玉,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思想的问题还是点点滴滴地不断讨论更好,因为已经积累的问题太多了。
1.这位朋友认为推翻满清是孙中山唯一可以没有争论地得到肯定的事情。
我以为,现在看,推翻满清也不意味着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因为西方一些国家保留了王位,甚至北欧还是去请来的王位。而废除了王室的德国,却发动了两次大战,产生了最极端的专制。他们现在甚至都后悔废除了这道风景。这说明王位有否并不是判定正确与否,进步与否的判据。所以孙中山的这个功劳也是值得探讨的。
2.寻此思路,北伐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
北伐伐的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现在都知道,割据时的军阀或者说诸侯并不比党阀,党国坏。孙中山引进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世俗化的国家结构。彻底破坏中国传统秩序,始自孙中山、国民党。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已经不是如以往所说的,凡是西化,或所谓现代化,我现在宁肯不用这个词,而认为应该说是引进世俗化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党国结构,就一定比中国传统的好。我以为这点前辈贤人曾经深切感到。而后辈作家廖亦武现在也同样感到,鸡犬之声相闻的老子的国家观,要比西化的帝国观好——即传统中国的国家形式,远远好于时下的所谓“现代”,即后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形式。
而再从更远的历史的角度看,北伐甚至可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身,或者说后来的一切革命前身。
3.联邦制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往更深地地方探究则一定会否定北伐,以及更深的问题——各类西方体制什么以及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才可能有较少的负面结果。
虽然如此讨论对孙中山可能带来很多负面评价,可如果做历史研究,经验研究,孙中山在当时的同辈人中可能也是竭尽所能了,而如果和共产党那批人相比,他的可取处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辈无法与孙中山比肩,只是力图汲取点教训。
4. 辛灏年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很有些才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或者说卓越的Publicist——公众文字工作者。他没有进行过历史研究,所从事的工作及著述是社会宣传,这点去看看他阅读的文献就知道了。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比后者,Publicist高级,我自己多年来的很多工作也是属于Publicist。历史学家和公众文字工作者之间虽然没有高低,可不能够指鹿为马。

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下)

——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之一

—仲维光—


概述: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绍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一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几乎可说是整个冷战时期讨论的基石,或者形成整个讨论的背景。本文共分八个部分。从二次大战后问题的提出,到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学者对这个理论的探源和质疑。最后一部分,笔者则概括了这个问题及这一历史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彻底根除产生极权主义问题的土壤,普适价值人权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彻底反省并且改变了今天的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后。
本文结构如下:
一.序;二.问题与方法;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与极权主义问题;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讨论;八.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
——汉斯·利茨曼对于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批评性历史研究

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从产生开始就引起学界乃至社会上的激烈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提出的极权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解释是否可取,是否全面,以及这个理论是否适用,而没有人探究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什么,以及这个基础又将会导致什么,也没有人讨论弗里德里希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理论,他是如何走向这个理论的。
这些问题对于学术界、思想界以外的人,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以外的人,就更少可能会被问及。一般提到或者关心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人,几乎都是把这个理论当作反对极权主义、维护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来运用的。在他们看来,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毫无疑问地是在极权和民主对立的基础上,通过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而独立地产生的。然而,思想史却真的总是有很多吊诡的事情。九十年代中期后,德国新一代的政治学者汉斯·利茨曼,在对于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及其宪政思想的基础进行研究后,发现并且揭示,不仅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起源于他在宪政思想中对独裁的推崇,而且弗里德里希的这个理论的基础潜藏着深刻的反民主的倾向。(注解47

