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胡少安、周正榮先生錄像的意義

有臺灣好友看了我對胡少安先生的推崇，留言問我：

我小時看了很多胡少安的戲，電視台經常播。維光兄可留意他唱的時候有個表情特色，就是杏眼圓睜，把眼睛張得很大。有些觀眾不喜歡。

由於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對於京劇的理解，而且涉及到兩岸文化的區別，對這四十年京劇走向的理解，乃至社會歷史問題，為此我認真得多回答了幾句。我希望就此展開的內容，不僅涉及大陸和臺灣，中華民國和共產黨中國的文化區別，而且涉及中西文化不同。一個文化人、知識分子如果感覺不到這種區別，那是不應該的。

我由於父親喜好京劇，所以我從小跟著看了很多戲。馬連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戲幾乎都看過。我當然聽不懂、看熱鬧。可是他的影響、神態印在了心裡，他的眼神和身段獨具神韻。為此我在看張學津為馬連良配像的時候非常、非常不習慣張學津的“眼”的戲。可說實在的，和其他年輕一代的大陸京劇演員比，張學津的眼神堪稱是和他們不可同日而語，是另外一個層次的。但是卻沒有馬連良的“文”、“雅”，書卷氣。

那眼神是修養而來的，是功夫，也是人的氣韻！

張學津讓樣板戲毀了，從骨子里，包括眼神——很有些油滑、革命帶來的煙火氣。張學津是一個讓人欲哭無淚的例子，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他嗓子的資本、家學都非常好，但是後天讓時代和社會毀了。一輩子的成就無法和胡少安、周正榮等前輩比。

再說胡少安的眼神。看了那些音配像，好在文革前大陸還有一兩部有馬連良主演的京劇電影，為了驗證我幼時的印象，我特意去看了多次，驗證了我的感覺不錯，為此我對那些音配像更加厭惡。而就在此時，看到周正榮和胡少安先生的錄像。我是五體投地！

兩位先生的錄像讓我深感，這兩位先生的唱念做打，到八十年代，已經可以和四大鬚生媲美！

由於喜歡李少春的《借東風》，我在YouTube上看了他兒子李寶春給他的配像，他兒子在臺灣。由於覺得不盡人意，而YouTube上恰好也有胡少安先生和周先生的借東風，為此我仔細對比了胡少安和周正榮先生的，李寶春的台步和眼神——差出幾里地。如此給他父親配像，應該羞愧才是！

京劇非常講究眼的功力，在京劇里，白眼球和黑眼球的運動配合臉上的勾彩，是一個很重要的表達方法。而京劇是寫意的，如齊如山先生強調的，凡是話劇和電影里的表演手法，在京劇中都要不得。所以京劇中的演員的“眼”，如台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馬鞭，必須表達無數內容。如此，你就知道眼睛運動的重要，而那運動難的是，不僅動而且要有氣韻，沒有相當的修養及努力，根本不可能練就出在台上能夠統御台下每一個角落的眼力、眼神。據說梅蘭芳為了練眼神曾經特意養鴿子，天天緊盯天空鴿子飛翔。

回到胡先生的眼神，這些對比讓我感到，就憑胡先生、周先生那兩隻眼，就讓大陸花費幾百萬元的“音配像”工程變成鬧劇，因為它讓懂戲的人一眼看到粗俗不堪、褻瀆京劇！李瑞環是不知還是不懂京劇是“唱念做打”，那“做打”是藝術家滲透在整個京劇中的一半內容。用一半假貨，劣質油來炒菜，不是明白地公然欺騙糊弄嗎？

