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零年，距二次大战结束十五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出了数千页的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六十年代末期，这本著作的中文本开始在中国流传。铁幕外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共产党中国社会中的求知、求善的男女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文化上、精神上正处于最恶劣的时期。《第三帝国的兴亡》是非常少的人能够找到阅读的，屈指可数的几种书之一。也许这真是本天赐之书，因为稍有头脑的青年人就能从对比中看到，三十年前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极权的罪行，竟然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何等的相似。这个“启蒙”使得很多人从此走上了反省、叛离之路，走向了人性和知识的重新觉醒。
又过三十几年，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的八年，出版了清理二十世纪人类另外一个罪恶的极权主义的巨著
《共产主义黑皮书》，并由此引发了是否应该把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的争论。目前虽然这场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无论争论是否会有结果，上述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这个历史事实，这种等同对比对于中国民众，以及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说明把这两种极权主义等同并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并没有怀疑，也没有感到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相比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当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他们感到对权力有所威胁的所谓阶级敌人的消灭，除了手段有其中国独特的特色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中国虽然遭受了如第三帝国那样的历史性灾难，时过三十多年，记录、探讨这一段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历史书籍、文艺作品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西方人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其后的一二十年中不断地出现，甚至深入开掘这一最没有人性，最黑暗时期的文章也不多。不仅如此，细心的、稍有良知的人，还会发现，这些政治特点，在其后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中，仍然继续存在。
希特勒的罪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还是有极少数人拒绝这个结论，还有很多德国人不情愿接受，但是，对纳粹德国的否定评价已是公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最近十几年来，以《共产主义黑皮书》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在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同样大量揭露了共产党铁幕社会曾经遮盖的罪恶，而这些罪恶，无论其规模和残酷性、就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来说，都已远过于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罪恶”本来就是“罪恶”，但是，由于这个共产党极权主义和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的追求曾经紧密相连，因此最后居然爆发出一场旷日持久的此“罪恶”是否能够和彼“罪恶”相比，共产党的罪行是否能够和希特勒的罪行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的争论。
现在，对于中国文化革命出现的不同描述，在笔者看来很有些类似于这个争论的地方。不同的记述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
文化革命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文化革命的执行者，红卫兵，是否应该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一样牢牢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何看待毛泽东及这个共产党集团在中国实行的极权主义？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卡玛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就是这个潮流中视角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对立的。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是一部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史书，作者不是想为某个人，或某一阶层、群体的参与者“去掉”或“减轻历史的包袱”，从而寻访他们，或者接触受害者，请他们回忆解释当时的事情，而是要书写重现历史史实。在成书前，王友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调查，一个人、一个人地追访；在成书时，她则以最简单的，没有任何修饰的语言，努力再现当时的历史图景。由此，人们能从书中朴素准确的描述，平静客观的追问中看到，对王友琴来说，在生命面前，人是平等的，无论你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普通教师、工人，或是十四五岁的学生。这些受难者在书中的出现次序按照姓氏拼音排列，并不因为你是国家主席，你的命就比别人就更值钱，你的死就比别人更值得大书特书。
正因为如此，王友琴的书中记述的绝大多数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民”。她不吝篇幅、专门详尽地记述的也是文化革命中的这些普通人，例如刘澍华、陈彦荣、卞仲耘、孙历生等人。