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

“红”字下的反人类罪

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写于大约二十年前,一九九六年,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促使我决定写这篇文章的。因为一位到了德国的清华附中学生居然在三十年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不属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看法。我那个时候在认识论的问题,思想方法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上探究。这类历史问题、回忆问题本来我是准备在思想工作,也就是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整理记述,但是由于那个刺激,并且也想到趁着记忆力还好,把一些东西先写出来也有其好处。
那篇文章因为内容都在脑子里,所以写来并不费力,只化了三四天的功夫。当然还因为我当时正在构思写作另外一篇文章,关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与极权主义专制的关系,也就是我那时提出了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教条的和实用主义的。这后一篇文章是我更用心的。但是两篇写毕投出去后,第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诞生记”引起的反响远比后一篇我着力很多的理论性的文章大的多。这后一篇文章被刘晓波注意到,并且在九九年的文章中使用了我的观点。所以我真的以为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及态度有了改变,在后来独立笔会的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他。但是其后的发展让我看到,词句的接受不等于立场和处事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那篇关于红卫兵诞生的文章当时甚至给某些刊物带来长安纸贵,尽管如此有三点我心里很清楚。
第一,在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上,我还在路上,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厘清,如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极权主义专制和传统专制的区别,启蒙是什么?东西方的不同是什么?二元与多元问题,马克思主义继承的是西方的什么东西等。这就是此后我这十五六年的工作。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中)

——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之一

—仲维光—


概述: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绍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一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几乎可说是整个冷战时期讨论的基石,或者形成整个讨论的背景。本文共分八个部分。从二次大战后问题的提出,到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学者对这个理论的探源和质疑。最后一部分,笔者则概括了这个问题及这一历史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彻底根除产生极权主义问题的土壤,普适价值人权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彻底反省并且改变了今天的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后。
本文结构如下:
一.序;二.问题与方法;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与极权主义问题;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讨论;八.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

1.一九五三年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提出的极权主义理论

A.在一九四六年雷布豪尔茨和一九五一年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论述之后,极权主义概念,最终在弗里德里希那里得到系统的描述。他的描述成为迄今为止在专业领域中一直持续被引述的文献。
和雷布豪尔茨与阿伦特一样,弗里德里希对现代独裁现象也早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讨论。例如,在一九三七年他就发表过“作为独裁罪恶天才的农民”,“情感纳粹的农业基础”,一九四二年的,“普通人的新信仰”。(注解28)但是,他自己说,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手稿中对一般的极权主义理论做了论述,但是真的促使他用政治学学术方法做出总结性地描述的冲动是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注解29)而在此之前,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国际学界还从来没有过作为一个专门题目,系统地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研究讨论过。为此,这次由弗里德里希自己领导的会议可说是第一次开始了冷战时期对于极权主义的系统研究。在那次会议上有两篇相对立的文章引起激烈的讨论。一篇是梯莫舍夫(Nikolaj S Timasheff)的,“极权主义、专制、独裁”;(注解30)另外一篇是弗里德里希自己的文章,“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点”。(注解31)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
梯莫舍夫的文章题目用的是三个不同的描述专制的西文术语,TotalitarianismDespotismDictatorship,这个题目就再次告诉我们,单从中文翻译,你很难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因为被翻译成“专制”的西文甚至比这三个还要多,还有AutocracyAbsolutism,以及tyranny等,这些不同的西文对应了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西方专制。而有意思的是,这多种形式的专制告诉我们,在专制问题上,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传统远比中国丰富和广泛。

2016年5月15日 星期日

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及其启示(上)

——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之一

概述:
二十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世纪,冷战时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是介绍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一组文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几乎可说是整个冷战时期讨论的基石,或者形成整个讨论的背景。本文共分八个部分。从二次大战后问题的提出,到弗里德里希对于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修改,再到西方学者对这个理论的探源和质疑。最后一部分,笔者则概括了这个问题及这一历史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彻底根除产生极权主义问题的土壤,普适价值人权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彻底反省并且改变了今天的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后。
本文结构如下:
一.序;二.问题与方法;三.弗里德里希生平简介;四.二次大战后的思想界与极权主义问题;五.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讨论;六.冷战时期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七.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理论的反民主倾向讨论;八.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一.序

这是笔者计划写作的一组关于冷战时期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介绍文章中的一篇。

2016年4月30日 星期六

周末分享:我为什么把B+W滤镜换成适马DG滤镜

因为周末休闲,游戏文字,却突然发现成了一篇短文。就发在下面供您一笑,愉快过周末。

有网友问B+W的牌子很好,我为什么要换用适马滤镜?

