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逐渐形成了几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几个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划分如下:
一.青年体改委派:这一批人以六六年前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走向未来丛书》是他们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工具。他们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青年体改委派的主要成员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
二.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
三.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这批人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他们是六六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他们以办函授大学筹集资金,进而用这些钱出版丛书,建立研究所,办报纸等。他们以各种文化、思想活动甚至经济手段为他们影响和进入政治权力集团作准备。到八九年为止,由于有第一派人的存在,这批人基本上未能有效地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但是,由于他们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自己的刊物,八十年代末期通过宣传新权威主义,他们的影响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学术上,这批人没有明确的关注,和前述及第四派知识分子一样,一切只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
四.华夏丛书派:这是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一样,这派知识分子也没有明确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目的,其主要任务是在为邓朴方服务的同时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获取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主旨。他们的出版物从《青年社交手册》,《女性生活指南》到各种文化学术著作,种类繁多并无一定之规。在北京,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后台,吸引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合作。
五.文化丛书派:这是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批文化革命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以翻译介绍为主,后来也有些著述。和上述四派不同,这些人试图以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们离共产党权力集团很远,介入共产党的权力政治难以成为他们的直接动机。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文化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东,西方思想及传统问题。
六.启蒙派:由于启蒙一词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褒意词,因此几乎上述各派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作的是启蒙工作,本文启蒙二字严格限定在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这派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代表,存在于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及几个大学等研究机构。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反叛性,因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也很难得到海外的支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需要自己在隔绝中摸索发展,但这一派却的确存在于北京各界中,并且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上述各派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中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是很不同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将着重介绍文化丛书派的形成,变化及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化丛书派的介绍使人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