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可以说是何维凌相当熟识的朋友，因为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初，来往到八十年代中期，交往时几乎是无话不谈。为此，半年前一位友人告诉我，在何维凌去世二十五年后，香港新出版了一本何维凌生前的文集。另一位也认识何维凌的老友则来信告诉我他写了回忆的文字，并且说，他从和我的交往中感到，与我对其他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的看法相比，我对何维凌是另眼相看的，并且问我，是否我的确觉得何维凌是个人才。我回信告他，其一，这个另眼，只是相对于那批大学生中的别的人而已。因为那批大学生绝大多数知识框架和精神都已经被“真理部”彻底改造，基本上都不堪看、不堪与言，而何维凌居然还能来往，但是也不过仅此而已。
其二说他是人才，当然细想也说得过去，因为把他和陈一谘、金观涛们比，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如我前所言，根本不能对话，因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研究能力，也就是既无学养又无思想，他们二十岁前受的教育造成了终生没有改变和进步。而何维凌却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和那时我们那些带有强烈反叛倾向的中学生对话，而且也还是在不断地有变化。可能这就是区别吧。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掉人生与来的基本敏感，针刺到肉，还有一定的正常社会的反应，而不是那类彻头彻尾的真理部后代的革命性的迂腐反应。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苛刻，因为在我们这两代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感到自己政治上的困惑及压力束缚是容易的，而感到精神上的内在的禁锢，无法容忍则更为根本，且不仅需要智力和感觉，也需要生活的勇气。而这就是我们那批老中学生中的反叛的原因，我们感到的不仅是政治，而且更强烈地感到的是在思想方法和精神上受到的欺骗，感到过去不仅被欺骗，而且自欺欺人，为此对自己，对社会，甚至对世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怀疑。说到底就是，过去的一切已经不能够满足自己，一定要挣脱它、抛弃它。而这种反叛，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我想，金观涛们，乃至陈一谘、陈子明们是不会否认这一点的。而这就是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这样的反叛是根本性的，是一个有感觉的人的必然的结果。可在那批老大学生，以及在我们这代中学生的大多数人中，对于表面的、政治上的窒息，即明确地对专制有强烈地反抗感觉的就已经不多，而在精神上内在地对自己的被异化感到厌恶和痛苦的就更少了。
2.
谈到评价何维凌，我当然同时也审视自己。
我其实是远比那两位朋友认识何维凌更早，也和何维凌更熟识。那两位朋友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所谓改革潮流中认识何维凌的，而我则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期，他经常来我这儿。我住的灵境胡同九十七号的小屋，因为交通方便，来往经过西单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到西城办事，都顺脚到我那里一叙。可“观察渗透着理论”，人对人的评价大约就更是如此。观察评价一个人不仅渗透着思想理论的倾向而且很多时候更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甚至对评价对象的扬或抑，都和评价者个人紧密关联。捧对方，还是贬对方很多时候都和评价者对自己的褒贬相关。就此来说，人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动物。
为此，我对何维凌的看法，我常常问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为我本来对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学生极为看低，认为那代人从里到外都是真理部培养的思想和情操，如金观涛、温元凯们，几乎没看到有反叛，有对自己的过去有反省的人。何维凌其实也是如此，他没有反叛过。可是他和我，以及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中学生，当时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交往很多，而且如鱼得水，双方并没有觉得有很多隔阂。所以究竟他是属于老大学生中的另类，还是另外有因？也就是因为和我们有来往，我们就高评了他，这个疑问一直留在心底。
现在，那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问我，是否我对他是另眼相看，这就更让我检查自己，对他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说，何维凌是位有思想、有才气、有抱负的人，还是也不过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一代？亦或他能够和我们这些充满反叛的少年对话来往，不过是因为有更多的反应机敏且灵活包容的高级市侩气？为此，对何维凌的重新思索居然开启了我一直觉得那是很以后的事情的回忆反思文字。
3．