这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是在德国呆久了,对德国产品没了以往有的一概的认为好。即以相机为例,早已经被挤出市场。汽车业,一位在宝马做高级主管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他们拆车对比过,落后日本汽车二十年。不过因为这个差别,是九十七分和一百分的区别,而买牌子又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宝马和奔驰这块市场日本人还没啃动。汽车业德国如果没有保护政策,没有中国人的追捧,也早就如相机业一样,被挤到角落。所以相机的各类产品,我以为,如果没有富裕到可以摆阔,一般会少选用德国产品。至于蔡司、徕卡,那是日本人利用了德国产品牌子。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利用,这两个牌子也只是昨日黄花了。
其次是DG的标志。我在初用数字相机的时候也不很体会为数码相机特别设计的特别含义,但是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几个以前尼康的好头,用在数码相机上非常平庸。这让我开始重视,曝光片和胶片对不同光线角度的反应不同,并且为此让我开始对DG标志有了信服,此后就尽量用新为DG设计的产品。
而就因为这点,德国人所特有的持重的缓慢的反应,以及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热情进行这方面研究开发,又让我对他们的滤镜怀疑。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我所有适马头,都配上了适马DG滤镜。哈,这也是我们北方人吃饺子的传统,原汤化原食。
最后加一句对适马的感想,自从09年偶然的机会买了台dp1,进入适马,它让我惊艳而又因为不贵入了sd14后,一零年去美国旅游归来才真正中毒到不可收拾。当时传到计算机打开一看,我立即惊呆!此后就再也无法离开适马。我是真心地认为:
喜爱摄影及相机的人,如果没有用过适马相机,枉度此生!
为此,我这个搞思想研究的人,很有欲望继续从传统文化、美学、人性来继续探究适马别具一格、别有洞天,让人回味无尽的人文特点。而众多相机中,单只是它能让我产生这个冲动,这就是适马所特有的!——适马给了你和别的相机不同的,和生活、和中国人独特具有的对生活的感受和追求,血肉相连的东西。

2016-04-30 德国·埃森

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

周末分享:往日散忆


在摄影论坛的网友上了一张吉林山间小村的雪景让我感慨万千。四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和它相似吉林小村中度过了三年。那时没有机会用相机记录下,现在看到这冬日雪景,才体会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疑问的惆怅意蕴。
这风景都在梦中。冬日的寒冷,让你更感宇宙和生命的深邃!没经过东北夜间的寒寂,星空下的空旷,你大概很难领悟到宇宙间、人生中的一些感念。吉林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我的追求的所有的基础都起步于吉林洮安,那个隐藏在绵延的兴安岭余脉中的小村。那时我生命力旺盛,每天要求自己出工十四个小时后,读书五十页,不然不得睡觉。为了凑够夏天到南方旅行的粮票,我曾经和另外一位朋友赶着驴车,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夜。手最后冻得解不开裤扣,而棉鞋上的烟头烫痕下的脚面居然就冻黑了。三年后我无愧地告别吉林。就是在这个小村,我经历了一整个彻底从真理部的教育改造下反叛出来的过程。我以及和我一起度过那三年的四个女孩子没有一个再想入团、入党的。至少是在村里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这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的一生都与那段吉林的生活关联。有时想,或许如果我早一点觉今是而昨非,步入自然科学就能做更多有用的事情了。可于我的性格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网友说,老哥冬季回来,我陪你去这个小村,住书记家,睡火炕,喝小烧,半夜起来拍星星……,它撩拨起你无尽的生命回忆……村里的小烧,热炕,新出锅的豆腐,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2016-03-26

2016年2月24日 星期三

与友人谈高尔泰《寻找家园》及当代大陆文风和文化

47歲去世的奧威爾,我永遠的榜樣
对此,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美学为底色的精神史,寻找所谓家园史,绝对是一部癌变史。谁如果看不到这个如此简单并且显而易见的问题,谁的审美口味,精神世界就一定出了问题。而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代人出了问题,就恰好证明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说的,一九四九的大洋国,经过真理部的控制和再造,终于在《一九八四》达到了目的。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的蹿红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引自本文