在王友琴的书中，不仅对无辜者如此，对于记述历史和罪恶时涉及到的有过失、有罪责的人和事，她的记述也是不掩饰、不留情、不分派别，无论你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正因为此，我深深地感到，王友琴的书是深刻的，她记述的是历史，记述的是影响民众生命的，最根本的善和恶。这一点，不仅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王友琴继承的是司马迁以来中国最优良的史学传统，她还继承了近代人文主义文化中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
二
对于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深刻，作为同样思索反省这一段历史的人，我有着自己特殊的体会。这部刚刚问世的《文革受难者》，在她写作的时候，我就有幸断断续续地不断读到。我虽然从六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反叛那个社会，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反省，但是，二十多年以后，王友琴女士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于历史事实的无情揭示，一针见血提出的问题，还是多次令我羞愧，刺激我、鞭挞我，迫使我进行更多的反省和思索。
我是在九六年夏天认识王友琴的。由于我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一文，她辗转找到我，和我交谈，向我了解情况。其实，此前我就已在《联合报》上读过她的《学生打老师：一九六六年的革命》一文，对她的敏锐和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直接把红卫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进行对比的作者，由于我从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时就感到这种相同性，并且一直奇怪，如此明显的问题，何以记述文革历史的人都没有触及。所以，当时对于能读到这样的文章，并且认识作者，我自然感到非常高兴，此后我不断看到她的工作的进展。而她的工作也总是令我，以及我太太还学文惊讶、感叹和佩服。
《文革受难者》也选入了王友琴《学生打老师》一文的主要内容，她在记述那一段的历史中具体提出的这种历史对比，在这本书中作了更为充分的揭示。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对于出现红卫兵现象，王友琴在其后的研究中更一针见血地提出：本来共青团已经是维护这个专制政权在青年人中的工具，为什么在六六年要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肯定是由于某种功能，某种目的共青团已经无法完成。
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那些“老红卫兵”们，当年曾经非常明确地，引以为荣地宣言过。但是，研究文化革命史的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方面，并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为什么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共青团究竟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那些权贵子弟的要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青团没有，并且不能赤裸裸地把他们的特权写在纲领上！对此，从六四年开始，骆小海、宫小吉和宋彬彬们就非常清楚。他们同时当然也知道，这个特权和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领袖崇拜”血肉相连。他们那时开始的，甚至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断强调的“教育革命”，就正是要在教育界把他们的特权写在旗帜上，保证在制度上。
在六六年六月前后，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们，更毫不掩饰地阐述他们的这种目的。他们要通过教育革命，彻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贯彻“阶级路线”。这些人很多到今天还在得意洋洋地回忆当年的情形，张承志也仍然为红卫兵的名字出自他的建议而自豪，当时他非常明白地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
张承志所说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正是王友琴笔下的那些“受难者”，平民；并且正是这个“斗争到底”造成了其后的废除高考、红八月，红色恐怖，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幕。
为什么他们从六十年代初期后，就开始那么不遗余力地鼓吹“教育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巩固了这个集团对于民众的专制，保证了他们的接班地位，就保证了他们未来的一切。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在当时，在他们十五六岁、还在受教育的时候，他们已经尝到了“专制蜜果”，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他们。在学校，他们不仅要受教育，而且要利用特权占据所有最好的受教育的位置（不经考试进入大学、乃至名牌大学），甚至把持掌握学校的权力。他们要“取缔修正主义的黑市、土壤”（清华附中红卫兵六月以前反对校领导的口号之一），贯彻阶级路线、废除高考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一切有才华的平民子弟和他们角逐竞争优越的受教育条件的可能性。所以，文化革命具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教育革命，而凡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也都知道，这场革命中几乎所有罪恶的都是在教育革命的启动下，从他们所在的那些中学发生并且扩展蔓延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翔实、清楚地描述重现了这段历史。
在卡玛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们之所以仍然再三强调他们是为了搞教育革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来到海外的人，大约也感到了正常社会给与他们的压力，他们所曾经积极参与的文化革命是极其丑陋的，所以，他们在影片中都遮掩了自己的面目。不过无论如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和国内的张承志、卜大华们还是有了很大的区别，至少知道这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历史的光荣”了。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居然相信用“教育革命”遮掩自己的历史，为自己积极参与文化革命求得解脱能够成功。用一种罪恶说法掩饰另一种罪恶说法，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当然，对他们大约也只能如此，理屈必然词穷，然而，如果这样一来果真就淡化了文化革命的罪恶、使之摆脱了人们的探究、追问，那对我们来说就确实是悲剧了。