最早听说何维凌的时候是六七年底，北大出了一个新的战斗组，贴出一篇有些脱格的大字报，“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说是对流行的顶峰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此，这个小组的成员立即被逮捕。这其实真的是那个可怜的时代，我们这两代青少年可怜、弱智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居然认为一件事情还要发展，就算是有思想、异端了！
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早已经被共产党真理部的双机构，宣传部和教育部教育得没了思维能力也没了想象力。其实不仅是何维凌们，而且六六年的遇罗克，六七年的杨小凯，以及在此前后在大学生或中学生出现的所谓理论性的文章，都至多不过是借助点毛泽东年轻时代的新民学会的皮毛，而更多的借助马克思传记中看到的马克思早期的皮毛就被惊为天人。何维凌们的这个战斗组正是模仿毛泽东早期青年时期组织的“新民学会”，但是在六七年底，的确已经比我们这些人超前了。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居然已经不仅只是思考眼前的文革政治问题，而且想了那些和自己看来无关的问题。所以最初听到何维凌的名字，对于我们这些限于课堂书本，还是孩子的学生来说，已经觉得很“神”了。大约也正是在那期间，我也开始觉悟，由在学习成绩不愿意输人，开始在人生的思索上、思想上不愿意输人，而希望，或者说开始渴望更多地修养自己，打开自己的眼界。所以何维凌们，包括清华的四一四思潮的争论，中学中的四三派思潮问题，都成了我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关注也只是关注，何维凌们提出的问题，毕竟没有遇罗克当时提出的问题更触动我们根本的情绪和思想，所以这个关注只是觉得何维凌们有些超前，但是没有感到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再后来听说师大女附中的几位朋友，通过北大附中的闫恒和何维凌那个圈子的人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认识，为此开始更多地知道他。但是这已经是插队后的事情了，大约是六九年底，第一次由农村回北京过冬天的时候从耳边吹过的。
何维凌的名字和我直接有关系大约是我七二年转回北京之后。有一天我曾经的清华附中初中乒乓球队的队友，比我低一年级的赵乃人来找我，问我知道何维凌吗？说他和何维凌很熟，他们在聊天中说到我，何维凌说想认识我，问我是否想认识他。
谈到赵乃人，要加几句。这是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中的时候的酒肉朋友。低我一级，六二年考入清华附中，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可谓是有名的花花公子。赵乃人的父亲赵文清，曾经留学日本，自开眼科诊所。那个时候，他在北京首次引用日本的方法为人割制双眼皮，为此包括赵乃人在内，有几个同学到他那里割制了双眼皮。所以赵乃人家的经济很富裕。我那时是校乒乓球队的队长，他是我一手拉进乒乓球队来的，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吃喝。六五年他初中毕业没有考上本校，而考到了二十六中。文革中因为打架、拍婆子等被作为作风不好的流氓而在崇文区万人大会上被揪斗批判，并且送到了拘留所，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因为共产青年学会而被关押的何维凌。
那个时候，我对认识老大学生已经没了兴趣，赵乃人为此又特别为我介绍说，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何维凌，文革前在上海是作为天才少年考入北大的。他虽然学的是物理，可是文学根底极好，尤其是古文及古诗词。为了让我相信，赵乃人还对我说，他父亲也很器重何维凌的古文造诣。他之所以搬来他父亲的评价，是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父亲很佩服。他父亲赵文清在自己的诊所中悬挂了一幅自书的曹操的短歌行楷书，六三年，我陪朋友到他那里看眼睛的时候看到，由于那位朋友的影响，不仅那幅字，而且他父亲的修养根底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多次对乃人说，真没想到你父亲写得如此一手俊秀书法。
赵乃人还介绍说，何维凌因为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反而暂时留在了北京，在郊区的北大分校，这个人很有些想法和政治抱负，希望更多地结交朋友，由于前几年留下的好奇，我也很想了解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此竟然有些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我很高兴地请赵乃人便时带他来。
和何维凌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七二年冬天、或七三年初，因为第一面的印象依然还在眼前，他穿着一双半筒冬季皮靴。在那个年头，这只是我们中学生中赶时髦的人才穿。它之所以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穿在何维凌脚上，虽然是一双时髦靴子，可是你看到的不是油光水滑的皮靴，而是未加修饰的朴实，他的衣着也是如此，似乎讲究，却让你感到不修边幅。老而不朽、滑而不腻，甚至有些不俗不雅、不伦不类。这就是何维凌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似乎一直保持到今天。几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篇回忆八六年与他在华盛顿交往时情况的文章，文章中配有一张何维凌带着礼帽的照片，我立即对旁边的人说，这就是我七二年见何维凌的印象，故作高雅的装束，却不让你只是感到土俗，而是觉得有些滑稽，这不过是骇世惊俗没有做的恰到好处而已。
