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9日 星期日

读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2004旧文)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