2016年2月13日 星期六

从米尔斯坦到周正荣

——周末分享致友人

AJ,周末休闲又来和你谈感受了。

1.由于上周听了那张Ginette NeveuJosef Hassid的唱片,周五下午我进一步听了另外三张一套的Ginette Neveu的唱片中的协奏曲,真的是少有的好。她三十岁去世,让人唏嘘!三十岁的人就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好东西!当然那位莫扎特更是了不得。
我的感触很多,而且似乎现在文字中的感情比任何时候都多,突然感到此前我专注的是思想探究,此后文字大约会感性、文学性越来越多。这也是个既奇怪又不奇怪的现象,西方人注重激情,老年不是诗人的年代、感性的领域。可中国人,“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大约是中国文化情怀的一个独特的特色吧。
昨天下午,乘此感受良多的时候决定上亚马逊网定购那套一一年出版的米尔斯坦的十张套。我手里米尔斯坦的唱片其实已经很多,为此一直由于无法确定这套的内容都是什么,所以没敢下手买它。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总觉得老之已至,能不买就不买了。今天终于决定下手,全因为“感受”居然无法挡住,依然犹如泉涌。
人活着,如何能够拒绝去体会和感悟,拒绝更丰富的人生享受!

2016年2月9日 星期二

中国艺术家的困境:拔根与“扎根”——读黄文海“扎根”有感

未曾谋面的青年影视艺术家黄文海先生传给我一篇他的文章,“扎根”,希望听听我的看法。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文章看了,一些想法本应该而且也必须谈得具体,但是由于不是我的专业因此很难做到,所以只能够谈点一般性的感受。

一,我觉得黄文海的路是很正的,这就是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且探究问题,而不是在那里煽情和说那些似是而非的大话,如什么伟大的人道关怀,历史的使命……等等。而这对于一个在人文领域中的工作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可惜这个领域中走这样的路的人已经不多,而让那些习惯于浑水摸鱼的人左右了这个领域,这使得今天在这个领域已经颠倒了黑白,让矫情被误以为是深刻,煽情最容易被人、被社会接受。那种中学生的小女生文笔居然成了人文领域的主流时髦品。
二,黄文海的这一求实倾向也就增加了我的担心。走这样一条路是非常艰苦的路。因为你提的问题越深,你会发现你面对的对手越巨大,要做的事情对你的要求也就越多。你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才能够撬动这个你所面对的更根本性、深层的问题。而这就很可能像遭受到西西弗斯的遭遇。我不知道黄文海是否意识到这点,并且真的准备为之努力和付出。

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

寻找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前提 ——从文化思想史谈法学及大学西学教育

一.问题

有大陆研究生来信问我几个问题,其中关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翻译问题,我已经著文讨论,此外关于治学问题如下:
“……关于学业,晚辈也有些困难,不知先生能否指点迷津。我现在面临几个问题:
1.您提到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我也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总感觉有些问题理不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批判,正规的学术研究或讨论问题到底该怎样具体的进行,等等。所以我最近想认真地读一读奥威尔和阿隆的著作,也包括您对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文章。
2.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研究政治或文化的,虽然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专业领域。中国刑法是学习德国和日本的,所以我想读读德国学者的著述,尤其是刑法哲学相关的专著,但是中国的翻译让人很不满意,读起来很吃力。另外像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的哲学更是读不出个脉络。”

对于这两个问题,尽管不完全是我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曾经经历过的探索经验还是让我可以勉为其难,提出一点可能对这位小友有益的想法。

二.浅谈治学方法问题

大约在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高中毕业失学,为此我为自己确立了目标:要通过自学把共产党问题,共产党思想及马列主义思想问题研究清楚。如此,为了这个

2016年1月8日 星期五

周末分享:音响·录音及卡拉扬的效果——致友人的一封信

AJ,又有感受给你讲了。
周末把当年给孩子买的一个袖珍音响,收音机带CD取回来。不想居然配上闲置的那对Bose 100 效果非常好。这对Bose是我十几年前在街口那个店因为便宜买回来的。由于有了其它大型音响,一直没花时间玩转过它,不想这次成功。如此我的工作室也就有了一套可以凑付听的音响。可您老不知道,这个成功使得我在听马勒第九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发现。本来这次试听让我觉得这对喇叭的空气感不错,可是我听那张卡拉扬的马勒第九,格拉姆风出版,怎么听怎么干干的,不堪听,我很奇怪。觉得这个音响还是不可听。到最后忽然想到是不是录音所致,于是换了一张索尼版的伯恩斯坦的马勒第九,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效果立即出来,音色极为漂亮。
关于录音公司录制出来的特点和质量,这个比较给我上了一堂课。郑延益书中也提到过这点,可如此严重,我是没想到的,此次居然自己亲自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