何维凌此后经常到我居住的灵境胡同九十七号小屋。那是一间不到十米的小屋。那个小四合院，本是一位老中医的私产，文革充公，他们家住在北房三间中。南房两间和与我这间东房相对的西房是一位工人干部，他因为文革而搬到了这几间房中。那年月，有了一间和家里分开的小屋简直像是有了天堂。不仅自己可以孤独存在，而且来朋友瞎扯也方便，所以何维凌凡是到西单的时候几乎经常来我这里聊天。
我那个时候由于在此前的两年在内部书店买到了一批科学哲学类的翻译书，例如莱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尼尔斯·波尔《原子物理哲学论文集》及续集、麦克斯·波恩《现代物理学因果关系论文集》、罗素的《哲学问题》、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等书，所以已经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物理哲学，知道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以及相对论物理理论和认识论问题紧密相连，为此，我已经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所以遇见何维凌，我首先是想看看何维凌能够在物理、数学上对我有哪些帮助，他了解多少当代物理哲学，其次才是其它的文学历史问题。但是坦率说，和何维凌可聊的内容并不多，在所有上述几方面我都没有兴趣和他多聊。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政治。因为在物理上，我发现他对现代物理学及其带来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兴趣，尤其是在认识论问题上，现代物理学和马克思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个没有注意到不是指他不知道，而是这些理论的思想并没有吸引他，让他感到激动。为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只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学过物理的学生。可能他的学业成绩很好，但是更多的就没有了，他没有显示出任何对物理学及其哲学思想的特殊的热爱。而这就让我对他的所谓“才气”小看了几分，因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内容，甚至那些当代物理学家的思想和生活轶事，真的是让人感到心神动荡、满口生香的谈话内容。
我常说，读理论物理不仅是思想上最着力的著作，而且其思想韵律根本就是诗一样神韵。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从七十年代初期自学物理，到八十年代初彻底完成理论物理课程，再到其后做完关于爱因斯坦量子论研究的论文，翻译了爱因斯坦传，一路走来，我和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数学系肄业的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一直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问题。可何维凌这位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是念完大学四年级课程的物理系学生，从我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自学大一课程的时候，就不是我的谈话对象，到我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和他见面聊天的时候，他就更只有听我谈了。
在其它方面，哲学上由于那时候我已经走出马克思主义，而他的眼界及语言方式却都还没有超出那个社会的一般话语范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所以我和他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而于古文、中国历史，也只是泛泛，远没有我几乎也是在那时候结交的同事，八十六中的历史教师赵葆禹有味儿、地道。
谈到赵葆禹是非常值得加上几笔的。他是北大六零年历史系毕业，是我的忘年交，虽然是革命烈士出身，可很有些魏晋文人气韵，他坐在那里就是一樽陈年老酒。那个时候，他经常到我那里跟我谈古论今，讲述陈寅恪、邓之诚、邓广铭、向达、周一良、岑仲勉等人轶事。批林批孔的时候，我问他，周一良如何？他只回了一句，他在解放后从来没有挨过整，你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七六年四五期间，我问他如何看周恩来，他又是只一句，历代宰相有如此下作的吗？四五镇压清场后他说，这是客气的，用棍棒，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上是绞肉机啊！七二年我到扬州的时候化二十元钱买到一套清末版的胡三省批《资治通鉴》，于是就把我此前有的不全的十一本平装本送给了他，从此我们也就更多了聊的题目。所以有赵葆禹在，使我可以谈中国史、中国文化的人大为减少……。可惜这样不凡的人一辈子不得伸展，五十四岁壮年辞世。