从共青团到红卫兵，看上去只迈出了一步，但是就是这一步，却打开了极权社会最狂热、最没有人性、最愚昧的一页。而它产生于完全在共产党统治下成长的第一代人，并且是特权阶层的子弟们，也有其必然性。
据说，当那些昔日的老红卫兵们知道王友琴在酝酿写作《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就曾奔走相告：王友琴正在积极妖魔化红卫兵呢！
我不知道是否正是这点触发了卡玛拍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文献片，不知道她是否要以此来回答“王友琴的妖魔化”，或用他们的话说所谓还历史以真面目，同时为那些老红卫兵们现身自辩提供场所。但对我来说，红卫兵根本不需要人们来妖魔化！只要打开六六年夏季中国的报纸，只要看看那充满血腥气的三论造反，只要想想腰系武装带，在操场上指挥殴打被迫劳改的校长万邦儒、韩家鳌，“狗崽子”郑光昭的张承志，只要看看《文革受难者》一书中那一长串受难者名单，红卫兵难道还要人去妖魔化吗？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敢否认，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这个最黑暗时期就是红卫兵，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怪兽之一，充满热情地跟随毛泽东创造的！
千年纵过，红卫兵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一样，罪恶难逃！
但是，或多或少具有和希特勒的青年组织类似特点的不仅是那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它的很多特点存在于那个时代中，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中，当然也存在于其后那些所谓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也就是笔者参加过的这些组织和活动中，或者说，笔者自己的身上。每一个积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的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流有这种被共产党改造过的狂热、愚昧、被异化了的人性的血液。当然，红卫兵的三个特点，虽然在造反派红卫兵中也存在，并且也是统治他们的灵魂，但是，在程度上是无法和老红卫兵们相比的。
首先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上，尽管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或个人，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这种狂热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平民子弟毕竟和统治集团没有血缘联系，他们或多或少甚至可以说是统治的对象，专制的对象。他们没有宋彬彬们到天安门城楼上见伟大领袖，利用这种光环的可能。事实上，在他们狂热的领袖崇拜底下，不仅不可能产生那种狂热和暴戾，而且潜在地存在着一种自卑和自怯。只有在离开那个社会，来到西方后，平民子弟才可能真正和骆小海、宋彬彬、卡玛们平起平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至于第二个特点，那种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的标准，时代虽然强迫给与了造反派红卫兵，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具备这种条件，严格执行根本是不可能的。
对于第三个特点，暴力倾向，在造反派红卫兵中虽然也普遍存在，并且时有暴发，但是由于他们被压迫与被侮辱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既不敢像干部子弟那样肆无忌惮，也不可能那样残暴。他们至多不过是在夹缝中找到了生存，根本没有条件走向老红卫兵所特有的那种极端。基于这种原因，在他们身上所显现的这种暴力倾向大部分存在于派系之间的“群体”武斗中，而较少针对个人的迫害。共产党社会并没有给与出身不好的人作为个体表达存在的可能。遇罗克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
然而，这却不等于说，他们是无咎的。王友琴的笔没有放过任何没有人性的事情，不仅干部子弟，很多所谓造反派的人也常常对她的记述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反感。对此，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三
这些年来，我在断断续续地阅读她不断写出的历史的时候，时有被一记重锤敲到灵魂深处的感觉。
这其中最简单的事实是，我虽然来自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经历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最主要的过程，清华附中在当代中国也出了很多“作家”，搞社会科学的人，舞文弄墨之人，但是有关清华附中文化革命中的灾难的翔实的调查、记述，却是由一位外校的人做出的，这实在令我感到惭愧。没有一位清华附中的人付出过她那样的劳动，进行过她那样的抽丝剥茧般地解析调查，更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对灾难进行过如此追思盘问。尽管王友琴的记述还有些微不确的地方，例如年级、班级误记，但是，事到如今，已经可以说，不会再有一位清华附中的人，像她那样，掌握那么多，那么准确翔实的历史材料。我相信，由于年龄、时代的原因，今后任何研究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历史的人，都必须找王友琴切磋请教，读她的书。
在王友琴关于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许多记述中，不只一段记述令我震动。例如她所记述的在向作家史铁生调查当时他们班上打人情况的时候的一段情况：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１９６６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３）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１５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１９６６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树华和其它‘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见《文革受难者》，第263页）