花幾百萬讓外行來看熱鬧，讓內行來看如何輕薄前輩及京劇，讓公眾來看自己並不是很懂京劇，真真的笑煞人也！

自然，這也讓人看到臺灣文化的雋永及魅力！可惜今天臺灣社會，對得起周先生、胡先生等前輩努力及貢獻遺產的人越來越少！

2020.5.30

胭脂寶褶 胡少安 周金福 萬興民

胡少安先生的功力不得了，唱什麼什麼好！

以前總以為馬連良先生的圓潤、飄逸，尤其是中年後獨特的聲韻，讓後人很難學他，也很難再唱好他唱的戲。他的徒弟們，恰好都證明了這點，只有言少朋除外。（王和霖的沒聽過）。後來金福田先生讓我知道，老老實實地學，是能夠得其神韻的。再後來李少春的借東風則讓我進一步感到，功力到的人不宗馬連良先生，同樣的劇目及唱段也還是還是能夠抵擋住馬先生的魅力。果然周正榮先生的借東風一樣精彩。
大約與此同時，又聽了胡少安先生的十老安劉、借東風、趙氏孤兒……而這讓我進一步明白，功力到了的人學馬是如何學的！那嗓音和馬先生如此不同，他竟然能夠讓你細聽，處處發現有馬連良的痕跡，讓你聽了不知身在何處，卻分明又是沒有離開馬派。
可這就讓我對大陸的馬派諸弟子們就更不敢恭維了，我的感覺已經從開始覺得他們學的太差，發展到覺得，若說他們是馬派弟子、傳人，簡直是對馬連良先生的侮辱。
這問題出在哪裡，非常非常值得研究。在我看，答案要到齊如山先生那裡去找，要到基本的審美口味，以及對於時代和社會、文化與傳統京劇的關係中去找。
而這就更讓我感到，這劇《胭脂寶褶》不僅聽來過癮，而且極為珍貴！胡先生的戲不只經得起推敲、細聽，並且經得起研究！在這個意義上，胡先生和周先生這幾十劇錄像在文化史、京劇史中意義太巨大了。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胡少安 失空斬(全本)

這劇讓胡先生唱絕了！就是和四大鬚生放在一起，也難分伯仲，甚至能更顯胡先生獨到的高妙之處！

至於胡先生和李和曾先生，在對於京劇及高派的理解上，不是一個等級的，他們詮釋出來的京劇、高派也根本是兩個味兒。

胡先生唱的是京劇。他讓你覺得覺得極為平穩、灑脫、圓融，沒有任何扯著嗓子叫的感覺。李和曾唱的是“高”派，或者說派高，它成了只有高亢，且棱角分明，完全沒了京劇固有的，譚派固有的厚度及飄灑，更沒了京劇的書卷氣。

這裡要強調的是，凡是把京劇唱腔唱成見棱見角，鋒芒畢露的，無論生旦淨末丑都背離了傳統京劇的神髓。京劇和中國書法一樣，是同一個傳統源流而下的產物——藏鋒、圓潤、傳統中國人的文化氣息，一定是它的基本特色。

沒了這些特色，就可謂對京劇已經實行了革命，革命了的京劇，就一定沒有了、也不再是傳統京劇了。我們說的味兒不同，說的其實就是這一變化。

樓主傳上來的這一組胡先生的錄像，可謂是YouTube上的京劇“故宮”，劇劇神品，讓人應接不暇！

拜謝！拜謝！

現代社會及國家的悖謬——兼談共產黨為何沒有滅亡

源於基督教社會的現代國家及社會結構是一個怪胎！

因為這個現代社會所繼承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是建立在曾經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基督教及其思想基礎上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準確說它是教會式的的結構，因此這個教會國家形成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是可以感覺得到且看得見的等級制，國家對於社會及個人的關係是嚴密的控制及管理，國家機器的存在則是依賴對個人的控制及索取——收稅而存在，為此國家理所當然地如曾經的教會國家那樣，應該也必須對個人負責，維持信徒、各個群體及個人的生存。而這就造成了政教分離後，已經建立在非宗教基礎上的世俗國家，卻因為擁有教會結構的形式及其機制，而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問題及悖謬。

第一，這個世俗國家如果真的是基於自由及個人必須各自承擔自己的責任，國家不承擔過去教會的義務，那麼剩下來的就變成國家只有索取於民的功能了。此外由於社會結構依然在政治上把民牢牢地捆綁在社會的聯繫中，用稅收等在經濟上牢牢地把個人連接在國家制度上，如此，民的生存及經濟發展，民的私有制、居住權、遷徙權都自然會面臨眾多的問題、無法自主并進而產生混亂。這使得個人在任何一個國家及社會帶來的災難面前，都無法自己承擔。所以如果一些所謂自由主義的國家，運用了這個國家及社會的機器卻不去負責任，不去付出於民，以及積極地管理調節，那麼因為它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有越來越多的左傾的，要求社會及國家對個人承擔更多義務的人及團體出來，就會有要求所謂社會主義的傾向，以及應運而生的利用這些訴求，要求獲取權力的群體及個人。

就對韓國瑜及臺灣大選問題的看法再答網友

有人在我有關大陸文化大革命及現狀的文章後再次問我，為何支持韓國瑜，對選敗的韓國瑜如何看，對臺灣大選的結果如何看。為此作答如下：

1.臺灣民進黨帶來的文化，最典型的如大港開唱，簡直和大陸紅衛兵文化如出一轍。所以認真地對民進黨和共產黨的各自源頭以及其後的發展做一對比研究，可謂是一個十分有價值的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思想文化問題的研究題目。

我之所以支持韓粉及韓國瑜也正是因為感到：一月十一號的臺灣選舉是“文化”與“政治”的對抗，是“傳統文化”還是“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黨國化”的對抗。不幸，一如五四後在很多國家及社會曾經發生過的，臺灣選擇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