至于何维凌被别人称道的诗词，那时我看了，觉得的确比我们中学生中流传的要好，但是也不觉得好到哪儿去。他在用词遣句上确实比我的同辈，如史保嘉的诗词要丰富和工正，但是他的诗词却没有任何才气，是“码”在那里的，现在出版的这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上录下的何维凌的诗词，也可以看出这个特色，是一种文字的堆积。而正是在这点上史保嘉写的几首诗词倒是让我惊异，虽然文字粗疏，但是却让人感到是即兴说出来，流露出来的感受，很有些灵气。那时我也已经很下功夫地大量阅读和背诵了不少古典诗词，但是保嘉的诗词让我停止了去试着码字的念头。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字修养，且没有那种能够即兴流出来的高质量的文字的能力，那就是献丑。人为什么要自己出自己的丑呢？与其如此不如还是退而花力气、仔细地读、背的好。我总是想，文字如酿酒，到了我文字修养、文思足够满而必须溢出来为诗的时候再写诗吧。自然这一天直到现在也没来……。这或许也如我的书法练习，化了几年功夫，有功无性、神采不生。但是有一点，犹如书法，在我阅读背诵中，我的鉴赏力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提高。所以何维凌的诗词，我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至于秦德君看好他，我当然也相信，因为在那年头，在受到的可怜的教育的我们那两代人中，尤其是秦德君能够碰到的那些大学生中，何维凌这样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对于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谈的翻译小说、诗歌，好友潘婧（潘青萍）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谈到六九年底的何维凌，何维凌慷慨激昂地谈那些带有革命性、教条性的翻译小说，让小姑娘们惊异地看着他。可我遇到他是在三年后。到了七二年，我们这代人不仅早已经告别了马克思传、斯巴达克斯、牛虻等小说，而且几乎已经看遍了中国那点可怜而有限的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作品、内部读物。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初期，所谓北京中学生的知识沙龙中，我喜欢和潘青萍、老羊（宋海泉）、于友泽、孙康（后来朦胧诗潮流中的江河、方含）、栗世铮（笔名多多）聊，因为他们经常在北京，总有些我没有看到的作品，以及不俗的，带有生命跃动的、好像在星空中闪烁的反叛性看法，而何维凌的看法到那时却是已经落伍了。
在那时，谈知识追求、做人，友情交往我则更有高王凌、黄大地，戴建中和葛维钧等，谈哲学，因为那时我在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所以老羊可以对话，而真正能够往深里谈，并且我觉得谈的套路是在行市的则又是只有大我们二十多岁的马元德先生。老马兴趣广泛，经历过四九年前后的北京，懂得三四门外国语言，真的是可谈的内容很多，数学、物理、外语、诗歌、音乐，甚至那时我们都有兴趣的性学。现在想来，我能够和赵葆禹、马元德谈得来，而这两位都是比我大一二十岁的人，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和背景上——所以味儿正，我们有聊不完的话。他们的知识虽然老，可是让你感到新颖，其实也是货真价实的新颖。因为西方所有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所谓新，都没有超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在各个领域的突破的基本思想基础。就思想史来说和物理史一样，二十世纪后半期没有任何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此外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受的是彻底意识形态化的教育，那个“年月”——七十年代的新，不过是你不知道的“旧”。但是何维凌却不是，他的知识框架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不仅在七十年代初期他的谈话让我感到陈腐，而且他们那些人在八十年代讨论和推崇的所谓“新”也依然是“旧”东西，不过加了两笔别的颜色而已。
谈在知识框架上，我还必须要说的是，我认识何维凌后，很快就发现，他不是个肯在知识上下功夫的人，他热衷于政治、喜欢时事，对思想学术浅尝辄止。所以我们的神交只在于我们俩都不是安分的人，都有骇世惊俗的冲动。当然也正因为此，我在何维凌的朋友群中，也只是他用来感觉社会动态的一角。而这也是他这个人的一大长处：尽管他知道你对他的“事业”暂时没用，可三教九流他都用心交往。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他还算是个江湖中的性情之人。
我和他在那个时代能够经常交往见面，一个原因是那年代社会忘记了我们，我们自己的时间很多，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在政治上发生的事情很多，从林彪事件到批林批孔，从邓小平出山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有的是小道消息和传闻及推测供打听、传播和闲聊。况且还有数不尽的当时中学生和大学生中的各类人事是非，以及花边消息。
七十年代接触的印象是，何维凌不是一位被真理部彻底把“性格”也异化了的老大学生，他身上充满活力，充满了时刻准备捕捉各种机会的感觉，可他实在不是一位知识人，一位能够在精神上散发着才华的人。在潘青萍和我看来，他的精神甚至可说是很平庸。而现在，四十年后我再回过头来评价他，他可以说是真理部培养的第二代人中的一位有野心，很机敏的野心家，他把传统的仕途思想融合到真理部的接班思想中，一心要爬上这个社会的顶层。就此来说，至多是一位很类似于《一九八四》中那几位聪明地为真理部工作的人。为此，一九七六年所谓粉粹四人帮后，我们七十年代的交往就中断了，因为党和那个社会回归了所谓正常，何维凌们为此也重新有了另外一个领域可以驰骋，他们不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感觉，以及和我们这些在草丛中闪烁的人物更多地来往了。
4.
