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號，我就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六通知發表了一點想法，其中主要談到反文化傳統、反智的來源及五十多年後的荒誕現狀，特別提出“沒有文化傳統的人，是極為可憐的人”！
果不其然，一位對此有看法的網友一連留了兩個帶有繼續反傳統、依然有文化革命傾向的帖，其中主要看法如下：
“紅色極權能在中國土地上扎根背後沒有文化土壤？那為什麼紅色極權在其誕生的文化土壤卻沒法扎根？……”
對此，我雖然做了回答，告訴他，他問的所有這些問題，在我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中都已經論述過，如果不去看，或者看不進去，那我就沒辦法了。儘管如此，我也借這個機會再次簡略地描述了我的思想及探究的經歷及工作。
我常說，我的思想歷程，我關於極權主義探究的歷程，幾乎可說是教科書式的，線條非常清楚，問題也非常明確，不僅典型而且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我以降的幾代人是極權主義社會文化的產物，而我作為一個高中生，在很短的時間——兩三年就從極權主義社會中徹底地反叛出來，這說明反叛不難，不需要多麼高深的文化思想，只需要基本的清楚一致的質疑能力和良知。而這就驗證了阿隆那句話。一個不能夠走出來的人，堅持與此的人，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道德有問題——沒有二者都沒問題的。
但是，與這個反叛時間成為對比的是重新塑造自己的方法、語言、知識框架，尤其是知識素養，我卻花了幾乎二十年。為了徹底抹掉極權主義社會加給我的顏色和背景，我自學及在大學研究所學習了數學、外語、理論物理，重新背誦了幾百首詩詞散文，以及閱讀了大量的哲學、文學、歷史，乃至音樂、繪畫，來重新塑造自己。所以我的方法和語言都有著清楚的經驗主義——啟蒙思想家的特色。這就是有些網友不習慣於我的語言風格的原因，因為一位自由主義學者要求的是語言清晰、明確，概念及語言言之有物，不能夠有昏話，如剝洋蔥，層層分明，針針見血。自然他可以不選具體對撞的方向，而更多地偏於抽象或泛泛敘述解析，但是當代，即便對撞，非常具體地言之鑿鑿地解析，還是不能夠讓《一九八四》中所說的真理部文化——黨文化有所震動。所以為了事半功倍，我還是採取對撞、直接、具體、客觀的
方法。其實就是在一般社會，我所師承的羅素、波普，以及德國的阿爾伯特都是如此。他們所在的社會及所謂知識圈子都覺得他們刺目。羅素曾經被美國的一些團體要求拒絕他入境，撤銷對他擔任教授的聘任。愛因斯坦也經歷過這類反對。而就是在中國，洪謙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和馮友蘭就形而上學問題的討論，甚至比我還要更直接、尖銳。這是這一思想學派，古希臘哲學思想繼承者的所要求的特點，所以才會有“吾愛吾師，吾更愛智慧與真理”這一古希臘名句。
我逐漸真正地、扎實地進入極權主義研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準確說是到了德國後開始關注到意識形態問題，然後由此進入極權主義問題。本來我以為這是一個問題，極權主義思想概念問題，但是沒有想到它為我展開了一個極為豐富、清晰的涉及思想史和文化史探索的，一個更為廣闊的框架。最後竟然導致我在一些文化、歷史問題上有所突破，在堅實的認識論基礎上，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而這個過程算來已經三十年，加上反叛總共五十年，所以我在一九年寫了一系列的反叛五十年總結的文字，至今還沒有完全寫完，它還差兩篇，一篇是關於世俗宗教研究問題下部，一篇是關於我自己的文化感覺的變化的，“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
關於極權主義研究引導我做出的工作大約可分為以下幾部分：
一．關於極權主義的概念及歷史現象。這部分涉及極權主義概念是如何出現的，如何發展變化，它的內容是什麼，有哪些修正及變化；相應應用它的歷史現象是那些，在應用到這些歷史現象的時候出現哪些問題，又是如何解釋及修正的。這其中包括不同專制概念的對比，為何它主要研究的對象是歐洲、西方和當代，又為何它也適用於對中國二十年代以後問題的分析和描述。
二．極權主義現象是歷史性的產物，因此這個研究直接導致我對於歐洲思想史，近代思想史的進一步探究，它促使並且深化了我對於什麼是古希臘意義上的哲學、什麼是啟蒙、什麼是意識形態的探究。為此在最近十年，極權主義研究使得我重新回到六九年進入的很多哲學問題，而重新回到基本的科學哲學、經驗主義思想問題。對此，尤其是關於認識論問題，我也有一些直接地專門地論述這些問題的文章。
三．當代極權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現象，而且可說是人類社會變化中的一種極為變態的文化社會現象，讓我孰料不及的是，我的極權主義研究自然而然地引导我進入對於根本的文化問題的關注，最後引導我進入了更為廣闊的視野——極權主義是一種世俗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獨特產物，在西方進行全球化時的另外一種輸出。在介紹西方對此的研究及論述時，我提出了：
1．後基督教社會問題，認為當代還不是建立在普世價值上的現代社會，即這個世界及社會的結構不是普世價值前提下的產物，而是基督教社會遺留的舊框架。這個基礎結構不變，就會有產生極權主義的土壤，就一定會不斷滋生出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
2．為此，多黨制及憲政制不是民主的產物，而是民主的陷阱。過去百年來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經驗告訴了我們這兩點教訓。
3．國家及社會不是過去認為的，線性地，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由社會契約論演化成為更為複雜的各種社會結構，而是由人對於生存的認識的形而上學前提下演化出來的一系列的規範，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說基本性質上是文化的產物。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國家及社會結構形式。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活、生存方式，有各自不同的問題，不同文化不可比，也不可通約。
未來社會的發展，人類會如何，都必須面對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
所有上述這些問題，截止到目前為止，關於純理論的工作，我大約已經寫作了六十萬字以上，關於涉及到歷史及具體的政治社會問題的文字大約一百萬字以上。
對此，對於初學者有兩篇最為基本的文字可看：
1. 重谈认识论、启蒙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
2. “後基督教社會論”：解析極權主義與當代歷史的鑰匙：
稍微展開一些則去年關於五四的五篇文字會更具體詳盡一些：
關於五四百年及其紀念問題的討論索引
極權主義問題是西方產生的問題，也是西方學界主要關心的問題。可以肯定地說，百年來沒有一位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專家是由於專注於中國問題而有所成就、有所推進的。他們大多數人甚至根本沒有關心過中國問題。而近年來的關注，則是因為他們把中國共產黨養大，並且和現代社會機體的主幹有了聯繫。即便如此，中國的惡性影響，不是因為它是中國，而是因為它是共產黨！
至於研究方法，事實上，所有上個世紀對於共產黨的研究方法及其結果都適用於中國共產黨，不知道的人，是因為無知！而不是因為有了新事物不能再使用這些方法而忽視了這些方法及成果。
試圖和我談論共產黨問題的人，首先應該檢視一下你們自己已經了解掌握了多少研究共產黨問題的文獻和資料，甚至問問自己，你知道有哪些專家，那些文獻，研究了哪些問題，還有哪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釋或解決嗎？如果你不知道，請你去補課！
最後我要說的是，共產黨問題不只是顯學問題，也是學術問題、深刻的思想文化問題！對此，我可以引以自慰的是，在華人界，我是很少的，能把顯學問題做成學術及學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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