這我當然理解，因為一個巨大的威脅在對岸，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專制對專制，要比軟性的文化及自由對抗對岸更讓一些民眾放心。但是黨國機器的操控，媒體及媒體人的惡質，卻是讓人擔心。它已經為臺灣的未來投下巨大的陰影及變數。

2.對於有人在此問到我對韓國瑜修養及教養的看法，他是不是個草包。我認為，時過兩年，還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是別有用心，就是鬼迷心竅。

看看韓國瑜及韓粉們在競選中的言行，對人的尊重，看看其所謂敗選後的氣度，如果這不是文化教養，難道“大港開唱”乃至“博鰲”是有文化？

在我來看，韓國瑜有才能和才氣，但是是個草莽英雄，這不是他的原因，而是因為臺灣的大學及社會的文化空氣所致。有教養的人，有研究能力的人在一個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是無法發揮更大影響的。而正是這樣性質的一個環境，導致韓國瑜的知識框架是建立在一種極為平庸的知識基礎上。他的談吐用字基本上都是一般性的通俗文化。正是由於他是在缺乏良師益友的環境中長大的，所以才竟然會有到大陸大學去進修的想法，才會成為今天的草莽英雄。

然而，韓國瑜對於大陸問題的把握，我是從頭到尾地密切注意了的。因為我不是為了黨同伐異而支持他，所以我始終注意他是否會在根本性的地方出問題，而不要讓我自己蒙蔽自己。但是他“居然”一切拿捏得“恰到好處”——為此我鄭重地告訴問我的網友：

這就是“才能”所致！

沒才能的人靠陰謀，靠權勢、財勢，靠造謠和放肆！

有才能的人靠自己的認知和品質！

人生在世，並非只以一時勝敗論英雄！

3.在此我也要對於所謂大陸異議人士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民進黨，談點看法：

我不但很不以為然！而且感到羞恥！！

對於這方面，除了以前我曾經說過的，我認為臺灣自己內部的對抗的性質是黨國化、意識形態化，還是繼續多元的民主化——我絕對不支持黨國化外，我還進一步認為，並且要強調：

任何想要把臺灣的存在及民眾當作“反共橋頭堡”，“反共刺刀”的做法，都是居心不良！我認為，直接暴露在共產黨炮口下的地區，最好的政治政策是讓共產黨炮口指向遠方。

至於異議人士，我必須要說，有權利要求自己直接對抗共產黨，絕對沒有權利把別的人推到第一線，更不能夠到直接在共產黨炮口下的人那裡去謀利。

不幸的是，異議人士們大都是利用臺灣的島內政治，到臺灣來謀利。

我可以說這話而問心無愧，因為“反共是做人的底線”是我提出的，並且我從一九六九年，覺悟並且反叛出共產黨社會開始，一生沒有說過共產黨一句好話。那些到臺灣謀利的所謂異議人士，沒有資格跟我談這個問題！

2020.5.17

就當代極權主義問題及我的研究簡答網友

五月十六號，我就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六通知發表了一點想法，其中主要談到反文化傳統、反智的來源及五十多年後的荒誕現狀，特別提出“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

果不其然，一位對此有看法的網友一連留了兩個帶有繼續反傳統、依然有文化革命傾向的帖，其中主要看法如下：

“紅色極權能在中國土地上扎根背後沒有文化土壤？那為什麼紅色極權在其誕生的文化土壤卻沒法扎根？……”

對此，我雖然做了回答，告訴他，他問的所有這些問題，在我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中都已經論述過，如果不去看，或者看不進去，那我就沒辦法了。儘管如此，我也借這個機會再次簡略地描述了我的思想及探究的經歷及工作。

我常說，我的思想歷程，我關於極權主義探究的歷程，幾乎可說是教科書式的，線條非常清楚，問題也非常明確，不僅典型而且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我以降的幾代人是極權主義社會文化的產物，而我作為一個高中生，在很短的時間——兩三年就從極權主義社會中徹底地反叛出來，這說明反叛不難，不需要多麼高深的文化思想，只需要基本的清楚一致的質疑能力和良知。而這就驗證了阿隆那句話。一個不能夠走出來的人，堅持與此的人，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道德有問題——沒有二者都沒問題的。

但是，與這個反叛時間成為對比的是重新塑造自己的方法、語言、知識框架，尤其是知識素養，我卻花了幾乎二十年。為了徹底抹掉極權主義社會加給我的顏色和背景，我自學及在大學研究所學習了數學、外語、理論物理，重新背誦了幾百首詩詞散文，以及閱讀了大量的哲學、文學、歷史，乃至音樂、繪畫，來重新塑造自己。所以我的方法和語言都有著清楚的經驗主義——啟蒙思想家的特色。這就是有些網友不習慣於我的語言風格的原因，因為一位自由主義學者要求的是語言清晰、明確，概念及語言言之有物，不能夠有昏話，如剝洋蔥，層層分明，針針見血。自然他可以不選具體對撞的方向，而更多地偏於抽象或泛泛敘述解析，但是當代，即便對撞，非常具體地言之鑿鑿地解析，還是不能夠讓《一九八四》中所說的真理部文化——黨文化有所震動。所以為了事半功倍，我還是採取對撞、直接、具體、客觀的