有几年没有见何维凌，因为体制为他们这些本来就不准备反党的人开了门。这尤其是反映在当年我们那些中学生看不上的那群老大学生身上。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本来的路上，在体制外则是越来越清楚地只留下那些血液中就和这个体制无法相容的人，反体制的人。
那几年虽然没有见到何维凌，但是他的消息却常有。先是知道，他娶了秦德君的女儿。我听到的是，因为秦德君看到他写的古诗词，而认为他有才气，所以立即决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于是何维凌，这个自上海到北京的平民子弟，就入了赘，进入了秦家。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是我再见何维凌的时候却是到木樨地二十二号楼，北京最早修建的高层部长楼，他岳母分到的房子。
这件事，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据何维凌自己说，那是他和邓朴方偶然谈到，邓朴方回家对邓小平提起秦德君住处狭小后，由于邓小平很是知道这位四川老乡，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批给的。但是我对此不是很信，因为秦德君的不安分和能量，是不需要何维凌的帮助的。
乃人告诉我说，秦德君的女儿郭秋姮是北京有名的圈子，被关押过，是秦德君决定把二女儿郭秋姮嫁给何维凌的。乃人同时告诉我，这秦德君是政协委员，三十年代前后是有名的风流女人。这些都是听说，何维凌究竟是如何认识郭秋姮并和她结婚的，似乎回忆的文字没有人记述，我也没问过朋友。但是何维凌的岳母秦德君，我却当时的确就找过经历过三十年代的老人打听过。因为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现在的网络资讯的方便，而且图书文字资料也不是随便就能够到图书馆去查阅的。对三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只有凭口传。就在那前后，恰好共产党的名作家茅盾去世，留下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谜一样的秦德君日益清晰。而这个谈资，后来不甘寂寞，亦非等闲之辈的秦德君则更是又为其添油加醋、推波助澜，有目的地让大家知道。
秦德君何许人？我最初听到的时候，朋友对我说是一位政协人士，党的所谓外围，但是一直为党工作，三、四十年代凭籍自己的姿色不断嫁人，周旋于国民党上层，救了很多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把她提为政协委员，她和共产党高层交往很深。
一九八五年四月，秦德君在香港《廣角鏡》月刊上發表“我與茅盾的一段情”，这篇东西国内很快就知道，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我们那时讹传的那个轮廓。何维凌遇难后，九四年我回国，潘青萍（笔名潘婧）托我带出她写的关于文革中四封信的“心路历程”一文，在海外发表的时候，我们谈到秦德君，她所知也还是不多。直到近年网路资讯发达才真的把这段不难弄清的公案厘清。而了解秦德君，对认识、定位何维凌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此多赘几笔。
秦德君生于一九零六年四川重庆忠县。据说生下来她父亲不认，把她母亲和她轰出家门。她自己说二零年，虚岁十五岁的时候酒醉，被穆济波强奸，穆济波二十年代也是共产党，后来专心于教育。那之后秦德君与穆济波一起生活了七年，有两个孩子。她说穆济波是个衣冠禽兽，但是据与穆济波相熟的人说，穆济波学问好、有人性，三个孩子都是他一手带大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语文”一词，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使用并且流行起来的。
二六年秦德君重逢一九年在成都参加学运时认识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刘伯坚就是著有“带镣长街行”，在三五年处死的那位著名的革命烈士。这个时候的刘伯坚随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并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人爱火重燃，于是秦德君红杏出墙，又生下私生女。这个孩子其后也一直为穆济波所养育。据穆济波说，二七年秦德君和一位飞行员私奔到上海，又被飞行员抛弃。他其后一直带着三个孩子到处寻找她。
秦德君到上海后，因为去日本而认识茅盾，同船到了日本，于是再次产生爱情，和茅盾同居两年并且为茅盾堕胎。三一年返回上海后，茅盾经不住家庭压力而离开秦德君，返回原配妻子身旁。此后二二年入党的秦德君为了革命事业，又再嫁四川军阀王心卫，成了军官太太。三八年再次弃家出走，由成都前往重庆。四零年再嫁国民党中央委员，留学过法国的郭春涛，从此成为成都社会的名媛。四十年代秦德君与郭春涛参与了民联、民革的创建，四九年后郭春涛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于五零年因病去世。而秦德君由于其复杂的经历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审查并被关进监狱，直到七五年才出狱。九九年一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岁。
秦德君之所以八五年在香港发表那篇与茅盾的一段情的文章，据说是因为茅盾晚年发表的回忆录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及秦德君，及当时的这段情事，这让秦德君大怒，而特别重写了这段旧事。
秦德君的一生经历大约可以说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什么类型的人，何维凌后来的十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空气中生活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去木樨地二十二楼找何维凌的时候，真的是“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高门大户，门铃响后，开门的是一位婀娜女子，装束雅致得体，我由于一时不敢断定是保姆还是女主人竟然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事先我听说女主人已经去了美国，但是如此装束、如此气质的女子，你无法和保姆联系到一起，莫非恰好女主人回来探亲了？我当然事先也知道何维凌两个保姆的故事，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贸然断定是不是保姆。