这一段记述一直打在我的脑海深处，它使我再次深切感到，尽管我每每想到当年曾经愚昧地跟随共产党的生活，内心就感到痛楚，一直力图在精神和知识上清除极权主义文化留给自己的痕迹，但是也还是像史铁生一样，对诸如类似的很多常识问题依然经常缺乏应有的敏感和判断。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今天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说，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沦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难道不就是在这一件一件的小事，在无处不在的各个角落里败坏它吗？难道不正是我们失去的敏感和判断，助长了它的蔓延发展吗！
我们如何能只是谴责别人！
这不是使我触动的一个偶然的例子，在王友琴笔下记述的清华附中的一位体育老师—赵晓东之死中，更引起我深深地反思。
如王友琴在调查中记述的，赵晓东是清华附中的体育老师，工作兢兢业业，在文化革命前受到学生们的普遍爱戴，但由于有所谓“历史问题”，在文化革命中一直是整肃的对象。而这样一位被老红卫兵整肃的人，在六八年初教师干部亮相站队时，他，甚至于他在我们学校初中上学的儿子“居然”站到倾向老红卫兵的一派那边，这不但令我们这些造反派不解，而且引起了对他的痛恨。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学校革委会开始整肃赵晓东。在他自杀前的斗争会上，我们这派的一位老师起来揭发，说赵晓东的儿子，用气枪威胁他。毫无疑问，对赵晓东的残酷斗争，我们这一派当时也非常积极，包括他自杀前的斗争会。但是，对于赵晓东的死，直到王友琴调查时，才使我突然对此感到惭愧和内疚。后来，我听说，王友琴关于此的文章发表后，我的一些清华附中的朋友还和她联系，企图使她删掉，或变换记述这个事件的方式。其实他们应该想到，我们不但没有抵制，而且同样是积极参与了这场“阶级斗争”。
事实上，赵晓东之死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同类的非正常性的死亡。我记得，当时，也就是他跳楼一两分钟后，我跑到了四楼他跳出去的那个窗口，向外一看，还没有看到他的身躯，而只是看到几片脑浆、血肉，就一阵剧烈的恶心，迫使我立即离开了窗口不敢再看。这种感觉使得我晚上无法吃饭，一直延续几天才消散。当时我为我自己的胆怯软弱感到羞愧，一直把这种感受隐藏在深处。但是，这一次的经验使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物伤其类”的原始本能，从此任何涉及人的伤亡事件，我自知没有能力面对，都远远地躲避。我甚至感到，我和我的后代可能都不能做医生；也可能就是因为我还保有这点原始本能，所以后来能够彻底厌恶共产党的没人性。
王友琴对历史的记述，对人生命的尊重，使我再次感到，我和我的造反派的朋友们，不只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个社会的被压迫者，也是那个社会的缔造者，并且在一定得条件下，也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下罪恶。这就是笔者从共产党的文化中觉悟出来后感受最深的一点：毛泽东和共产党毁灭的不仅是中国的山河、文化，而且毁灭了两代、甚至更多代的人的良知。
在我九六年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一文中提到的，六六年曾经受到迫害、被剃成阴阳头的同学霍秀儿，她如今在电视台工作。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说，她以及不少某些当年受到残酷迫害的我的其他同学朋友，对于王友琴的这些记述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常常持这样的态度，或者否认她当年的遭遇，或者对这一段经历保持沉默。对于这种否认和沉默我并不感到奇怪，这其实才正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悲哀。如果只是迫害和被迫害，那或许是简单的，很容易反正，问题在于从四九年开始，统治者造就了一个时代，生活在这个社会受极权主义文化教育的人，无论是迫害者还是被迫害者都失去了正常的感觉，正常的思维，几代人的人性被异化，不知正常的荣辱，甚至丧失了正常发声的能力。在历史上的文革中能够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不可理喻的残暴证明了这点，今天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继续败坏，也是它的产物。这无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的重要，《文革受难者》出版的重要。
四
然而，王友琴和她的《文革受难者》，对于我来说，还有着更多的感受。
我认为，《文革受难者》作为对文化革命的记述，作为历史，作为社会学，作为文学，都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它是最近二十年中文世界出版的最好的书籍之一。
王友琴女士是文学博士，而在《文革受难者》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社会学、历史学。但是，从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看到她的文章时，我就惊异地发现，王友琴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干净、准确的社会学、历史学方法。
出了中国国门，稍有敏锐感觉的人都知道，几十年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化，使得中国的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一切人文科学，无论就概念，还是方法来说都已经和世界无法接轨。四十年来的训练和培养，也使得这两三代社会学家没有能力像他们的前辈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学工作者那样进行科学地描述、分析和研究。有能力和有感觉的人，肯定只能采取“十年磨一剑”的办法，耐得寂寞地在那里打造；而尽管如此，出手还是经常会露出“功力不足”、“旁门左道”的痕迹。但是，王友琴的著述，出手就居然没有任何来自共产党社会的“假”“大”“空”的社会学的痕迹。她对现象的描述驾驭准确干净，并且一下子就能把握到可能得到的结论，和值得深入追究的问题。
在历史学上，余英时先生在为《文革受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上，非常准确地提到王友琴女士在那些方面继承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者治史的优良传统。对此，笔者深感余英时先生的眼力超群，眼前有景道不得，对我来说，也只能谈一点我觉得不得不说的感受。那就是如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王友琴的著述也不只是在历史学上，而且在文字上也出类拔萃。