沒有文化傳統、文化之痛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

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

被一位網友提醒今天是516。1966年的這一天正式開啟文化大革命。這讓我想到，大陸人文化的感覺是從五四開始失去的，文革不過是爆發。我們這代人以降是沒有文化感覺的人，非常具體地體現了何為徹底意識形態化。對此我體會很深，這幾代人既缺乏基本的傳統文化修養以及隨之而有血肉相連的愛，更沒有那種失去了之後的痛！說白了，他們的心神是被一種世俗宗教——“政治”統治。這當然包括異議人士，他們基本上都不是因為文化，而是因為偶然的政治原因跌入異議的。

異議人士是一群沒有文化靈魂的人。你從沒有看到過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后對文化的痛與愛，從六六年的“516”到八十年代末期的“河殤”，一切都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口號。如今，這尤其反映在一部分異議人士及海外的華人所鼓譟的基督教及其文化上。它們根本不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種黨文化陰影下，貼了基督教標籤的意識形態。這種東西讓西方人感到十分陌生，乃至驚訝。這些人及他們所製造的現象和時下的西方社會格格不入。如果套用這類人愛聽的比喻：，把西方尊為馬，而中國是驢，那麼用我的話說，他們則是騾子——一個短暫的，借了西方物質力量出生的、沒有生育能力的動物。或者具體說，在意識形態的試管中雜種生出來的動物，是不具有“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動物。我所說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指的是植根於生活方式中、自然生出的傳統文化。它和植根於政治中，觀念口號中的文化、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有著根本的區別。這樣的一群被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一群人，在我看來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沒有血肉的、人的基本感情，被非黑即白的政治徹底統帥的動物。

最髒最累的思想研究工作 ——疫情困居雜感（致友人）

這疫情讓全世界停擺，讓現在的生活變成一週一周地過去！

轉眼德國宣佈非常時期已經兩個月了，但還是無法恢復正常，威脅依然十分嚴重。

本週我們俱樂部通知，體育館是否及如何開還要等通知。我們州增長的數字還是幾乎每天二百多，這合到每個城市大約十來人，也真的是如此。本週埃森增加了二十多人。

昨天早上去超市買東西，看到人開始多了，不過進商店的德國人已經都帶上口罩。雖然如此，回到家想想外出購買，還是後怕，因為有篇文章說，他舅舅只是出去一次，回來感染就死了。這人生真的是灰色的……！

我們此次上的貨夠吃兩三個星期的，可又不是兩三週後就正常了，還是看不到，也沒有未來。

因為疫情，也因為我的研究計劃——世俗宗教問題，我在家繼續讀書、做筆記，當然也是在梳理思路和概念。我戲稱：現在做的是最髒、最吃力不討好的活兒。因為弗格林這類所謂思想家，自己也沒想清楚、一盆糨子，還出來攪和得浪很大。由於中國文壇和知識界這樣的人更多，他們既經發現鄰國有這些昏話連天的人就更是如獲至寶、很短時間就能夠以訛傳訛，弄得天下黯兮慘悴、風悲日曛，以至於誰都不得不面對它。

我最初，即二〇〇〇年接觸到弗格林的時候，是因為極權主義問題，他提出了政治化宗教以及世俗宗教問題。這類人，你要說清它，就要先把他撮出來、分出條理，然後講清楚為什麼它臭、它渾；它的來源在哪裡，臭在那裡，他沒講清楚的地方，為什麼、以及他本來是否就不清楚。這好像是清理一個池塘、一個糞坑，它渾著來，你卻不能。啟蒙以來的科學思想家幹的都是這類髒活。

關於五四百年及其紀念問題我所寫的討論文章索引

網上開始陸續有年輕朋友關注到我去年對於五四百年及其紀念等問題的質疑及討論，為此關於去年的幾篇文章，在此簡單做一個索引介紹。

經過二十年的重新構造方法和認識論基礎及知識框架，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外第一次更多地看到林毓生等四九年後在海外受教育的華人學者對於五四等當代中國思想問題的看法，覺得不盡人意，但是我也深知，一個生活在封閉社會，在真理部規定的知識及教育範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雖然我徹底地反叛出那個社會，但是在知識及研究範圍內和他們平起平坐地對話應該是十年以後的事情。此後我自己也的確是一步一個腳印地沿著這個方向走，但是還是沒想到，因為專注於極權主義研究，居然經過了二十年，去年才因為五四百年而開始較為系統地清理這些認識，進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