何维凌家两个保姆的故事，在我们那个圈子大家都知道。据说开放一有可能，女主人就立即扔下两个孩子，去了美国。能够如此扔下嗷嗷待哺的幼子远行，这大约也是秦德君的遗传。何维凌为此亲自到保姆市场挑选了两个相貌标致的安徽保姆，一位负责做饭和照顾秦德君，另外一位专门照顾孩子。朋友告诉我，照顾孩子的略微高一点，苗条一些，黑一些，并且告诉我这是何维凌的情人。所以后来网络上有人说，何维凌是离婚后喜欢上了小保姆，并于九一年和她结婚。这似乎应该是不确的。因为那时朋友就告诉我，何维凌非常注意培养这位保姆，除了帮他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外，还送她去上夜校，培养她的文化及各种其它教养。
这样的故事我只有在小说中看过，何维凌能够把它写在现实中，真的是很让我惊奇，并且不解。现实中有一个保姆情人的，有一个穷人情人的是常有的，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对于何维凌这样一位热衷政治，热衷于往社会上层挤的人，他究竟有什么必要，为了什么一定要和她结婚，到了我也不明白。这大约也是后期我和他接触太少的原因，我无法知道后来的何维凌，在那个圈子旋转，和秦德君那样一位老女人在一起生活的真实感受和问题。我不知道也无法想象何维凌是如何能够在那样一种气氛中生活。我所知道的只是，小保姆的故事，后来何维凌不仅和她结了婚，还带她出了国，并且一起离开了人间。而这位不断在我们这些人笔下出现的女孩子，在我的朋友中居然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何维凌的朋友中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从来不愿意写她的名字，只是称呼她为“小熊”。
这故事总有一些怪异，不合常情。我其实觉得，就何维凌所有的思想和在社会中的作为来说，或许都不如这个故事带来的色彩和诡异具有魅力。就凭这个故事，可能我还真得对何维凌另眼相看！
5．
再见何维凌的时候是八五年左右。那时他已经成了我们那两代人中，老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了。当然很显然，这个有影响，有了一定的声名，一定是在体制内，因为共产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绝对没有传统社会那种民间，不问政治的人能够再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获得社会影响及地位。
八十年代中期再见何维凌的时候，我们聊的还是政治，以及围绕政治的那些社会运动。事实上八十年代初期，在当时的社会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思想，除了真正的思想一定是禁忌，立即会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机构，甚至可以说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立即自觉地封堵外，垄断社会人文领域的那批人根本没有了提出问题和思索问题的能力。那时的中国社会真的如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表述的一九八四年的情况一模一样，从四九年后形成的一套新话，新思想，以及双重思维都使得所有异质于这个社会的不是感到陌生隔阂，就是根本已经不是用原来意义上的思想了。所以如果没有反叛和决裂，你根本无法和那个社会中的任何人谈思想。我和何维凌在七十年代初期如此，到八十年代初期就更是如此了。
从我记得的我们谈话的内容，大约可以确定再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反对自由化以后，因为在那次谈话中，我们偶然谈到温元凯的时候，何维凌对我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温元凯，为此温元凯为了向党化解误会找到他，他特别带温元凯去找了胡乔木，结果谈话很愉快。胡乔木甚至跟温元凯说，如果我们早几天见面，就不会让人民日报点你名字了。
我们的谈话也涉及到当时对其他的一些人，及一些社会动态的看法。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并且出版了所谓编译著述。由于他也是北大的并且后来是分到化学系教物理，因此很自然就谈到了这套书以及对于金观涛的评价。我对他说，当年金观涛“公开的情书”就很迂腐可笑，现在的控制论研究历史则根本就是胡来了。因为其一他根本就不懂得当代科学，或者说近代物理学思想衍伸出来的控制论的认识论思想基础是什么，当代物理哲学，科学哲学和他那套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语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二用一种科学思想研究历史也根本不是这种形式上的名词对套。其三，把以论带史登峰造极地发挥得淋漓尽致。怎么能够还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术语加点中国史教科书，而根本没有具体的历史资料研究就敢于如此武断地谈历史。其四，至于哲学金观涛的文字让人看到的是，他根本就可以说基本没有读过哲学书籍。