王友琴的文章，没有任何那个社会渗透给每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语言和文风，有事说事、有问题问、有感发感。她的文字洗练、准确，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虚张声势，同样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她的文章丝毫没有那种雷锋日记式的、革命导师式的浮夸，或为社会效应刻意而作，或为彰显自己学问、社会地位而写。对此，笔者在最近一年多所参与的有关如何纪念李慎之先生的讨论中，更深切地感到这种倾向不仅在中国主流知识界，而且仍然大量地、毫无反省地存在于今天所谓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中，由此，我对王友琴的文字、文风也更加赞叹佩服。
王友琴女士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自共产党社会，却又有如此才能的大陆学者。我自己花费二十多年努力才得到的结果，王友琴女士似乎毫不费力地就具有了。我常常惊异，甚至认为这是天才，她天生具有抵御共产党文化的能力，天生就存在着一种研究和治学的能力。
五
文化革命给我们这两代人留下的是苦难、创伤、疮疤，我们留给后代的是教训，而不是辉煌。而同样，我认为，现在似乎也可以说了，红卫兵，卜大华、张承志们在文革中留下的是丑陋，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其后半生，最近二十年中，在文字上、精神思想上留下的依然是丑陋。
余英时先生在为《文革受难者》一书写的序言中，谈到中国是个健忘的民族，这点我并不相信。春秋、战国，二十五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有如此详细的记载，秉笔直书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历代中国文人不仅有记史的传统，而且有做人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被左派文人逐渐清除，被共产党文人彻底斩断动脉，但是，要想置中国文化传统、人文传统于死地，却也绝非易事。在这个废墟上所生出的王友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把那些对我们的民众犯下的罪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钉在光天化日的耻辱柱上，让死者瞑目，让有罪的人寝食不安，让后世的人能够借鉴思考，让有良知的人时刻警觉。
对于这种“思考”和“警觉”，我认为，《文革受难者》再次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人，对牺牲者、受难者，也就是“死”人如何反应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王友琴和卡玛的两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的生命是否是最重要的，并且由此产生，在每一个生命面前，是否以革命的名义、以阶级的名义所犯下的罪恶就比以种族的名义所犯下的罪恶轻，就可以原谅饶恕？草菅人命就不是罪恶？
对卡玛来说，她希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对王友琴来说，罪恶就是罪恶，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犯下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随便打死人，“打死人”、草菅人命，就是要追究，要反思。我认为现在可以说的是，在卡玛对于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至少到二零零四年，她仍然没有感到，研究文革，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受难者遭遇的“灾难”。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研究九十年代中期去世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思想的时候，曾经看到，青年时代曾经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波普，就是因为看到在一次群众运动中，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民众的生命，从而彻底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极权主义思想基础的最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但是，对于在政治上玩忽人命这样的灾难性事实，知识精英们的反应并不是都像波普那样：对于死“人”，尤其是牺牲别人，是不能容忍的；掩饰罪恶、为罪恶开脱，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牺牲，对另外某一部分知识精英来说，他们的反应是另一样，一方面，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理，为了“美好”、“乌托邦”可以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毛泽东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已经成为所谓“名言”，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牺牲他们自己，便也罢了，这些精英要牺牲的只是别人。另一方面，则或许掩饰和开脱这些灾难能够使他们心安理得地继续保持“辉煌”，或者猎取更多的利益。（当然对于邓小平这样的语言和暴行，“杀他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安定值得。”笔者永远认为，这是人世间如希特勒一样的恶魔。对笔者来说，邓小平就是和毛泽东一样的专制者、第一代共产党人，他杀人是为了政权，他的经济改革也是为了政权，并非为了文革乃至到七九年为止，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受难者”。）
上述两种不同反应是针锋相对的，它涉及到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反省他们曾经给民众、社会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还是罪恶的源泉之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早就感到，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王友琴或迟或早会引起一部分人支持、信任，另一部人按捺不住的愤恨。因为她的工作太深刻了！