何维凌听后笑了，对我说，他和金观涛非常熟，私下里金观涛对他明确地承认说，他根本就看不懂哲学原著。何维凌这里说的原著，以及那时我所说的哲学书籍，在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指的也还不只是西文原著，而是翻译后的那些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的中文译文。只是又在其后，最近二十年我才越来越理解到，要懂哪位哲学家的思想，就必须去看他本来语言的著述。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必须要明白，自己对他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在那次谈话中，何维凌对我说，就他了解，金观涛也的确没有读过那些书。关于金观涛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何维凌对我说，金观涛很希望他能够帮助他，把他引荐给胡乔木和邓力群，说到此，他狡黠地对我笑着说，胡乔木我是不会给他介绍的，但是邓力群那边金观涛自己已经试图通过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获得邓力群的支持，他给邓力群写了寻求支持的汇报信。后来，我在德国写关于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群体问题的时候，有朋友为我提供了一封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的复印件，为了说明这个群体的性质，我把它作为文章的附录发表在台湾的《当代》杂志上。
对于金观涛们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什么会找邓力群支持，何维凌对我说，本来邓小平是想在邓力群和胡耀邦两人中间选择一位作为接班人，所以那个时侯邓力群完全是改革派，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但是后来邓小平选定胡耀邦做党主席，这一下子就使得邓力群转了向。
在我和何维凌的谈话中，与对金观涛的不高的评价相反，有两个人，在谈话中何维凌评价很高，或者说不是如前面的温元凯与金观涛那样，谈到时是俯视，而是仰视这两个人。这两人一位是李湘鲁，另一位是陈一谘。
在再见何维凌之前，我已经从一些地方看到过李湘鲁这个名字，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所以从何维凌的口中听到李湘鲁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何维凌对此感到意外，觉得我如此活跃却竟然不知道李湘鲁。为此他对我说：你怎么在京城中居住，却不知道李湘鲁？你不知道，现在京城中的活跃人士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李湘鲁”。他告诉我，李湘鲁文革开始时是四中老高二的学生，现在是赵紫阳的秘书。
那个时候，我的自我意识早已经让我对这这样的说法和这种感受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何维凌的这几句话，我觉得很滑稽，所以记忆很深。虽然如此，何维凌能如是说却让我感到这位李湘鲁可能真的不一般，比他们那群人强。后来了解到，李湘鲁其实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骆小海在大连上学时候的小学同学，也是干部子弟，后来和骆小海一样也随家庭调到北京，不过他考到了四中。骆小海则考到了我们学校，清华附中，后来在六六年五月底，在我们班和卜大华、匡涛生等一起成立了红卫兵，并且在七月底写了三轮造反精神万岁。
八七年秋天，我在另外一位友人的介绍下还真的去见了李湘鲁。因为那时我准备出国，知道索罗斯为了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立了一个资助中国学人的基金会。我知道索罗斯是我所推崇的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的学生，因此幼稚地觉得，或许能够从思想方向上占据有利位置得到这个基金会的一点帮助。当然出了国后慢慢明白，我是太天真了。无论索罗斯还是那个基金会负责的几位国人，即李湘鲁、陈一谘们，都只有政治，而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和学术考虑。何维凌也是基金会委员，但是他说，这个基金会说话算数的是李湘鲁，另外一位是陈一谘。自尊心让我没有请他帮助引荐这两个人，因为我同时也觉得，他了解我的思想，知道我和他们的异质，不会帮助我。请他引荐他会敷衍我，这反而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而如果我从别的方向进入，他则会帮助我。
那次见李湘鲁着实又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个群体竟然如此不在行市，比我想的还要苍白、无知，何维凌口出那样的话，则更让我觉得荒唐！当然现在想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想的不是知识问题，从来也没有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下过功夫。
平心讲李湘鲁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非常实在地和我聊，但是他的知识框架和知识背景真的是太陈腐和贫瘠了，根本没有离开那个社会划出的视野及话语。任何社会和历史问题，思想问题你都无法和他深入谈下去，他所有的知识都只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以及那有限的几本流行的中文读物。于是每个问题都成了我向他解说，问题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必须如此一二三地谈，你谈这个问题前要去看什么书，看过后你再来谈。
我当然知道，要跨越那个社会，“真理部”带来的知识和精神的禁锢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的这些知识和谈兴都是十几年来阅读、思索、反省，以及三教九流的朋友们交往积累下来的。现在想来，不是李湘鲁智力差，而是他那个群体太因循平庸了。一个从来不曾觉得被真理部禁锢和封闭的群体，一个不为此感到痛苦，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拓宽自己知识结构，只想着沿着梯子往上爬，弄潮的群体，如何能够知道天外有天！而这个特点就是到了今天，在那些回忆何维凌的文字中，以及此前那些回忆陈子明等的文字中都依然如故地再次显现出来。
就是在那次见面，李湘鲁对我说，他正在准备出国进修，现在基本上不再多管事情。那个时侯，在见李湘鲁之前，八七年秋天，我其实已经听说赵紫阳失势了，他正在把他身边的人安排到平安的地方。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李湘鲁已经是在准备出国。我见他的时候，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南沙沟家中正收拾东西。所以后来八九年春季到夏季的事件发生后，说党内斗争的各派力图利用学生运动，以及之后赵紫阳的下台，我都没有感到奇怪。也正为此，我在评价八九学生运动的时候，始终对封从德们拒绝把学生运动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坚持自己的诉求表示赞赏。
在那次见面后，介绍我去的朋友告诉我，李湘鲁对她说，在你那位朋友眼里，我们都是三脚猫。这次出去我要好好潜下心来学习，以后免得老是被他看作是三脚猫。能如此心平气和说出这样话的人，让我感到，他的确有过人之处。以李湘鲁和何维凌相比，李湘鲁有更扎实、认真的感觉与处事能力，而何维凌却是华而不实，且那个“华”也是走味儿的。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或许李湘鲁真的是出类拔萃的。
狂妄的何维凌对陈一谘的推崇当时给我的印象更深。以前我从不同渠道听说过陈一谘，但是并不认识他，也没感到他有哪些过人的特点，所以听何维凌如是说，自然感到好奇。
何维凌主动提到陈一谘是因为他知道我对他们那个群体的老大学生都评价不高，为此他说，你对金观涛等人的评价是对的，这个群体里面有能力的是陈一谘。这个人，有抱负、有想法、有组织能力、有担当。这四个评价，对一个人，一起从何维凌嘴里出来的确不多见。为此，这有点让我吃惊。他并且说，陈一谘堪称是这些人的首领，是宋江式的人物，别人无法和他比。
对于陈一谘，在与何维凌谈到他之前我知道，他七十年代初期在山西徒步旅游，寻天下能人的时候，曾经到过我们清华附中插队的山西太谷县的西吾大队，与我的好友高王凌有过深谈，并且是高王凌送他过太行山口返回河南的。在那次山西行中，陈一谘在清华附中插队的地方虽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热情相待，只是结识了高王凌并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在那之前，在雁北他却认识了落难的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并且成为好友。这应该是决定了后来他一生的事情。他回到河南就设法把邓英淘从山西的穷壤中调到河南他那里教书，为此，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又拜访认识了被整肃的邓力群。为此七十年代末期，邓力群复职后就找关系把陈一谘调回到了北京中国社科院，并在此后靠近了共产党的权力阶层。
熟识陈一谘的高王凌并没有如何维凌那样对我多说过陈一谘如何，所以何维凌的评价让我好奇。但是也只是好奇而已，因为我已经成了成见，那就是有能力的人一定会看清共产党根本不可救药，不会到那个车上去浪费自己的生命。只有半瓶醋：或者是个人野心家，或者是傻二青年才会去趟那个浑水。这就是何维凌周围的那帮人还在共产党内混的原因。所以无论他怎么推崇他，只要在问题上，也就是在思想上没有显示出有过人的地方，我都是听听而已，并不往心里去，没有任何欲望要去结交这样的人。
后来八九后，我在海外多个场合见到过陈一谘。他的讲话好像大队干部，站在那里，身上毫无书卷气，只有共产党土官僚气。所以我更没有欲望要认识结交这样的人了。九四年到台北开中山思想研讨会的时候，人不多，二三十人都住在圆山饭店，所以这一次我和他有了较为接近的过往。我们来开会的其他人都是住单间，他是套间，足见台湾方面对他的重视。他的发言依然如大队干部训话，但是已经换成了国民党语言。来开会的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经济学博士徐滇庆，据说跟陈一谘交往很深。听陈一谘在台上发言，我小声对他说，怎么连给国民党拍马屁都不会拍，这么陈腐！你们难道没有告诉过他，到了海外应该如何说话，不要再那么党话连天了吗？他笑了，说没用。但是又对我说，你知道吗，陈一谘每来一次台湾，总会带回去至少二十万美元的资助，这才是他的本事。
我没有兴趣和陈一谘去谈思想与文化，只是在聊天的时候谈了点民运问题。那时民运在九二年华盛顿会议后进入四分五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谈到万润南与八九后的他们得到的捐款，以及为何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时候，陈一谘的反应非常强烈。我为万润南说了几句话，说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他知道我和万润南熟识，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万润南经手的钱是天文数字，他绝对不能够让民运组织正常合并运行，因为那就必须交账、查账，为此他就全暴露了。所以他一定要打烂它，现在的结果就是如此，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了。万润南的经济问题远过于你的想象。
那天在座的还有买下巴黎驶出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台湾商人吴孟武，听到此，他也对我说，万润南的问题我清楚极了，他根本不敢正面对我。华盛顿会议的时候，我就在会场外，街对面的旅馆，那次会议我告诉反对万润南的人，一定要拿下万润南，需要什么帮助，我会给你做。
现在再回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何维凌。我那时专心读书，更加上身体不好，所以对共产党社会的各类活动都是局外人，尽量不参加任何活动。对何维凌，就现在回想，他对这几个人的不同评价应该与他的努力取向有关。我推测，他进入共产党社会的途径，除了他岳母秦德君的关系，再就是大学时的同学，文革时的圈子，包括邓朴方、王彦、陈一谘、胡定国等人。而第三个通道就是通过陈一谘与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的交往，这让何维凌感到如虎添翼。所以陈一谘是何维凌推崇、仰仗的人物，而我想，陈一谘也的确对得起何维凌。至于李湘鲁，他是赵紫阳的秘书，是最近权力的人，当然是何维凌结交的对象。所以何维凌的推崇与结交实在是以权势为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他真的不是文人，也不是知识人。任何一个知识人都不会和他有过多、过深的交往。
2016.8.7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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