在阅读《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如同王友琴女士这本书中正面记载的，如同卡玛的电影中所间接描述的，在有记载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灾难都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统治者、或者是知识分子，即所谓人类中的“精英人士”制造的。在很多罪恶中，知识分子是共谋、协从，推波助澜者，鉴于此，笔者认为，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甚至是片面的。这种说法，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不仅是自谀，而且严重地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的心态。
什么是“良心”，是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些个以“革命”为名义犯下罪恶的知识精英，也永远以为自己代表真理，自己是社会的良心。所以，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只是社会中以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一部分人的代称，不同的人对知识和思想的态度，与知识和思想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类社会中很多悲剧性的事件和历史，知识分子都深深地卷入，他们既是肇事者，也是受害者。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民众水平低，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使中国没有能够走向民主，陷入比中国封建专制还残酷的当代极权专制，而是因为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良知发生了问题。五四之后，中国走向了共产党专制，并且专制了人民五十年，六十年代初期，饿死了上千万人，文化革命迫害死上千万，不仅和毛泽东、共产党集团，而且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助纣为虐，这些知识分子天生的软骨症，甚至还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智力，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下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短视和软弱，民运阵营的混乱和水平低下，也都是和知识精英自己的素质有关，丝毫怨不得民众。
笔者认为，对这些以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他们参与社会事务时，必须同时要受到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他们应该永远既是启蒙者，也是启蒙的对象。不仅如此，笔者对波普的以下两个论断也深有同感：
第一，知识分子的傲慢，不仅过去，而且现在都是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灾难。重要的是让民众知道，“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犯错！
第二，当代某些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黑社会，他们利用舆论，互相吹捧、愚弄民众、牟名牟利，严重地搅浑了知识和精神领域中的一切，民众必须监督他们。实际上正是这些知识精英，每日每时地都在制造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最近一百年这个世界遭遇的浩劫：两次大战，希特勒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文化革命，不过是这些日常问题和灾难的积累爆发。
我不知道，或者说也不相信，人类能够在以后的历史中完全避免这类灾难。因为人类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特权、野心和物质，借着各种名义和目的，伤害其他的同类，但是我想，王友琴女士，以及《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所呕心沥血做的事情，目前在知识界所进行的争论，乃至我们早年读过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在试图避免或者减轻这些人类的灾难。
我在读《文革受难者》的时候，曾经奇怪，为什么在王友琴的笔下，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每一个遁词和谎言都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揭穿，并且其中最主要的文字、史料已经流传将近十年，还要拍出这个毫无新意的所谓文献电影？
思索再三，我更深地感到，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无需，也不可能说服卡玛和她力图为之解释的那些人。因为人的追求不同，人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看法不同。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我们也必须为社会和未来承担自己的角色、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人再陷入这种残害之中，成为受难者；现在，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专制仍然在生存，并且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还在变型，继续从各方面残害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国家，以及这个世界健全的肌体。为此，无论是为了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革命这个千年浩劫，不能忘记几千万的文革受难者。
我相信，无论怎样，今天的人，后世的人，会像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阅读《文革受难者》，从王友琴的著述中得到无数的启发和反省。
我相信，虽然一些当时受害的人，由于很多原因现在拒绝回忆，甚至掩饰当时的血腥，但是，我想陈书祥会感到安慰，刘澍华的亲友会感到安慰，因为有人记载了他们父兄的生命的冤屈，记载了他们灾难，控诉了那些残害他们的人和社会。
我为我们时代终于有了王友琴的书，《文革受难者》，为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王友琴而感到欣慰！
2004年8月20日于德国埃森初稿，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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